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 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也。

[十章]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五十七章] 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圣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鑒賞〕　在治國理念上，向來有二種：一是有為而治；一是無為而治。前者側重人的積極作為，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后者側重于自然而然的原則，突出了人積極利用規律，按規律辦事。“無為而治”并不真的是不作為，或無所作為，而是“無為而無不為”，“無為”是手段，而“無不為”才是目的。在老子那里，以“道”治國與“無為之治”是相通的。老子主張“無為而治”，提倡按照“道”的原則，自然而然，因勢利導，無為而無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讀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

首先，“無為而治”強調要“以民為本”。老子作為周王朝的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他深知“民”、“百姓”在國家和社會上的重要性。《七十四章》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眾連死都不怕，那還有什么事是做不出來的呢？《七十二章》也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當人民不畏懼統治者的威勢的時候，那么，更大的動亂、禍害就要發生了。因此，老子在這里提出要“與民休息”、“以民為本”。“以民為本”又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統治者要把民眾的向背看作是自己執政的基礎；二是統治者自己也需要少私寡欲，不擾民，與民休息。《四十九章》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不應該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百姓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根據百姓的需要和心意來施政。《三十九章》也說：“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貴必以賤為根本，高必以下為基礎。因此侯王們自稱“孤”、“寡”、“不穀”，這不正是以低賤為根本嗎？不是嗎？在老子看來，民眾雖然卑賤，卻是高貴的王侯賴以存在的根本，也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沒有了這個基礎，建筑于其上的國家政權便無法存在。統治者既然明白國家的根本在民，就應該一方面要自身做到少私寡欲，不讓自己過分、無節制的貪欲而給國家帶來不幸。《五十七章》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在老子看來，對統治者來說，我無為了，人民就會自然順化；我好靜了，人民就會自然端正；我無事了，人民就會自然富足；我無欲了，人民就會自然淳樸。北宋呂惠卿說：“圣人無為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邪之尚矣”(引自魏源《老子本義》)，這樣，就能夠做到“以無事取天下”(《五十七章》)。除了統治者要克制自己的私欲，還要做到不擾民、與民休息，讓民眾在相對自由、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中發展生產，愉悅地生活。《七十二章》說：“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不要逼迫人民不得居處，不要阻塞人民謀生的道路。只有不逼壓人民了，人民才會不厭惡(統治者)，社會才會安寧，國家才會安寧。

其次，“無為而治”還要求統治者奉行“清靜無事”的治國方略。在老子看來，“清靜無事”包含二義：一是統治者自身少私寡欲，以清靜修身，以身作則，教化百姓。《四十五章》說：“清靜為天下正。”蔣錫昌《老子校詁》解釋說：“正者，所以正人也，故含有模范之義。此言人君應以清靜之道為天下人民之模范也。”《五十七章》也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魏晉玄學家王弼注釋說：“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在老子看來，君王自身的道德修養并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德，而是直接與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關的，所以，“清靜無事”的治國方略則需要有一個崇尚“清靜無事”的君王或“圣人”來實施，這也是“清靜無事”的治國方略得以執行和不斷完善的保障和前提。另外，老子主張的“清靜無事”并不是真的主張統治者無所事事，而是以“清靜無事”的原則來治理國家，這也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具體運用。《二章》說：“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治國為政、施政也應當行“無為之事”，教化世人也應當行“不言之教”。那么，什么是“無為之事”，什么是“不言之教”呢？“無為之事”并不真的是指不作為或無所事事，“不言之教”也并不真的是指不言語或無所言語，其實，“無為之事”與“不言之教”指的是遵循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順應民情民意，“以百姓心為心”，以百姓的福祉為指導原則，制定國家政策，頒布國家法令，民眾受其惠而渾然不覺，這樣的話，既可以保證國家穩定、社會安寧，又可以保證社會純樸和諧的社會風氣和民眾純樸自然的本性。堯帝是上古賢明圣君，無論是積極有為的儒家學者，還是消極無為的道家學者，都一致稱贊其功德。晉朝皇甫謐《帝王世紀》記載：“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其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同樣地，《列子·仲尼》說：“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不知億兆之愿戴己與，不愿戴己與？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就是有名的《康衢謠》。無論是《擊壤歌》中的“帝力于我何有哉”，還是《康衢謠》中的“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都可以看作是“清靜無事”治國方略的具體運用。較之積極有為的名常之教，也許這種“清靜無事”、“無為”、“不言”的治國方略更能奏效些，百姓在一個相對自由、相對寬松、相對寬容的社會風氣下，自然會愉悅樂居，百姓安，則天下安。

因此，在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中，既有針對百姓而采取的“以民為本”的政治措施，又有針對統治者自身的“清靜無事”的具體修身原則。而這兩個方面又是統一的。老子將能完滿地體現這兩方面要求的統治者稱為“圣人”。這個“圣人”不同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圓滿式的“圣人”，也不是后來道家所提倡的超脫俗事的“圣人”，而是以“無為”為其品格的統治者。圣人體“道”而行，“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以百姓心為心”(《四十九章》)……誠如《五十七章》所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