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談志向：人無志而不立

人無志而不立

《論語·微子》云：“直道而事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表達了一種志向高潔，確定了信念就堅持不改、不輕易妥協(xié)的精神。季羨林先生曾經(jīng)說過，“人無志而不立，圣人也好，平凡的人也罷，都有自己的處世原則和志向，盡管它們的內(nèi)容和形式不盡相同”。志向是激勵人們奮發(fā)前進、勇于創(chuàng)新的動力，是引領(lǐng)人生的燈塔，是戰(zhàn)勝艱難困苦的力量源泉。而一個沒有堅定志向的人，是不可能有所作為的。人一旦立下志向，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難，也不可輕言放棄，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志向得以實現(xiàn)。

立遠其志，潛修其身

季羨林先生一生致力于學(xué)術(shù)的研究，他對國學(xué)和佛教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開創(chuàng)性的作用。雖然在探索期間遇到過各種苦難，但他仍舊“不改其志”，為我國的學(xué)術(shù)史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人們常說“有志者，事竟成”，一個人若有堅定的志向，他所做的事情終究會成功。縱觀古今，凡是功名累身、有德行之人，無一不是堅定不移地心懷遠大志向。有著堅定志向的人，即使遇到艱難險阻，依舊不會折了自己的身板，降了自己的志向。

《論語·微子》中講述了商末周初的朝歌人微子啟的故事，因為他的封國名為“微”，爵位為子，所以被稱為微子。微子啟是商帝乙的長子、紂王的庶兄，因見紂王昏庸無道，多次向紂王諫言，卻始終不被采納。不得已之下，微子啟便與太師箕子和少師比干商量，箕子告訴他：“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啟后來把商朝祖先的牌位全部帶走，回到封國。周武王滅商后，微子啟自縛銜璧乞降，向武王說明自己遠離紂王的情況，被成王封于商丘，國號為宋，并準(zhǔn)許他繼續(xù)祭祀商朝祖先。這就是著名的“微子去殷”的故事。微子啟的所作所為，既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更保全了自己不變的志向，為后世所稱道。

季羨林先生認為，一個人一旦確立了自己的志向，不僅是為自己前進的道路設(shè)了一盞明燈，更能為自身品性的修養(yǎng)完善起到促進作用。在他看來，“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是“修其身”的典范。伯夷和叔齊反對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殷的統(tǒng)治，但武王執(zhí)意為之，二人則憤然“義不食周粟”，寧愿餓死在首陽山，也不愿吃周國的糧食存活。他們以“死”完成了自身品性的修煉，身雖死，但志長留。一個人對待志向的態(tài)度，可以體現(xiàn)一個人的整體水平，志向堅定的人一定也會是一個品性完善、具有仁德精神的人。

窮達行藏各有志

季羨林先生常常教導(dǎo)別人，人各有志，每個人有不同的經(jīng)歷和人生，志向不同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志向可大可小，可遠可近，只要能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便值得人贊揚，任何人都不能也沒有資格嘲笑別人的志向。

江偉璉先生出生于20世紀(jì)30年代，一生跌宕起伏，十分坎坷。他的一生都堅持著“四不”原則，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因為父親在銀行工作，江偉璉先生幼時過著小康生活，無憂無慮，安逸而舒適。這種安逸的生活一直持續(xù)到他上大學(xué)。“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wù)”是江偉璉所在的燕京大學(xué)的校訓(xùn)。盡管他剛考入燕京大學(xué)不久，但對于校訓(xùn)非常認同。他崇尚真理，追求自由，這些精神在他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無論是留蘇學(xué)習(xí)法律時感受到的強烈反差，還是回國后遭到歷次政治運動的沉重打擊，江先生始終沒有違背自己當(dāng)初的志向，沒有向磨難低頭。

“免隨風(fēng)塵逐上下，莫以流俗判高卑”是江先生在《七律·楊花》里的自喻，他也確實做到了這點。20世紀(jì)80年代，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江先生重新被委以重任，在高校開設(shè)西方法律課程，以滿腔的濟世情懷“傳道授業(yè)解惑”。江偉璉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志向——為中國法治建設(shè)而努力，決不向真理以外的事情低頭，決不向命運低頭。

在季羨林先生看來，江偉璉先生的志向是遠大的，并且他確實也守住了自己的志向。而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并不是人人都會有這樣的志向，都能有這樣的志向。反言之，如果人人都是同一個志向，反而缺少了特性，導(dǎo)致“人云亦云”。季老說過，如果一個人的家里從沒有出現(xiàn)過偉大的人，也沒有讓他樹立遠大志向的條件，那么讓自己的家庭衣食無憂、安穩(wěn)和樂的志向又有什么好笑的呢？志向的可貴，不在于是否遠大，而在于你是否能夠守住它，使其成為引領(lǐng)你前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