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孝經》對朝鮮、日本的影響

孝道是中華禮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孝經》是孝道思想觀念的最重要的載體，在歷史上，東亞地區的漢字文化圈國家如朝鮮、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孝經》及其所闡發、宣揚的孝道和孝治的思想觀念。

朝鮮與中國相鄰，是受中華儒學文化影響很深的國家。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孔子思想就隨同漢字傳入朝鮮。古代朝鮮通用漢字，隨著人員交流往來，儒家的經典也陸續傳到了朝鮮。

公元一至七世紀，是朝鮮歷史上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時期，儒家思想逐步成為三國的統治思想。公元372年，高句麗設置太學，教授儒家經典，又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新羅統一朝鮮后，于公元682年設立國學，以《論語》、《孝經》為必修課，并教授其他儒家經典，忠孝思想成為朝鮮一千多年來的教育中心思想。新羅政府還以儒家經典和漢文作為主要的考試科目，來選拔人才、官吏。公元935年，高麗王朝統一朝鮮，繼續推行儒學教化，立孔子文宣王廟，擴充國學，實行科舉取士，強調“孝為國本”，以忠孝治國。

13世紀末，朱子學傳入高麗，高麗名儒安珦出使元大都燕京時，得到新刊的朱熹著作，回國后便在太學講授朱子學，并以興學養賢為己任。另一位高麗名儒白頤正往來于高麗和元大都之間，得程朱理學而學之，東還后教授學者，擴大了程朱理學在朝鮮的影響。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的李氏王朝取代了高麗，改國號為“朝鮮”。由于李氏尊崇儒學，以程朱理學為中心的新儒學遂支配了朝鮮的政治、學術、教育和社會價值觀達五百年之久。李朝時代，朝鮮政府積極發展儒學教育，國家設成均館，郡縣置鄉校。朝鮮學者根據本國情況，用漢文、朝鮮文和圖畫編寫了《三綱行實圖》、《孝行錄》、《五禮儀》等各種儒學教材，使性理學說和忠孝節義的觀念普及到廣大民眾中去，形成了朝鮮的社會道德規范。

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一衣帶水，也深受儒學的影響。

中國與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漢代，此時中國的漢字開始傳入日本。公元285年，先于日本同中國交往的朝鮮百濟國學者王仁，攜帶了《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去日本，任日本皇子師，這是儒學傳入日本之始。儒學的傳入促進了日本文教事業的發展，日本早期的學校——學問所，向王子、太臣們傳授儒家的經典，其中就有《孝經》。公元513年，日本開始設“五經”之學。七世紀初，在圣德太子的倡導下，儒學在日本進一步發展，公元604年，圣德太子訂憲法十七條，多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如樹立忠孝觀念，“和為貴”等。公元646年，頒布大化革新詔令，公元701年，又制定大寶令，其內容大多以儒家經典為依據。大寶令規定，大學和國學以《周易》、《尚書》、《三禮》、《左傳》、《孝經》、《論語》等教授學者，每年春秋兩次對孔子舉行釋奠之禮。日本還不斷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學成后回日本傳授儒學知識，促進了兩國文化的交流。宋代的程朱理學于十三世紀初傳入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奉儒學為圣教，將朱子學作為官學，儒學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滲透于日本民眾的行為、觀念、習俗、信仰、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心理結構之中，其中，孝的觀念也影響頗深。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開始變法維新，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但由于儒學在日本影響深遠，已溶入日本傳統文化之中，明治天皇并未對儒學采取全盤否定的做法，而是將儒學與日本神道思想熔為一體，孝道思想還得到了發展。明治天皇在關于教育的敕語中，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主和，朋友有信”，以儒家倫理作為教育的思想指導，而“孝道”在近代日本仍然發揮著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