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是唐傳奇《鶯鶯傳》中的男主人公，無名，僅以姓傳。

元雜劇《西廂記》中的張君瑞即據《鶯鶯傳》中的張生衍變而成。但前者是正面人物，后者卻是反面人物，他們其實是并不相同的兩個人物。

宋代學者以為張生即是《鶯鶯傳》作者元稹的自寓，代代承襲，似成定論。這牽涉到人們如何正確評析張生其人。近年已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指出自寓說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我們在這里也拋開自寓說的成見，將張生當作《鶯鶯傳》中的反面藝術形象來對待。

在傳文中，首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張生是守禮遵道的君子： “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及亂。” “未嘗近女色”。但這只是張生給讀者留下的表面印象和騙人假象而已。緊接著，作者讓張生通過他自己的言行，逐步將其真面目和內心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張生自稱： “余真好色者。”一個偶然的機會，張生救護了為亂兵所迫的崔氏全家。這使鶯母鄭氏感動不已，稱謝宴請，目以恩人。命子女出拜，告誡已成年的女兒不必“遠嫌”，還將鶯鶯的年歲連同生月一起告訴了張生。應該說，張生的救護得到了鶯鶯全家的承認與答謝，他本來應該是無所求了。但張生見到鶯鶯以后，驚其“顏色艷異，光輝照人”的容貌，主動向鶯鶯挑逗。在鶯鶯“不對”之后，他又再三再四地糾纏紅娘，以“枯魚”之類聳人聽聞的言辭，脅迫紅娘為自己提供情況，出謀獻策。張生這樣做，是出于對鶯鶯的真誠相愛，還是為自己“好色”所驅使的圖謀不規?作者雖然沒有馬上交代清楚，但后面所描述的“終棄”表明，張生所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傳文在這兒，已活畫出張生如同《詩經·氓》中的男主人公“抱布貿絲”般的狡詐之態。

為了達到自己“好色”之目的，張生不惜梯樹逾墻，求歡于鶯鶯。此舉誠如鶯鶯所言： “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鶯鶯雖然批評了張生“掠亂以求”的“非禮之動”，但最終仍向張生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且一發而不可奈何，一次又一次地滿足張生“好色”的愿望，但鶯鶯所企，為百年之好;而張生所求，僅僅只是一時之歡。

張生一時之歡的目的既達，隨之而來的即是企求擺脫。故崔張結合伊始，已是鶯鶯悲劇的開始。相會一月，張生已沒有當初那種“行忘止，食忘飽”的迷戀，也沒有“恐不能逾旦暮”的迫切。他常常向鶯鶯詢及鄭氏對他們暗中幽會、私下結合的態度，張生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想借助鄭氏的干涉來達到自己既拋棄鶯鶯而又不承擔拋棄之惡名的目的。鄭氏為女兒的前程與幸福，并不想用封建禮教加以追究，干預，而是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目的在于想成全這一對年輕人的好事。這實在大出張生的意料，他不得不自己出面，借口求取政治前途前往長安，以達到逐步拋棄鶯鶯的目的。但他又竭力要裝出迫不得已、無可奈何的樣子： “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張生所諭之情，作者雖未作任何交待，但根據作者在傳文前半所述張生的“尤物”之論，后敘“忍情”之說，它們定然是一路貨色;不過在鶯鶯面前，肯定換上了娓娓動聽的言辭、海枯石爛般的誓言而已。

數月之后，張生再次來到蒲州，與鶯鶯相會。面對早已覺察自己欺詐真面目的鶯鶯，張生已無多少欺騙的伎倆可施： “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于崔氏之側。”但張生所愁嘆的，絕不是為即將到來的分離，而只是在崔氏面前故作姿態而已。所以，當崔氏提出“君亂之，君終之”這一最起碼的要求時，張生竟無所動，決絕地棄鶯鶯而去。此時的張生，誠如宋代詞人秦觀所言，是“薄情少年如飛絮”。

半年之后，崔氏接到了張生為“廣其意”，亦即開導鶯鶯忘記過去而寄來的書信。鶯鶯為此寫了一封哀婉凄惻、情動陌人的長信。如果張生稍有一點天良的話，則應感崔氏之真情，愧自己始亂終棄之不該，誠懇地與崔氏重修舊好。而張生——這個應負全部責任的當事人，不僅不為所動，反而“發其書于所知”，妄圖求得時人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支持與理解。時人的態度自然是各種各樣的，其中肯定也不乏“許張為善補過者”，但作者引用的楊巨源詩稱張生為“多春思”的“風流才子”;而作者元稹——也是張生的所知之一，與其交情特厚——“續”完了張生“未畢”的《會真詩》，續詩中既有作者對鶯鶯的同情與理解，也有對張生的批評與勸告。面對友人的批評，張生仍不為所動： “然而張志亦絕矣。”即不愿再與崔氏重續舊情，保持愛情關系。對此，作者又進一步探問張生之所以堅決拋棄鶯鶯的理由，張生即發表了眾所周知的“忍情”之說：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張生的本意在為自己辯解，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堂堂的“君子”，但在讀者的心目中，元稹筆下的張生，這時不僅“薄情”，而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十足的無賴了。

對張生的“忍情”之說，作者用“于時坐者皆為深嘆”一句再次表明自己的態度。深嘆，不同于深贊，坐者所深嘆的，自然是楊巨源詩中所抨擊的張生“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般的薄情，是鶯鶯長信中所哀訴的“淚痕在竹”、 “愁緒縈絲”的不幸和元稹《會真詩三十韻》中所同情鶯鶯的“慢臉含愁態”、 “啼粉留宵鏡”的薄命。

傳文至此，張生的形象，既有虛假的表面言行，又有卑劣的內心表白;既有張生個人的表現，也有他人各不相同的態度。張生——這個中國愛情文學中的“氓”，已經在唐代社會的生活舞臺上“動”了起來，“活”了起來。至此，作者還嫌不夠，又讓張生作最后一次丑惡的表演：“后歲余，崔已委身于人，張亦有所娶。”這時張生經由鶯鶯的居地，是特地還是順路姑且勿論，如果張生涉世不深而臉皮又不太厚的話，是斷斷乎不會提出探望鶯鶯的要求的。但張生既無情無義地遺棄了鶯鶯，還要裝出一副關心鶯鶯命運的樣子： “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見。”而崔氏“終不為出”，對此，張生“怨念之誠，動于顏色”，妄圖把無情無義的帽子，反扣到鶯鶯的頭上，從中可以進一步看清張生的無賴相。

張生的形象，上祖《詩經》等文學作品對薄情郎的描寫手法，下啟中國愛情文學中一系列負心漢的形象塑造。它無論在唐代傳奇中，還是在中國小說史、戲劇史上，都應有其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