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避難尼姑庵時法名慧圓，是明末凌濛初的白話短篇小說《顧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會芙蓉屏》中的女主人公。小說見于《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七卷，該書刊刻于明末崇禎元年(1628)。小說托稱是敘元末至正年間事，但如作者所說，這不過是他偶爾掇拾古時一二奇事， “演而成說”，借以抒泄自己胸中的“磊塊” (《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也就是說，王氏這一藝術形象，是明末亂世生活的真實寫照，是作者所謳歌的勝似須眉的年輕女子的典范。

王氏，真州(今江蘇省儀征縣)人，嫁與仕宦子弟崔英(字俊臣)為妻。她“少年美貌，讀書識字，寫染皆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入空門后，能在短期中精識佛典;寫詩填詞，則又無所不能。她“心性貞淑”， “寬和柔順”，性格內向，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大家閨秀。而她的丈夫家道殷實，又是個聰明才子， “寫字作畫，工絕一時”，又善體貼人意，因此青春夫妻琴瑟和諧，郎才女貌， “一雙兩好，無不廝稱，恩愛異常”。封建文人欣賞女性之美，多是注目外貌，寫其妖嬈;作者則獨具只眼，表其內才，重在人性之美的塑造。王氏形象之所以成功而有特點，就在于作者化無形的操守節氣，為有形的愛情故事，以純乎白描的細膩筆觸，把握典型細節的描繪，按照生活的樣子，自然道來，從而把王氏的性格、感情和心理變化，浮雕般地在讀者面前展現。

中國古典小說，注重故事情節， 《拍案驚奇》之“奇”，小說題目中“巧會芙蓉屏”之“巧”，正是本篇小說促使人物性格發展的脈絡與關鍵。 “奇巧”云者，帶有誤會巧合和偶然性的味道;但“無巧不成書”，偶然之“奇巧”，又形象地反映出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真實和生活必然。王氏藝術形象的塑造，正是通過她那與詩詞字畫奇巧結合的愛情生活的悲歡離合故事，跌宕起伏，扣擊心弦，巧妙實現。在波翻浪涌的現實生活中，王氏的性格與精神面貌，也經歷了一個運動變化的發展過程。她先前生活平靜，有一個溫馨的家，但美好的生活小天地，卻是被封建社會的亂世環境所包圍，當時官吏腐敗，盜匪橫行，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這是個吃人的社會，已張開了血盆大口，魔影已一步一步地迎面逼來。但王氏這對年輕夫妻沉浸在幸福中而未察覺。作者的高明之處，正是用美好生活來作為丑陋現實的陪襯，以形成強烈的對比，并把女主人公，推到刀光血海的社會漩渦之中，讓她失卻依靠，去搏擊，去奮斗，終于從一個柔弱女子，成為一個世人傳誦的柔中有剛的青年女子的典型。

王氏的丈夫補浙江永嘉縣尉，攜帶家小行李，租船赴任，一路春風得意。沒想到雇的是一艘賊船。七月的一天，船到蘇州，船家要求“移船到清涼些的所在泊去”，王氏膽小，曾向丈夫提出疑問： “不知晚間謹慎否?”丈夫以為蘇州是大地方，無甚妨礙，這就生出大禍來了。船家把船停在蘆葦蕩中，提刀進艙，殺人劫貨。這時王氏也自害怕，曾與丈夫一道“磕頭求饒”。但船家殘酷地殺其全家，把崔俊臣拋之江中，單只留下王氏，準備一個月后與其兒子做媳婦。這使王氏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封建社會，失去了丈夫，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又怕強人侮辱，所以王氏準備“也拼一死”，這是出于無奈。但聽說是月余后再成親，又暗自思量： “且到日后再處。”她假意應承，巧與周旋， “凡是船家教她做些什么，她千依百順”，真像媳婦伏侍公公一樣。一個弱女子，身陷賊窟，當然只能智斗，不可力取，這已顯露其機敏與智慧。熱愛丈夫，誓報夫仇，伸張正義，這一堅強信念，支撐她頑強地活了下來。她忍辱負重，耐心等待，機會終于來了。八月中秋晚上，她灌醉眾賊，逃離賊船。環境的沉重壓迫，喚醒了沉睡已久的女人的自我意識。女人也是人，也有做人的權利。她從柔弱的依附中解脫出來，開始變得堅強了起來。痛苦的生活折磨，也使她那單純的思想性格變得復雜起來。她逃到庵院前，為逃避追殺而急于叩門，但手剛伸出又縮了回來，心里嘀咕： “這里頭不知是男僧女僧?萬一敲開門來，是男僧，撞著不學好的，非禮相犯，不是才脫天網，又罹地網?且不可造次。”天亮進入尼姑庵后，院主相問，“王氏對著生人，未知好歹，不敢把真話說出來”，因此隨機應變，編了一套話來“哄”人。表面看來似是心計狡獪，實是生活所迫，在情況不明時不得不對險惡環境多加防范，因此表現出瞻前顧后的矛盾心態。這是王氏性格由柔趨剛的自然發展，是她增加與黑暗社會抗爭力量、日趨成熟的表現。

削發出家以后，作為女人，她的善良、溫柔、寬和的本性得到了延伸和體現。她知識事體，待人真誠，滿庵大小尼姑，無不敬重， “沒一個不替她相好”。但她并不安于現狀。她時刻不忘伸張正義的復仇信念。她每天焚香禮佛， “密訴心事”，從不間斷。在柔弱女子的心中，已有鋼鐵般的信念在升起，在激蕩。在混亂而危險的處境中，她經受了考驗，處變不驚，臨危不亂。一旦時機到來，她又立刻抓牢不放。一日，她在佛院中看到香客施舍的芙蓉畫，正是丈夫親手所畫，立即窮根究底，直到真相大白，查明仇家。此時此刻，女主人公那復雜的矛盾心態細微如畫： “王氏看見物在人亡，心內暗暗悲傷，又曉得強盜蹤跡，已有影響，只可惜是個女身，又已做了出家人，一時無處伸理，記在心中再看機會。”于是提筆在芙蓉屏上題了一首曲訴冤情的《臨江仙》詞。眾尼以為她是賣弄文墨，實際她想的是： “遇著有心人玩著詞句，究問根由，未必不查出蹤跡來!”處處有心布置，閃爍著智慧之光。后來，退休官紳高公果然憑借畫上的題詞為破案的突破口，從而促使生機活轉，夫妻重圓。篇末作者題詩云： “畫筆詞鋒能巧合，相逢猶自墨痕香。”說的正是這件“巧”事。事雖巧合，實是水到渠成，極其自然，王氏的深謀遠慮，令人嘆服。王氏因高公夫妻憐愛而入高宅，但是復仇信念不減，她首先要求的不是生活安排，而是明冤雪仇， “以下報亡夫”。其實當時崔俊臣也同在高家教書，高公因其夫妻失散多時，不知“兩人心事如何”，因此屢加考驗。高夫人要求王氏留發以待，她回答說： “重整云鬢，再施鉛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緒?”說得毅然決然。其中當然擺脫不了封建的“貞節”觀，但卻具有了新內容。因為王氏的忠貞于愛情與誠摯的思念，是建立在對于丈夫真正了解與相愛的基礎上。高公考驗崔俊臣而勸他另娶，崔說： “糟糠之妻、同居貧賤”，雖遭難而存亡未卜，還指望來日搜尋以“伉儷重偕”，感情真摯。他并不考慮妻子陷賊后是否“失節”，因為他也了解王氏，二人真正相愛。平時二人心心相印可知。于此可見，王氏的“貞節”與一般的封建禮教所要求的“貞節”觀已有變化，它是建立企望在男女平等相愛的基礎上的，女人已開始作為真正的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在這里，隨著明末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市民意識已影響了作者，最后完成了王氏人性之美的思想升華。凌濛初筆下的婦女形象很多，褒貶不一，對王氏則全面肯定。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中，歌頌青年女子的愛情與力量，這對封建禮教不啻是一種無形的挑戰。因而王氏藝術形象的成功，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