《宦海升沉錄》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一名 《袁世凱》。黃小配著，二十二回。宣統元年 (1909)香港實報館排印本，標“新小說”，首作者之兄黃伯耀序。

《宦海升沉錄》一名《袁世凱》，可以看作是袁世凱的列傳。但此書寫于1909年，敘事的下限為袁世凱受鐵良排陷去職，終老園林，誓不復出; 黃小配本人于1912年死于陳炯明之手，更未能看到袁世凱的 “大團圓”，因而他在瞬息萬變的歷史大動蕩的關頭所作的觀察和思考，必然會有偏頗和混亂的一面。同時，作者對于袁氏的家世也缺乏更多的了解，許多敘述與史實不合，也不可能大段鋪敘他發跡前的遺聞軼事; 袁世凱在小說中，一開始就是以政界人物的身份登場的。

從總體上講，《宦海升沉錄》企圖通過袁世凱一身之升沉，以反觀風潮之變幻，“于描寫人情世故之外，隱寓國勢盛衰之感情”?！痘潞３薄贩怖性疲?“書中有三大事，應詳而從略者，如中東之戰役、白蓮教之排外及狗黨之播弄改革，皆不過略記其大概以為引子。因此三大事已各有專書，且是書主腦不在夫此，故從略焉?！庇腥さ氖?，《宦海潮》從略的三大事，在《宦海升沉錄》 中都有較詳的描寫，因為它們都與小說的 “主腦”有密切的關系。在小說中，袁世凱被寫成一個敢于正眼看世界大勢的人物，他反對守舊派大臣盲目自大的排外傾向，當面駁斥 “不知外情天花龍鳳” 的大臣要“大起王師，伸張撻伐”、“要把利害給外人看”的大話道： “現在世界情勢，要把利害給外人看，總是不容易的。” 他堅決反對迷信法術要把外人殺個片甲不留的做法，說：“自古斷無崇尚邪術能治國家的。今團黨自稱能憑法術，使刀槍不能傷，槍炮不能損，只能瞞得三歲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們借扶清滅洋之名，專一殘害外人，實在有違公法，破壞國際，又復大傷人道，將來各國必要興師問罪。試問己國能否對敵各國否呢?若不及早見機，必貽后來大禍。”但袁世凱又不是一個毫無作為的人。他身為駐韓代表，“自從日清兩國開了仗，已把日本軍情，凡自己探得的，已統通電知李相”，所以李鴻章在反省甲午戰爭的責任時道： “自年前軍興以來，沒一個不誤事的，惟那姓袁的報告軍情，沒一點差錯?！痹诟訃冎?，作為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將省內團黨，殺個不留。及端王矯詔與各國宣戰，袁世凱默念此事關系安危，遂分電各省督撫，“力言各國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殘殺”，促成東南督撫同盟，與各領事訂約，聲明東南各省照公法盡力保護洋人，各國亦不得攻擊東南各省，以致日后太后想起 “若當時政府里頭聽袁世凱之言，斷不致有今日之禍”。

不過，《宦海升沉錄》敘寫的重點不是外務，而是內治。既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世界的大勢，認識到單憑肆應于列強之間的外交活動，已難于挽回已頹之國勢，那么，希望就在于謀求自身的改革。按說，三大事中的戊戌變法，理應受到充分的重視。但是，由于個人的與黨派的偏見，黃小配對于康有為的變法采取了全盤否定乃至丑化的態度。他將變法的動機說成是“欲升官而未得志”的人以圖升遷的手段，又貶低康有為之上書，“統不過是說筑鐵路、開礦產、設郵政、廢科舉、興學堂、裁冗員這些話頭，本是平常之極?！边@顯然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在否定了 “狗黨”之播弄改革以后，小說又以正筆寫袁世凱之力行新政，不過沒有將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它沒有提到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決行新政的諭旨，更沒有意識到這時候的新政，實際上就是戊戌變法的翻版。只是在敘及清俄聯盟時提到，俄人 “又說這會欲助中國自強，又說要扶中國什么維新，種種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頭，神魂顛倒”，談的就是這件事。又第十七回寫慶王召見袁世凱，道： “明天在政務處會議新政，因日前足下在任上奏陳組織立憲應辦事件，力主先建內閣，明天會議，就為此事”，則新政已將立憲提到日程上來了。小說寫袁世凱之辦理新政，“不特安逸之所不敢圖，即毀譽亦不敢計”，如在政務會議上，倡言“方今朝廷有鑒于世界大勢，茍非立憲，不足以息內亂而圖自強”，主張 “欲行立憲，先建內閣為本，然后分建上下議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勞而治”。袁世凱的主張，受到了滿清特權集團的強烈反對，醇王詰問道：“我國開基二百余年，許多宗室人員，承繼先勛，得個襲蔭，未必便無人才，斷不把政體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凱道：“政黨既立，自然因才而選，斷不能因親而用。若云立憲，又欲使宗室人員盤踞權要，不特與朝旨滿漢平等之說不符，且既云立憲，亦無此理?！贝纪跖溃?“什么政黨?你也要做黨人?我偏不愿聞那個黨字。你說沒有此理，我偏說有的，看我這話驗不驗。你不過要奪我的宗室政權罷了，我偏不著你的道兒!”立欲拔槍攀擊。政治體制的改革就這樣同個人的特權發生了沖突。并與民族矛盾糾纏到了一起。小說最后通過袁世凱的被斥，大嘆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從而歸結到： “方今種族昌明，民情可見矣。藉非國民主動，必不足以實行立憲; 茍欲得將來之建設，舍現在之破壞，無他道焉?！薄痘潞３薄贰ⅰ痘潞Ｉ龄洝肪瓦@樣從外交內治兩個方面，寫了兩個對世界大勢有較清醒認識的人物被頑固腐敗的滿清特權集團所屈殺、所驅逐的命運，來證明現實政治已不可為，唯有排滿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作為一個革命派小說家，黃小配以這種眼光來作清議之 《春秋》，編個人之 《綱鑒》，無疑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但是，透過小說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嚴峻事實，我們就會發現，用于袁世凱的筆法不少是取舍抑揚失當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對于甲午戰爭的失敗，袁世凱是要負相當責任的。作為駐韓代表，袁世凱事先對于日本的陰謀毫無覺察，光緒二十年 (1894) 五月初一日，日本署使杉村往晤袁世凱，袁竟謂“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倍逄旌笕哲娂撮_赴朝鮮，袁世凱之麻痹輕敵，貽誤了戰機。及形勢惡化，袁世凱大懼，于六月初三日電李鴻章，言日決無和意，“凱在此無辦法，徒困辱，擬赴津面稟詳情，估籌和戰”，最后竟以重病為名，在大戰暴發前倉皇逃跑回國，而小說卻說袁世凱在日清開戰后，把日本軍情統通電知李相，只是被張佩綸私自涂改電文，方誤大事，此純屬無中生有，為袁開脫。又如戊戌變政，明明是譚嗣同只身往說袁世凱勤王，并將皇帝的密詔付袁，“以文忠 (指榮祿) 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并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世凱出首，政變作，維新運動失敗。而小說卻道是康無謂(有為)頻頻催促袁世凱發兵圍頤和園，拿密詔給袁看，只露出上半截“善保朕躬” 四字，袁世凱識破康之褐心，方才發告榮祿，這更是為袁洗刷告密之名。再如康子國變中，袁世凱不贊成盲目排外，表現了一定的政治遠見，但他于拳民殘酷鎮壓，“屠民”之惡名，“流傳幾遍中外”，而小說卻以贊揚的口氣說：“可嘆朝臣容左道，全憑疆吏剿邪魔”。再如小說寫袁世凱于光緒歿后，奉太后之旨，扶立溥儀入嗣有功，而事實是太后臨危，召張之洞夜半定策，“之洞于監國密商處置世凱事，累日不決”，卒罷袁氏。在許多細節上，小說也往往憑空杜撰，如“不學有術”的袁世凱，竟然在翁同龢面前自稱要撰一部《滿州史》，更是無稽之談。總之，《宦海升沉錄》所敘袁世凱歷史，虛多實少，已非信史。

如果說以上諸事尚與小說之“主腦”不相牴牾，那么，以下幾件以濃墨重彩敘寫的大事，就不能不說與小說的基本傾向大有關礙了：

第一，關于拒俄義勇隊派代表返國向袁世凱請愿事。馮自由 《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鈕永建名下云：“癸卯夏東渡，與葉瀾、秦毓鎏等發起拒俄義勇隊，被舉赴天津謁袁世凱請愿出兵拒俄，為袁拒絕?！毙≌f卻說袁世凱以學生代表“讀書外洋還不忘中國”，甚為欽敬，“不特不加罪他，還與他一力周旋，以殊禮相待”，再三聲明 “國家斷無聯俄之事”，懇切接受學生代表 “力圖自強，勿以與強國聯盟為可靠”的意見。小說表現了袁世凱對于后生青年的關心，勉勵他們“奮力前途，學業有成，好歸救國”，還虛心向代表詢問東洋軍政，領他們往看北洋新軍，致二位代表誠惶誠恐，感激不置。

第二，關于對待革命黨的態度。歷史上的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為防止青年學生昌言革命，‘惑亂人心’，他頒布了集會章程，規定學生集會超過十五人者，必須于三日前稟明地方官。定出賞格，嚴飭查拿革命黨人，獲得黨首一人者，賞給千金，并奏請獎勵; 獲得脅從一名者，賞給五百金。派人在總督門首隱匿之處秘密拍攝生人照片，以便稽查黨人。向慈禧密陳遏止 ‘亂萌’大計，請求嚴懲國事犯，派人游說華僑，使之內向，限制學生出洋，申明國家主義，不受革命黨人影響。并將所獲黨人消息隨時密電外省市，通知緝拿?！毙≌f卻寫袁世凱擒獲前來暗殺的虛無黨人賈炳仁，獨自訊問： 賈炳仁直供不諱。袁世凱聽了，笑道：“你不知東京拒俄義勇隊舉代表來見我么?我那有主張聯俄這等下策!我初只道你是有點見地的人，不想道路傳言，就信以為真，致自輕生命，冒險來干這等事?！痹绖P感佩賈炳仁的志氣和膽量，不僅不發具嚴訊，株連同黨，反要將其悄悄省釋回去：

賈炳仁這時，覺袁世凱此話，真是開誠布公，料他真別有深意，這樣如何好負他? 因此直說道：“我被拿時，本不望有再生之日，惟若得邀大人高量，俾得重生，這點私恩，卻不能不忘;惟我宗旨不能改變，只自悔學問未優，作事不密，既已被捕，又靠省釋于人，此后惟有埋名隱姓，老守田園，不復問天下事罷了。若感私情而變初心，慕勢利而受驅策，是某所不能為也?！?袁世凱道： “古人說得好，道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又道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強。足下此言，實如披肝瀝膽，令人敬佩。但是下言不愿受人驅策，難道本部堂除了足下，就沒人使住不成? 總而言之，本部堂之意，務欲成全足下，萬勿以他意生疑才好。” 賈炳仁道： “大人之言，亦是實話。惟欲成全于我，敢問大人所以成全之道。莫不是聽某一言，有感于心，故改念為國民造福，以成某之志乎? 抑以某此來，甘蹈白刃，為聶政荊卿之所為，今已被擒，故欲先殺我首，使吾如荊卿一般傳之后世，因此成名乎? 若是不然，有何成全之法，務請大人明示?！?袁世凱笑道： “足下所言皆非也。本部堂所處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目下與足下宗旨不同;若謂必殺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萬無此成全之法。昔張良矢志與韓報仇，終輕舉妄動，而無濟于事。本部堂雖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究與昔日張良相仿佛，故所謂成全足下者，亦如黃石公之成全張良而已。本部堂雖無張良之才，但足下既懷救國大志，惟以血氣用事，象東家郭解一流，究是沒用的，是以本部堂決意將足下省釋。此后望足下奮力于國家，仍須光明正大，若區區求刺刃于個人，事本無補，且足下縱輕一死，試問足下有若干頭顱，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 若小用其才，自輕其命，此匹夫匹婦之氣，若有志國家者可不必為，足下以為然否?” 賈炳仁道： “大人既國士相許，那敢不勉? 總而言之，大人行大人之志，某亦將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說?！痹绖P聽罷大喜。

小說還寫段芝貴以形跡可疑拘拿黨人張惠等二十人，袁世凱責備道：“人言不足成讞，若只從形跡上求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獄，事關人命，你們總要謹慎些。若一心一意要當他是革黨，然后用刑求他，實在大誤，你們慎勿存一點僥幸功勞的心。況使確是黨人，亦不必株連太過?！痹邳S小配筆下，袁世凱竟成了一個開明通達、寬容大度的人物。

總之，《宦海升沉錄》之寫袁世凱，不是提供更多的細節和遺聞軼事來補正史之不足，而是在眾多的歷史事實中，更為大膽甚至主觀地進行取舍抑揚乃至虛構，來達到“言志”的目的。當然，不應該否認作者藝術虛構的權利，但是，如果擺脫所謂“藝術真實”的拘縛，我們就可以感到一種可悲的危機的存在。小說在塑造一個同歷史真實完全相悖的深明大義、同情革命的袁世凱形象的同時，十分傳神地反映了革命黨人對于袁世凱的幻想。革黨張惠、褟重光見袁世凱“有偌大兵權，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號令起來，沒有不從的”，想向袁世凱運動，“欲行宋太祖黃袍加身的故事”; 歐洲的留學生索性致書袁世凱，以“位高招尤”相聳動，謂： “為足下計，與其跼蹐待罪，不如奮起求全，復故國之河山，造同胞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憶昔法倡革命，實啟民權;美苦煩苛，乃倡獨立，造世英雄，華拏未遠，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世英雄待足下也。”盡管作者批評這種舉動之無謂，指出： “不知袁世凱固是無此思想，且他向做專制官吏，但是獨立得來，終不脫專制政治，于國民斷無幸福?！钡诟星樯?、在藝術形象的內在魅力上，小說還是萬分傾心于袁氏，并為這一“造世英雄”的最終被斥而深深惋惜的。革命派以排滿而否定立憲，倡破壞而輕視建設，狹隘的民族情緒，模糊了革命黨人的視線，使他們對于漢族軍閥袁世凱抱有極為幼稚的幻想，由此看來，辛亥革命之后革命黨人輕易地把政權拱手讓給了袁世凱，確實可以在其自身找到內因。蓋棺方能論定，在黃小配是不能看到袁世凱日后之倒行逆施的罪惡表演了，但通過小說所精確地刻畫出來的革命黨人的微妙心態，已經預示了歷史的某種必然性，這也許是《宦海升沉錄》 的歷史價值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