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即死耳　詔不可草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明建文帝時的文學博士方孝孺，當之無愧地屬于魯迅先生所稱贊的“中國的脊梁”的行列。

清人張廷玉主編的《明史》，對方孝孺的贊譽溢于言表。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為“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

宋濂是明代碩儒，太祖朱元璋幾個兒子的老師，門下人才濟濟，而方孝孺名列第一，這是何等之高的評價！張廷玉還說方孝孺志向遠大，“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換言之，方孝孺視明王道、平天下為己任，而以修文藝為末事，頗有亞圣孟子“當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的豪邁氣概。

洪武十五年，通過吳沉、揭樞的舉薦，方孝孺進入明太祖朱元璋的視野。一經召見，便博得了朱元璋的好感：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

后來，方孝孺“為仇家所連，逮至京”。對其印象深刻的明太祖一見其名，即下令釋放。

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及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明史·方孝孺列傳》）

建文三年，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而發動的靖難之役，猛烈沖擊著明朝的政治格局。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身居廟堂的文學博士方孝孺為建文帝提供了諸多建議。一是在燕兵掠大名時，建議“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二是建文三年五月，吳杰、平安、盛庸等將領發兵擾燕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赴京上書時，方孝孺力主“誅勝以絕燕”。三是在燕兵掠沛縣、燒糧艘、天下震動時，方孝孺建議：“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赍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企圖離間燕王的兩個兒子朱高熾和朱高煦。惜乎世子朱高熾“得書不啟封，并安送燕軍前。間不得行”。四是建文四年五月，燕王朱棣的軍隊打到長江北岸時，建文帝下詔征四方兵。方孝孺建議：“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五是建文四年六月，燕王的大軍兵臨城下時，“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方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結果，“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

方孝孺的上述建言固然于事無補，卻真切地表明了他維護建文帝正統地位的堅定心志。

雖然方孝孺過于熱心政治，而將文藝視為末事，但在人們的心目中，他依舊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早在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前夕，他的高參、僧人姚廣孝便“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從靖難之役以來方孝孺所走的道路來反觀姚廣孝所言，可謂對書生方孝孺的文人秉性和處事風格知之甚深。而以為天下讀書人保存種子為由，請求燕王朱棣不要殺害方孝孺，則可知方孝孺在姚廣孝心中所占的分量。

因為姚廣孝有言在先，朱棣原本不想處死方孝孺，而打算將其收為己用的。于是，在南京底定后，朱棣便讓人從獄中提出方孝孺，想借重他的文筆為其登基稱帝草詔。朱棣怎么也沒有想到，方孝孺竟然抱定一死之決心，要為建文帝殉難。和朱棣在殿堂上的對話，是方孝孺人生大放光彩的時刻。讀《明史·方孝孺列傳》，一介書生寧死也不肯屈從叛逆的錚錚鐵骨躍然紙上：

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

在召見方孝孺之前，朱棣顯然已經打好了腹稿，但面對方孝孺義正詞嚴的責問，依舊左支右絀，難以應對。用周公輔佐周成王的歷史典故來解釋自己起兵靖難，被方孝孺“成王安在”責問得張口結舌；用“國賴長君”來為自己篡位開脫，又無法回答方孝孺“何不立成王之弟”的詰問，于是只能借用所謂的“家事說”，不讓方孝孺繼續辯論，而逼他起草稱帝詔書。此時，方孝孺的生死可謂取決于一念之間。違心地為新君朱棣起草詔書，便可以繼續享受榮華富貴；忠誠于自己的人生信念，不寫詔書，便會立馬人頭落地，而且要株連家人。書生方孝孺輕生死而重名節，毅然選擇了后者：“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或許是因為朱棣對收買方孝孺為己所用抱了很大的希望，故而方孝孺寧死不屈令朱棣惱羞成怒，不僅讓方孝孺死得很慘，而且誅殺了方孝孺的宗族親友數百人。據明崇禎《寧海縣志·方孝孺傳》《明史紀事本末》《方正學孝孺》《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等文獻記載，方孝孺一案被誅滅了十族，比歷史上罕見的株連九族還多出一族。

俗話說：“有比較才能鑒別。”品味方孝孺寧死不肯草詔，不妨看看方孝孺的那些文人同事們是怎么做的。《明鑒易知錄》卷四載：在朱棣渡江之前，大臣解縉、胡廣、周是修便相約，城破之日一同死難。分別后，解縉派人前去窺探胡廣動靜。回報說胡廣回到府上以后，先問家人喂豬了沒有。解縉聽后苦笑著說道：“一豬尚不肯舍，況肯舍性命乎？”朱棣稱帝之后，胡廣和解縉都沒有為建文帝死難，而是轉身做了新君朱棣的大臣。解縉、胡廣在當時皆頗有名氣，也只是把殉難掛在嘴上而已，并未實行。與解縉、胡廣相比，方孝孺稱得上是真正不惜以身殉道之人，只可惜和他做出同樣選擇的人太少了。

勝者王侯敗者賊。朱棣起兵靖難，趕走侄兒建文帝朱允炆，自己取而代之，孰是孰非，很難一言以概之。張廷玉在編撰《明史》時便遇到了這一人物事件評價上的難題。在《明史》卷一百四十一之“贊曰”中，他只得含糊其辭地應付說：

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觀之，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

用君權神授說來解釋燕王朱棣起兵篡位，而又高度肯定方孝孺等人不肯附逆的浩然正氣，認為他們的行為，“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也真夠難為張廷玉了。

清代乾隆皇帝從旁觀者的視角所做的評論頗為中肯：“當時永樂位本藩臣，乃犯順稱兵、陰謀奪國，諸人自當義不戴天。雖齊泰、黃子澄等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闊，未足輔助少主；然跡其尊主鋤強之心，實堪共諒。及大勢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殞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為無慚名教者。”

胡適先生曾經議論說：“方孝孺是明初一個了不起的人……在中國歷史上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為主張、為信仰，為他的思想而殺身成仁的一個人。方孝孺在燕王進入南京后，因拒絕起草即位詔被殺了十族。當時姚廣孝曾勸明成祖給讀書人留個種子，明成祖不聽，終于把他滅九族，滅十族。甚至留有方孝孺片紙只字也是有罪的，這是明成祖要毀滅方孝孺的政治思想。”

方孝孺在生死關頭所做出的選擇無疑導致了他和十族親人的巨大悲劇，而在方孝孺而言則是舍生取義的人生信念使然。在方孝孺眼里，朱棣起兵靖難篡奪皇位是十足的叛逆行徑，故而寧死也不肯為逆賊草詔；在朱棣看來，自己取代侄兒建文帝是他老朱家的家事，方孝孺非要強管閑事便只能去死。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后人那里，對方孝孺“寧死不肯草詔”具體的是是非非已經不大關注。然而，以何種信念何種選擇來直面生活，依舊是一個亙古常新的嚴峻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