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純祖，路翎于一九四六年創作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中的主人公，一位“流浪漢”型的現代知識者如果說《財主底兒女們》稱得上是一部史詩似的作品，那么蔣純祖這一人物形象就可以說是涵括了自“五四”以來的現代知識者的心理意蘊，他所有的追求和奮斗都是那一代知識者心靈搏斗的曲折展示。

蔣純祖，蔣家大院里的三少爺。他姍姍來遲，但一出場就“用明亮的眼睛看著大家，懷著一種敵意”。他從他兄姐那里感染到了浮躁和孤獨的氣質。他又在動亂中成長、早熟，有著毀滅的、孤獨的、悲涼的思想，輕悄而陰沉，顯示出一種絕對的傲慢。他宣稱： “我要拯救這個世界!” “這些是我，這一切全是我的!”是的，孤獨、浮躁仿佛是一種時代癥，從中仍然可感受到“五四”的青春氣息。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五四”的先驅者宣告：傳統文化死了。蔣純祖這一代知識者已經失去了精神的伊甸園，被逐出了精神的家園。他要尋找，尋找方向、道路;尋找依憑、歸宿;尋找自我價值。因此，他要舉起他的整個生命去呼喚，而他所要拯救的就是這個適合于他個性發展的世界。他在氣質上頗與尼采和克利斯朵夫相似。他厭倦了過于富足的物質享受，他厭倦了安寧、平靜、舒適的生活，而漂泊中的動蕩感、搏擊感、自由感，流浪中所顯示出來的尋找的光明感，在強烈地誘惑著他。他對著父親的亡靈說： “爹爹，從此永別了”，而偉大的民族戰爭又加速了他的流浪意識。當蔣少祖郁憂而疲乏的時候，他卻執意要出發，當蔣少祖等兄姐們勸他留在南京繼續上大學時，他斷然拒絕了。蔣純祖激動地說： “我望著不可見的遠方，前面是升起來的太陽，我什么都不帶，一切都不愿意，我就出發了?！彼枷驊馉幍那胺?，試圖跨越混沌的生活，尋求一種擺脫了小市民的鄙俗和小生產者狹隘的較為廣大，較為自由的人生。

于是，漂泊開始了。他先是奔向戰爭的前方上海，隨后又從燃燒著的南京退出，與偶然遇到的朱谷良、石華貴們一起沿長江和江岸平原漂泊，接著又去漢口，參加演劇隊，到重慶，去鄉場小學教書。但生活的漂泊和精神的流浪并不相同。蔣純祖所要尋找的正是一種能導致個性的積極擴張的人格力量。個性的自由發展，個性的絕對發展，這是一個從“五四”以來就轟響著的主題，但這個主題往往和中國的現實環境發生碰撞，而現在，蔣純祖，這個尼采似的，克利斯朵夫似的英雄，在他的精神流浪中將更加艱難地面對這一切。

與蔣少祖不同，蔣純祖選擇了精神流浪，就不再回歸;他選擇了個性，就不再放棄。他立志“打碎舊的一切，永遠地向前走?！痹诮系臅缫捌粗?，他既向殘酷的環境要求“人道”，又在工人朱谷良和匪兵石華貴的善與惡，生與死的對峙中，獲取了“殘酷的自我意志”。在漢口、重慶等地的演劇隊中，他頑強地同那違反人性，遏制個性的現代教條和封建主義作著堅決的斗爭。在四川腹地石橋場的學校中，他更加猛烈地攻擊著人的“平庸、迂腐、保守”，批判著人的崇拜偶像，公式和教條， “虐殺了這個世界上的生動的一切”。蔣純祖在這個時代里生活著， “一面是基督教似的理想，一面是冰冷的英雄，那些奧尼金和畢巧林所想象的那種人民底力量，并不能滿足他，因為他必須強烈地過活，用他自己底話說，有自己底一切。”盡管在漂泊中，他的身體愈益衰弱，但在追求中，他的意志卻愈益堅強和健旺，從未放棄對理想人格的呼喚。

但是這種追求和尋找卻帶有相當大的悲劇性。因為蔣純祖所處的現實社會實際上是與歷史的必然處在深刻的對立中，這種對立更由于民族戰爭的爆發而顯得更加尖銳，它往往使現代知識者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歷史的發展要求個性的張揚，而個性的張揚又往往和現實環境不相適應，而民族戰爭似乎更需集體意識。因此，蔣純祖就常常處于一種混亂或困窘之中：“他只注意他底無限混亂的內心，他總覺得他底內心無限的美麗，雖然他在集體里面過活，雖然他無限地尊崇這個集團的那些理論，他卻要求他底內心——他絲毫都不感覺到這種分裂?！笔聦嵣希@位克利斯朵夫似的，尼采似的英雄把自己置身于個性解放與現實環境相矛盾的漩渦中。一方面，他發現了一個事實： “我們中國，也許到了現在，更需要個性解放的”，另一方面，他在孤獨的個人狂想與掙扎中，不但找不到改造中國現實的出路，找不到健全理想人格的途徑，反而還淋漓盡致地表現著現代知識者的全部脆弱性。蔣純祖一再宣稱： “我信仰人民”，但他實在難以理解知識者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他看到了人民，看到了在暴風雨中向前奔跑著的人民，但他卻“不能跑過去，和他們一道奔跑、抵抗、戰斗”。因此，他往往沉浸在各種思想的沖突里，經歷著心靈的痛苦搏斗： “在早晨，他覺得生活美好，人的創造力無窮，中國的情況特殊，他必須信仰理性、道德，現實的方法，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到了晚上，他卻怯懦起來，隨即又勇敢起來，向他自己的虛偽挑戰了?！笔Y純祖至死都沒有擺脫這種困境，至死都沒有停止這種心靈的搏戰，他始終是痛苦的，他始終在受難。蔣純祖并不屬于“五四”，但是他的思想、精神和氣質都與“五四”有內在的聯系，但是他也沒有超越“五四”，或許這不是蔣純祖這一代知識者所能完成的探索。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克利斯朵夫似的英雄蔣純祖的精神特征就表現為孤獨、懺悔和疲乏。蔣純祖是個思想者，一味地張揚個性的主體意識，掙脫了群體意識的束縛，這樣，在現實的環境里，他仿佛是個獨醒者、他與工人朱谷良、匪兵石華貴格格不入，更為演劇隊的負責人所不容，為石橋場學校的蕓蕓眾生所不理解，也難以獲得黃杏清、高韻、甚至萬同華的愛情。蔣純祖強烈地追求個人的獨立人格，竟意外地導致了他不能理解別人，也難以與別人溝通的結局，而當他在一個雨夜里喊出： “讓我和那些慢慢地走著自己底大路的善良的人們一同前進吧”時，正是他試圖擺脫孤獨的一種心理指歸。但是，對于蔣純祖來說，既能達到個性的積極擴張，又能和人民大眾融和為一體，還是件難乎其難的事。因此，蔣純祖就常常自責，常常懺悔，對自己進行靈魂的拷問：“為什么我這樣肯定、這樣自私、這樣夸張?沒有用，我永遠如此，必須痛苦鞭打，從鼻子上流血，不要絲毫慰藉，直到死去”，這種帶著“血” “死”的不無夸張的懺悔常常出現在他的頭腦中。是的，當他與現實環境發生激烈沖突的時候，他同時也發現自身靈魂深處與現實密不可分的各種“自私、夸張、墮落、卑怯”的丑惡品質，它們妨礙自我個性的張揚和人格的健全發展，于是，他也常常反抗他自己。正是在這樣艱難的漂泊和痛苦的流浪中，蔣純祖體驗到一種疲乏，他精疲力盡，身心交瘁，在熱情中隱藏著疲憊與軟弱，因此可以說，在疲乏感的背后，卻是現代知識者理想的破滅。但是，蔣純祖不同于蔣少祖，他在感到疲乏以后，熱情并未衰竭，繼續著他的尋找和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孤獨、懺悔、疲乏融和一體構成了現代知識者的悲涼意識，而這一意識在蔣純祖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自“五四”以來，還沒有一個知識者像蔣純祖那樣艱難地尋找，痛苦地追求過，盡管他未完成他的探索，這并非完全是他的責任，歷史和現實還沒有給他提供更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