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徐渭

人有學為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竊于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鳥之為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竊于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于至純，此則渭之所獻于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徐渭集》

在徐渭之前及同時，明代詩壇上出現了兩個聲勢盛大的文學流派——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他們的文學理論和創作情況各有區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主張學詩要從古代最上乘的作品入手，把握古人的規度，模擬古人的氣韻格調，然后從中脫化出自己的東西來。這種復古和摹擬的論調，到了大量沒有才氣的文人手中，便把寫詩變成木拙的臨帖，造成一股浮薄粗濫的風氣。“某篇似某體，某句似某人”，成為論詩者最常用的評語。

這篇序便是針對上述情況而發的。文學理論的問題，討論起來十分復雜，徐渭將一切撇開，用一個形象的比喻，直切核心，簡捷明白地提出自己的論點：詩歌的本質是表現作者的“性”，所以創作必須出于真實的生活感受和真實情感，由此形成個人獨特的風貌。否則，不管向誰模仿，哪怕學到“極工逼肖”，也不過是鳥作人言，毫無價值。這些話雖然說得相當簡單，卻是至關重要的。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中，一般人往往熱衷于論辯什么是最好的規范，企圖建立一種或若干種通行的標準。在創作中，推崇和學習某些典范，也是很普遍的現象。然而，實際生活和活生生的情感卻是無限豐富的。只有每個作者都從本身的真實感受、真實情感出發從事創作，詩歌才會呈現出精彩紛呈的面貌。當前后七子的理論和他們所掀起的文學風潮盛極一時之際，徐渭鮮明地從根本上提出截然對立的意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的文學觀，成為晚明公安派文學的先導。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徐渭在這篇序文中所表達的思想，乃是明代中葉出現的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對文學所提出的要求。王陽明的“心學”，從哲學認識論方面強調了自我意志的重要：“夫學貴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徐渭是王學的信徒，而且他的思想往往比王學本身更單純直捷。他認為“真我”才是自我生存和創作的根本條件，否認所謂“圣人”具有高出常人的價值，認為理想的政治不但要承認一般的人性，而且要順應每個人的特殊個性。把這樣的認識推展到文學領域，于是就提出了模擬的假文學(“鳥言”)與獨創的真文學(“人言”)的區別。

葉子肅名雍，子肅是其字。他是徐渭年輕時代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