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余，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舶載醇酎一甔，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為圣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坐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于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于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酗禍。是以圣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酗禍所化，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有窟室而耽飲，終奔于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內，卒敗于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卒為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酆舒之僇，過此吾不為也，又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酗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于心，得不為慶封乎？鄭伯乎？欒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于人。

——《皮子文藪》

中國文化中有所謂“茶文化”“食文化”等說法，還有個“酒文化”，因為在中國文人心里，酒的分量委實沉重，在其中積淀了許多政治的、倫理道德的等等內容。古往今來，因之而得禍者大有人在，當然因而得福的也不乏其人。中國歷史上以曠達而聞名的狂士似乎都離不開酒。酒可避世，可借以發泄，可創造許多不與當政者合作的借口。“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陶淵明《飲酒》句)。然而在傳統的封建社會又有誰是真曠達呢？稍有不慎就有斷頭之虞，喝酒也必須小心翼翼。所以，皮日休一本正經地寫了這篇酒箴。箴，規勸也。

說他一本正經，因為無論是所謂箴，還是所謂序文，都貌似以圣人之訓為法。在序文里，他明明白白地列舉了因酒得禍的古人，看來他很清楚“皮子性嗜酒”且“中性不能自節”方“因箴以自符”。多么一本正經的悔過君子。

然而透過這表層，我們便可看到皮日休那副憤世疾俗，不滿現實的真面目了。

他先為自己創造了一個自由自在的“醉士”、“醉民”的形象，實際就是一個不滿現實的不合作者的形象。本性既如此，又何必作箴以“自符”呢？原來是“懼為酆舒之僇”，因為“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看來“耽飲”亦能招致殺身之禍呀！這是又一層。

然而，我們須知道，皮日休是寫過《鹿門隱書》那樣一針見血的戰斗檄文的斗士呀，豈是如此明哲保身之輩，其中定另有他意。

“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一句為我們透露了一點消息，如果再想下去，便剩下一腔的憤怒了。皮子心里定在大罵：什么世道，連喝酒都不許。這樣文章就含蓄地揭露了現實的黑暗和自己對現實的不滿，這大概應是作者的本意，是文章的深層了。

如果真是這樣，作者的“罵人”水平可謂高妙，隱隱約約寫來，不留一絲痕跡，但分明又能感到咄咄的氣勢和刺人的鋒芒。這含蓄的寫法，不能不令人嘆服。

看來酒的分量委實地不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