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主題篇·君主將帥》鑒賞

〔軍爭〕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

〔九變〕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謀攻〕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地形〕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

〔謀攻〕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鑒賞】在中國封建社會這樣一種專制政體中，君與將的關系是軍事學中一個重大問題，他們的關系處理得好或不好，直接關系到軍隊的建設及其戰斗力，關系到戰爭的勝負和國家的強弱，因此必須予以特別關注。孫子在其兵法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君將關系的論斷和見解，值得我們細心領會。

首先，將是受命于君的，因此一般來說，君主的命令必須服從。例如，君主命令將擔任什么職務，組建什么軍隊，執行抵御、攻打或守衛某地的任務，都應聽從，勉力去做。《軍爭》篇說：“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九變》篇也有同樣的話，說明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

其次，將帥在前線打仗，有些情況君主是不知道的，因此君主的命令如果對戰爭不利，可以不接受，不執行。《九變》篇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上述五句話，都是將軍在前線根據如何對戰爭有利的靈活應變措施，“君命有所不受”乃其中之一。李筌注：“茍便于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賈林注：“決必勝之機，不可推于君命;茍利社稷，專之可也。”這些注解都說明“君命有所不受”的正確。《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四變》篇是解釋《九變》篇文“途有所不由”以下五句的，其文說：“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變者，則弗行也。”可知“君命有所不受”，有的版本作“君令有所不行”;“不行”的條件是“君令有反此四變者”，即違反將帥“途有所不由”等應變措施，亦即對前線戰爭不利。君令有反“四變”則不執行，這是完全應該的。

再次，君主不要過多地干預將帥的事務。《謀攻》篇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所謂“御”，本義駕御，這里意為牽制、干預。將帥能干，君主不去牽制、干預，戰爭就能勝利。王晳注：“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發，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注：“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可知君主不干預能干的將帥，乃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

復次，將帥應當糾正君主的錯誤決定，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地形》篇說：“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梅堯臣注：“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張預注：“進退違命，非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在封建專制社會中，孫子提出要糾主錯，可違君命，這是多么的明智和不易!孫子主張這樣的君將關系，可見他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

最后，孫子批評某些君主對軍事一竅不通，卻要指揮三軍那樣荒唐可笑的事。他在《謀攻》篇中說： 君主可能貽害軍隊有三種情況： 不知道軍隊不可以進攻而命令軍隊進攻，不知道軍隊不可以撤退而命令軍隊撤退，這叫做“縻軍”，即束縛軍隊。不知道三軍的事務卻要參與三軍的行政命令，則軍士就會迷惑;不知道三軍的權謀卻要參與三軍的指揮，則軍士就會疑慮。三軍將士既迷惑又疑慮，則其他諸侯國的發難進攻就會臨頭，這叫做“亂軍引勝”，即擾亂自己的軍隊而導致敵人的勝利。這段批評某些君主的言論是十分嚴厲的。對于某些君主的無知，將帥自應擔當起糾正君主錯誤的責任。

由上述可知，對于君將關系，孫子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 君主在任命和授權將帥后，應當放心讓將帥去行事，盡量少加干預，更不要瞎指揮;將帥在受命于君主之后，應當忠于職守，機智靈活，對君主有些不利的命令可以不受，錯誤的決定應當糾正，只要“利合于主”，就是忠臣，就是“國之寶”。“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這是孫子對君將關系最簡明的表達。

孫子的后代、戰國齊將孫臏，繼承了孫子關于“將能而君不御”、“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認為君主應該充分發揮將帥的治兵才能，而不要橫加干預;將帥也要取得君主的完全信任，以便不受拘束地指揮軍隊。他說：“(將)得主專制，勝”;“(君)御將，不勝。”他甚至認為：“不得主，弗將也”，如不能得到君主的完全信任，就不當將軍了。孫臏還主張，君主管理國家大事，將軍管理軍隊之事，兩者應當分開。他說：“(君)……而不御，君令不入軍門，將軍之恒也。”(以上見《孫臏兵法》的《篡卒》、《將德》等篇)所謂“不御”，即君主不要干預將帥指揮軍隊。關于“君令不入軍門”，成書于戰國時代的《六韜》，也有同樣的話，其文說：“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六韜·龍韜·立將》)可知把政門和軍門分開，把君主的命令和將軍的指揮分開，“君令不入軍門”，“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是當時的一股思潮。這比孫子“君不御將”、“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更加向前發展了。

總之，孫子對于君將關系的一系列論述，是他對中國軍事學說的重大貢獻，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這些論述，對于現代的建軍、治軍，指揮作戰，仍然具有珍貴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