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行零分》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33 黑白片 44分鐘

法國阿爾吉影片公司攝制

編導：讓·維果 攝影：鮑里斯·考夫曼 主要演員：路易·勒費弗爾(飾郭薩) 吉爾伯·普呂勛(飾柯林) 康斯坦丁·戈德斯坦—凱勒(飾布呂埃) 杰拉爾·德·貝達里歐(飾達巴爾) 讓·達斯戴(飾于蓋)



【劇情簡介】

暑假結束。寄宿學校的學生們紛紛返校。他們在火車上相遇，爭相敘說各自在暑假經歷的樂事。郭薩和布呂埃在“禁止吸煙”的招牌下吸著自制的大卷煙。短暫的旅途顯然是他們暑期歡樂的尾聲，他們貪婪地享受這即將失去的天堂的最后幾十分鐘。

確實，他們要返回的那所男子寄宿學校，真像一座禁錮活潑青春年華的監獄。老師們比獄卒更陰毒，動輒以重罰學生來顯示自己的威風。校長雖其貌不揚，五短身材，卻大話連篇，自命不凡。這顢頇的侏儒傲慢而殘忍，不時從垂胸的大胡子中發出尖厲刺耳的訓斥和說教。近似獄規的校規限制學生的言行舉止，越規的學生一旦“操行”得了“零分”，星期天就得蹲禁閉。

不過，新學年卻來了一位與別的老師大不相同的新老師：于蓋隨和、幽默，常博得學生們的好感。新學年還來了一位新同學：達巴爾靦腆、文靜、眉清目秀，但他外柔而內剛。淘氣的布呂埃很快與達巴爾結為莫逆之交，兩人形影不離。青少年的友誼表示卻受到校規的無理約束，因為寄宿學校的學生，彼此過分親密，會被視作同性戀傾向而受到嚴禁。可是兇狠的化學老師卻可以肆無忌憚地撫摸達巴爾白嫩的臉蛋和滑潤的小手。他這種顯然的色情舉動，很使達巴爾和其他同學反感。

一場醞釀已久的反抗校方暴政的運動終于在食堂爆發。學生們抗議伙食單調，拒絕食用每餐必不可少的爛青豆。連靦腆的達巴爾也終于忍無可忍，對動作下流的化學老師公然罵了一句：臭狗屎!化學老師狀告校長，校長逼迫達巴爾當眾向化學老師賠禮道歉。達巴爾當著校長和同學的面，再次向化學老師喊道：“我說……你是臭狗屎!”

反抗一經爆發便像決堤的洪水益發不可收拾。學生們回到宿舍推舉達巴爾草擬“造反宣言”，歷數校方和老師們的腐敗和墮落的行徑。興奮的學生們撕破床墊，用枕頭互相打鬧。羽絨從床墊和枕頭中飛出，紛紛揚揚像大片大片的雪花。學生們手提自制的紙燈籠，像抬著凱旋歸來的英雄似地抬著達巴爾，在羽絨的雪花下游行。這時，畫面呈現“慢動作”，氣氛頓時充滿詩意，像夢境一般。

翌日適遇校慶。當地的權貴名流(如警察局長、本堂神甫等人)同校長一起，按尊卑的名分先后在校慶紀念會的主席臺就座。這時，在他們的身后，出現一排神情滑稽、形象夸張的人物畫像，仿佛為前排的正人君子們分別畫了一幅幅漫畫。正當他們正襟危坐等待慶典開始之際，躲在頂層小房間里的四名造反學生的首領——達巴爾、郭薩、布呂埃和柯林，向院內投擲舊書、尿壺和石塊。秩序于是大亂。新老師于蓋見狀大喜，鼓動其他學生支援達巴爾等人的攻擊。主席臺上的“正人君子”們于是陷入四面受敵之境，只得狼狽地逃走。這時達巴爾等人則登上校舍屋頂，歡呼造反的勝利。



【鑒賞】

作為大眾藝術的電影，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以其內容的民主性博得大眾的認同。在早期電影中，喜劇之所以特別受到觀眾的歡迎，就因為喜劇一般都具備這種民主性。為生活疲于奔命的勞動者只需花費一枚硬幣便可消受到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的“宣泄”的快感，看到尊神般手執警棍的警察在麥克·塞納特的影片中統統都成了狼狽可笑的“啟斯東警察”，看到頤指氣使的紳士和裝模作樣的女士最終都被“蛋糕戰”弄得失態丟丑，勞苦的觀眾們感到很開心、很解氣。當然，“高雅”之士對這類影片是嗤之以鼻的，他們譏之為“淺薄之作”。可是，以顛覆傳統的敘事邏輯和傳統的價值取向為己任的現代派藝術家們卻從這類影片中發現了一種顛覆性的潛在意識和潛在能量。例如在20年代法國“先鋒派”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喜劇片的明顯的影響。然而，把這種影響推向極致，把潛在的顛覆傾向轉化為明目張膽的顛覆的鼓吹，讓·維果的影片《操行零分》可算電影史上的首例。

讓·維果是法國先鋒派電影后期的杰出代表。疾病使他英年早逝，他生前只給后世留下四部影片，其中除一部影片是應人之約的紀錄片，思想性較弱外，其余三部影片——《話說尼斯》(1930)，《操行零分》(1933)和《亞塔蘭特號駁船》(1934)——都以其獨特而尖銳的思想性和精致而不同凡響的藝術性，對電影發展史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

讓·維果1905年生于一個革命者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他自嬰兒時起，就隨同父母一起參加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會。有人回憶說，當伊呀學語的他在這類集會上妨礙人們發言時，他的父母就用膠皮奶嘴塞住他的小嘴。讓·維果自己也回憶說，他童年時常在監獄的院子里游玩，因為他的父親經常坐牢，他的母親帶他去探監，大人在一旁說話，他便在院中玩耍。甚至有一年，他是在監獄中接受他的父親給他的圣誕禮物的。1917年，讓·維果的生活發生巨大的轉折。當時擔任無政府主義報刊《紅帽子》主筆的他的父親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被法國政府以“叛國罪”又一次逮捕入獄;這一次他的父親幾天后就死在獄中，據說是“畏罪自殺”。讓·維果敬愛他的父親，他不相信他的父親會“叛國”，更不相信他的父親會“畏罪自殺”，年僅12歲的讓·維果暗下決心，要為父親雪冤。但，當時他不得不背著“叛國犯之子”的黑鍋，被隱姓埋名地送進寄宿學校。校規苛刻的寄宿生活，更堅定了他反對舊制度的立場。心情抑郁，又缺乏應有的照顧，摧殘了讓·維果少年時代的健康，但是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嚴酷，磨礪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的心靈更加敏感。在中學時代他就顯露出杰出的文學才能。中學畢業后，他進入巴黎大學文學系。但是，羸弱的病體使他不得不中途輟學;他在療養院認識了后來成為他妻子的伊莉莎白·洛辛加。伊莉莎白是位工業家的女兒。伊莉莎白的父親資助讓·維果拍攝了他的處女作《話說尼斯》，因為熱愛文學的讓·維果也熱衷于電影，并認為電影比文學更能直觀地表達他胸中的積愫。于是這位冤獄受害者的兒子第一次以電影的形式來揭露迫害他敬愛的父親的那個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可救藥的腐敗。

有人把《話說尼斯》看成《操行零分》的序篇，正如有人把《亞塔蘭特號駁船》看成《操行零分》的續篇。總之，這三部影片可以稱作“讓·維果眼中的世界”。《話說尼斯》是部紀錄片，它紀錄了尼斯這個旅游地的形形色色。它像是一個心地純正的孩子，從外部觀察這個奇怪的世界。它把尼斯當作玻璃罩下的一個標本，這個標本在純正的孩子的觀察下被離析出腐敗的組織和肌理;悠閑的旅游者于是泄露出空虛的靈魂，豪華的外表掩蓋不住社會內部已經開始的潰爛。影片的結論是這里的一切都注定要滅亡。《操行零分》可以說是讓·維果的一篇電影自傳。達巴爾這個人物顯然是讓·維果根據自己的少年經歷創造出來的。這是一個心地純正的孩子在一個監獄般的世界內部觀察這個世界，孩子本人就是其中的囚徒。影片顯然把這個世界中的人分成對立的兩半。一半是成人群，一半是少兒群。少兒純潔、天真、活潑、充滿朝氣;成人則虛偽、殘忍、卑劣——唯獨于蓋老師例外，他是童心猶存的成人。這樣，寄宿學校也就成了讓·維果心目中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隱喻。虛偽、殘忍、卑劣的成人們組成一個統治集團，并以教育的名義，扼殺、壓制純真而活潑的學生們的朝氣，力圖把他們納入統治者強加的規范中去。讓·維果在影片中以理想化的、詩意的手法來描述學生們，同時以漫畫化的手法來丑化掌握了權勢的成人們。最后，讓·維果懷著天真的激情，讓無權無勢的小人物們奮起造反，把有權有勢的成人們打得落花流水。讓·維果以此表明他自少年時代就有的一種信念：無權無勢的小人物只要組織起來是可以擊敗有權有勢的大人物的。這種思想自然同他的父親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然而，這畢竟是天真的想法。事實上，讓·維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少年時的激情，使他不吐不快。他說：“這部影片是我少年生活的寫照。我急于把它了結，因為我還要做別的事。”這“別的事”，就是他接著要拍攝的另一部更復雜、也更成熟的影片——《亞塔蘭特號駁船》。在《亞塔蘭特號駁船》中，我們看到脫離童年幻夢的成人們想要構筑一個更合理的社會有多困難!讓·維果在拍攝這最后一部影片的過程中病倒了。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

由于《操行零分》具有激進的反資產階級社會的、甚至是顛覆性的意圖，因此影片在試映時就激起軒然大波。一些資產階級人士以“家長”的身份攻擊這部影片具有“反法國”的性質，政府審片當局甚至連影片都不屑一看悍然發布禁映令(12年后，即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后才開禁)。受到攻擊和辱罵的讓·維果把這部在法國禁映的影片拿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去上映。在上映時，他暢談了自己關于社會電影的構想;他勇敢地確認本片的矛頭所向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這個制度下的不合理的教育方針。無疑，影片具有明顯的政治含義。甚至影片中的達巴爾罵化學老師是“臭狗屎”也不是隨口罵罵而已。1912年，當讓·維果的父親的一位戰友、《社會主義戰斗報》的主筆在坐牢多年后因病獲得保釋，他出獄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我說你們都是臭狗屎!”原來讓·維果是讓達巴爾重復20年前這位革命家對資產階級權貴們的辱罵。

《操行零分》中的這種激進的民主性，經常是以早期喜劇電影的手法表現出來的。影片像早期喜劇電影表現有權有勢的警察和紳士們那樣，對寄宿學校的校長、教師以及當地的上流人士作了極其夸張的、漫畫化的描述。例如校長這個人物，讓·維果讓一個侏儒來扮演。他身材矮小，卻十分自大，留著一大把很長的胡子，穿著一身黑衣裳。他始終繃著臉，動輒從胡子中發出訓斥的語言，而那語音卻尖細刺耳，他經常說著說著就嗆咳不止……殘忍、虛弱、渺小，這就是讓·維果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倫理維護者”的形象。作為這種虛偽倫理的實施者和宣道員，寄宿學校的教員們也大多賊頭鼠腦;在學生面前，他們道貌岸然，但仍不免乘機做些猥褻舉動，對校長他們則恭敬如命，但恭敬中仍不免流露彼此間的輕蔑。總之，壓迫青少年的這個成人集團，在讓·維果漫畫化的描述下，顯露出令人惡心的、反人性的、虛偽殘忍的本質，同時，他們又是色厲內荏的。對他們性格的最精采的注釋是校慶紀念會上出現在這些正人君子座席后的那一排人像。它們使人想到了法國19世紀漫畫大師杜米埃的作品。我們從中可以體會到讓·維果對這些“教育者”的憎惡有多深!讓·維果不以極盡丑化他們為滿足，他還要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就出現了影片最后的“混戰”。這里完全借用了早期喜劇片中的“毀滅性”手法，即把一切可以毀壞的東西統統毀壞，把被社會秩序所認可的正人君子們統統置于窮于抵擋的狼狽境地。早期喜劇片中的那種“顛覆性”的潛能在這里被轉化為“顛覆”的“鼓吹”，“顛覆”的“召喚”。

在成人群中有一位成人是個例外，那就是新來的于蓋老師。讓·維果在描述這位成人時用了非常特殊的手法，他讓于蓋老師學卓別林舉止，以此，他表明于蓋老師是成人社會的局外人，是成人社會的流浪者，是介于成人社會和青少年社會之間的邊緣人。他之所以身處邊緣，因為他童心未泯。我們后來在讓·維果的《亞塔蘭特號駁船》中還會遇到他這樣的童心未滅的成人，不過，他將會為建立一個美好社會遇到挫折……

不用說，讓·維果以滿腔熱情傾注于對青少年的描述中。《操行零分》中的青少年不是一般人們心目中的優良的青少年。他們淘氣，他們不守規矩，他們專愛做成人們不許他們做的事。但是，讓·維果不正是要歌頌那些敢于沖破社會規范的青少年嗎?影片中，他們打打鬧鬧，他們偷偷抽煙，他們搗亂，在這些活動中，他們卻顯得活潑、單純，充滿生氣!尤其當他們在宿舍中撕破被褥、枕頭，讓羽絨像雪花般飛揚，他們抬著達巴爾，提著自制的燈籠，像過狂歡節一樣地在床間游行，讓·維果這時用慢動作來表現這一切，畫面上出現如夢、如詩的效果，充分表現出了讓·維果在回顧少年時代時的內心的激蕩以及他對少年同學的無比眷戀。正是這種青春沖動的詩一般的描述，正是這種對青少年反抗心理的烈火般的描述，才使《操行零分》對后來的電影，尤其是對后來的西方青年電影，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強烈地反映在法國60年代初的“新浪潮”一代的影片中，也更直接地反映在60年代末的一些以“青年造反”為題材的影片中——例如1968年在戛納國際電影節獲金棕櫚獎的英國影片《假如》。只要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矛盾繼續存在，只要壓制青少年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繼續存在，讓·維果的影片就會繼續產生影響。

在拍攝這部影片時，讓·維果被少年回憶弄得仿佛有說不盡的話要通過影像傾瀉出來，他拍攝的影片大大超過制片人所允許的長度。他不得不進行刪剪。他沒有選擇那些符合故事的敘事邏輯的鏡頭進行剪接，而是選擇那些他認為最能表現情緒的鏡頭，至于是否流暢，他就不予考慮了。他憑著詩人的本能，把影片剪接成一部以內在邏輯為基礎的風格統一的杰作。也就是說，他一反主流影片的流暢蒙太奇手法，而造成了一種“跳躍”式的敘事效果。故事流程中留下許多空隙有待觀眾去填補。他的這種“跳接”或“跳切”，當時或許是不得已而為之(為了符合所允許的長度)，是無心的，但是，由此而形成的一種風格，卻深深地影響了25年以后的法國“新浪潮”運動。

不過，《操行零分》在許多地方倒顯示了讓·維果對電影史的尊重。于蓋老師的言行舉止參照了卓別林，學生宿舍中羽絨如雪的場面令人想起阿倍爾·岡斯《拿破侖》中的打雪仗，在晚自習的教室中學生們在墻上玩投影游戲，那些形象顯然借鑒了法國早期動畫大師埃米爾·考爾的作品，從整部影片的顛覆性而言，讓·維果不憚仿效早期喜劇影片中的“胡鬧”……然而上述種種借鑒參照，都化作了讓·維果的個人風格，使他的影片更為獨特，更加活潑，更充滿蓬勃的朝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