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嬰不死君難

春秋時期，齊國相繼產生了兩位名相：管仲和晏嬰。管仲輔佐齊桓公做了春秋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晏嬰輔佐齊景公“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有古君子之風：二人皆得到了孔子的稱贊。司馬遷在《史記》中將管仲和晏嬰并列，是為《管晏列傳》。在《管晏列傳》中，雖然司馬遷敘述晏嬰的文字明顯少于敘述管仲的文字，卻給予了晏嬰極高的評價：“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后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由司馬遷明確表示愿意為晏嬰“執鞭”，不難明晰晏嬰在司馬遷心中的分量之重。而司馬遷提及的晏嬰“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后去”，指的即是古人所經常談論的歷史典故“晏嬰不死君難”。這個歷史典故，雖然不能概括晏嬰一生的主要政績，卻也生動地說明了晏嬰從政的政治追求和價值觀。

晏嬰出身名門，齊靈公二十六年，乃父晏弱死后，晏嬰繼任齊國上大夫，歷仕齊靈公、莊公、景公三朝，輔政長達40余年。魯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六年），齊莊公死于齊國貴族崔杼之手。起因不是別的，而是因為齊莊公好色如命，一再前往崔杼府上與崔杼續娶的夫人堂姜私通，而被崔杼設計謀殺。晏嬰“不死君難”的掌故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子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勿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

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東周列國志》中，對晏嬰的表現同樣做了繪聲繪色的描述：

時齊國諸大夫聞崔氏作亂，皆閉門待信，無敢至者。惟晏嬰直造崔氏，入其室，枕莊公之股，放聲大哭。既起，又踴躍三度，然后趨出。棠無咎曰：“必殺晏嬰，方免眾謗。”崔杼曰：“此人有賢名，殺之恐失人心。”晏嬰遂歸，告于陳須無曰：“盍議立君乎？”須無曰：“守有高、國，權有崔、慶，須無何能為？”嬰退，須無曰：“亂賊在朝，不可與共事也。”駕而奔宋。晏嬰復往見高止、國夏，皆言：“崔氏將至，且慶氏在，非吾所能張主也。”嬰乃嘆息而去。

未幾，慶封使其子慶舍，搜捕莊公余黨，殺逐殆盡。以車迎崔杼入朝，然后使召高、國，共議立君之事。高、國讓于崔、慶，慶封復讓于崔杼。崔杼曰：“靈公之子杵臼，年已長，其母為魯大夫叔孫僑如之女，立之可結魯好。”眾人皆唯唯。于是迎公子杵臼為君，是為景公。時景公年幼，崔杼自立為右相，立慶封為左相。盟群臣于太公之廟，刑牲歃血，誓其眾曰：“諸君有不與崔、慶同心者，有如日！”慶封繼之，高、國亦從其誓。輪及晏嬰，嬰仰天嘆曰：“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有如上帝！”崔、慶俱色變。高、國曰：“二相今日之舉，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慶乃悅。

因為齊莊公咎由自取而死于丑聞，因為崔杼實權在握，勢力很大，故而弒君變故發生以后，齊國大小官員們個個明哲保身，不肯前往齊莊公遇害之處憑吊，只有晏嬰一人獨自前往。而晏嬰之前往，并不是要為齊莊公殉難，而僅僅是出于道義、禮節上的考量。最能說明晏嬰心態的，是他和隨從的那幾句對話：“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不肯死難是因為齊莊公死于丑聞，又不單是晏嬰一個人的國君，不值得為他去死；不肯逃亡是因為自己沒有過失；不肯回去是因為心中彷徨無定，將庸何歸？于是，在崔杼府門開啟之后，晏嬰遂走進去，伏在齊莊公的尸體上號哭一番之后，便離去了。

晏嬰這樣做，固然表現了司馬遷所說不畏懼崔杼惡勢力的勇氣，同時更表明了他對于傳統忠君觀念的精辟見解：如果國君是為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應當陪同他殉難；如果國君是為自己的私欲而死，做臣子的則沒有必要為他而犧牲自己的性命。正是奉行這一觀念，晏嬰才在齊莊公死后做出了上述舉止。晏嬰的這一抉擇顯然是和后來日趨僵化的儒家所宣揚的忠君觀念相悖的，而在當時卻受到了人們的廣泛贊譽。這種看似特立獨行的舉止其實并不費解。須知，在晏嬰活躍在齊國政治舞臺上若干年以后，孔子開始在列國之間奔走，推行宣傳他的學說，而儒家的主張在孔子生前影響也遠不如死后那么大。同時，因為在晏嬰所處的“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君臣之間還有不少可供選擇的余地和空間，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所謂“國士眾人之論”，都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晏嬰固然忠于齊國，對國君忠心耿耿，卻能在齊莊公斃命的噩耗面前保持頭腦冷靜，認識到齊莊公死得輕于鴻毛，為人所不齒，隨即做出了自己的正確抉擇。

透過崔杼、慶封兩位權臣擁立齊景公的盟誓之會，則更能看出晏嬰忠于社稷的心跡。在新君即位盟誓時，誓詞居然是要求群臣與崔杼、慶封保持絕對一致：“諸君有不與崔、慶同心者，有如日！”輪到晏嬰盟誓時，胸懷無窮怨憤的晏嬰仰天長嘆道：“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有如上帝！”只肯與“忠于君、忠于社稷者”同心同德，這就是晏嬰其人的人生價值觀！

《左傳·昭公十年》記載了晏嬰在齊景公時代宮廷變故面前的又一次抉擇：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于陳、鮑氏而惡之。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

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有道是“形勢比人強”，齊景公當政時盡管有賢相晏嬰的鼎力輔佐，卻也難以避免大權旁落的局面，到后來齊國的實權逐漸落到了貴族陳氏、鮑氏、欒氏、高氏手中，一直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的四大家族終于兵戎相見，而將齊景公作為爭奪的目標。事變發生后，身為相國的晏嬰無力與之相抗衡，只能站立在齊景公的宮門前虎門之外，冷眼旁觀，而不肯在陳氏、鮑氏、欒氏、高氏之間選邊站。有意思的是，晏嬰的門徒這時也問了三個問題，而晏嬰的回答則和當年齊莊公死后回答隨從提問的說法極為相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后入。”

《晏子春秋》講述了晏嬰的這么一則軼事：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

由齊景公看似不經意地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而察覺到齊景公已經對自己不再感興趣以后，秉政多年的晏嬰絕不戀棧，馬上遞上辭呈，辭官歸隱。這種選擇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出來的，而晏嬰卻毫不猶豫，足以說明其人格的獨立性和內心的強大。

透過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側面的記載，或許更有助于人們了解那個身材矮小卻意志堅定智慧無窮的相國齊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