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近代英國杰出的歷史學家，影響深遠的史學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的作者，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時代史學的卓越代表。

1737年4月27日，吉本誕生于英國倫敦附近普特奈鎮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其父出入于英國上層社會，母親共生了7個孩子，吉本為長，也是唯一的幸運者，其它幾個早就夭折了。但他的童年時代也是不幸的，自幼病魔纏身，幾乎接近死亡的邊緣。多病的身體，加上母親的早逝(在吉本10歲時)、父親的嚴厲，他從小就磨礪了頑強不屈的意志，形成了沉默內向的性格和讀書成癖的特點。

吉本最初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不正規的，由于他的個人奮斗，學業才不斷取得了進步。在青少年時代，他就博覽群書，尤其酷愛古典史學名著，對波斯、阿拉伯和拜占廷等國的歷史，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吉本在回憶最初這段學習生活時寫道：“讀書，自由而任意的讀書，這乃是我孤獨時候的工作和安慰。”

1749年(12歲時)，他到西敏寺學校上學。后因身體不好，不得不中途輟學。通過刻苦自學與獨立思考，此時他已掌握了日后成為一個偉大史家所應具備的許多方面的知識。這種學習特點，保持在他一生之中。從1752年起，他的健康狀況好轉。是年4月，他父親把他送到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就學。在牛津，吉本感到自己完全置身于一種庸俗習氣的環境包圍之中，他很失望，渴求進一步學習的計劃落空了，在那里大約呆了14個月就離開了。后來吉本把這一段學習生活稱之為一生中“最無聊和最無益”的時期。

在牛津，吉本加入了天主教，此舉受到了當時英國上層社會的責難。為此，他父親也大發脾氣。為了改變他的宗教信仰，其父決定把他送到瑞士洛桑，就學于一個名叫巴維利奧的加爾文教的牧師。一年以后，他改信新教。在洛桑學習期間，他得力于巴維利奧的嚴格要求與悉心指導，熟練地掌握了法文，廣泛地閱讀了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等人的作品，進一步研究了希臘和拉丁文的許多古典名著，學業日進。在此期間，還訪問過法國啟蒙運動大師伏爾泰。在洛桑，他曾熱戀過一個姑娘，但由于父親的反對，這段愛情很快中斷了，吉本說，“作為一個情人，我只能嘆息;作為一個兒子，我只得服從”。此后，他終生未娶，把畢生的精力與心血全部傾注在著述活動中。

1758年，吉本返回英國。次年，他投筆從戎。在軍界供職約有4年。在這期間，學習顯然被中斷了。但這一階段的戎馬生涯，吉本認為，對他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無疑是頗為有益的。1761年，他發表了第一部作品《論文學研究》。這部簡潔的著作，是用法文撰寫的，充分顯示了作者對古代史家們的了解，對羅馬共和國政制與法律的關心，對孟德斯鳩著作的熟悉。尤其是后一點，對其后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發生了直接的影響。這部著作的出版，受到讀者的歡迎，也標志著他“文學處女時代的終結”。

1763年1月，他離開英國，前往歐洲大陸漫游。先在法國巴黎呆了一段時間。其時正值啟蒙運動處于高漲之際，各種啟蒙思想猶如洶涌澎湃的春潮，沖擊著腐朽落后的封建堡壘，從而使法國成為歐洲各國啟蒙運動的中心。在巴黎期間，他與狄德羅、達蘭貝爾、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百科全書派”的著名學者過從甚密。這派學者以徹底的機械唯物論為武器，勇敢地向宗教神學和封建勢力挑戰的革命精神，對他的思想發生了有力的影響。1764年，他暢游意大利，多年來，由于受拉丁語言和古代文獻的薰陶，對他來說，羅馬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城市。10月15日那天，在憑吊古羅馬遺跡時，他縱覽古今，浮想聯翩，決心寫出一部羅馬衰亡史。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置身在卡皮托爾的廢墟之中，獨自冥想，聽到赤腳托缽僧在朱庇特神廟中唱著晚禱辭，編寫羅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頭。”

1770年，其父去世。忙畢父親的喪事以后，他在倫敦定居下來，開始撰寫《羅馬衰亡史》。最初，吉本把主題局限在羅馬一個城市衰亡的歷史上，后來他決定把范圍擴大，編寫一部整個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在寫作這部宏篇巨著時，作者刻意加工，精益求精，第一章曾三易其稿，第二、三兩章也寫了兩遍，著名的第十五和第十六章，曾作過三次刪改，把原先一大卷篇幅，精煉為現存的兩章。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同年，著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美國發表了劃時代的《獨立宣言》。然而，《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出版，被認為是當時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立即轟動了英國文壇。書出版后，即被爭購一空，短期內印行了三次，成為那時的一部暢銷書，并獲得了著名史家休謨、羅伯特遜和佛格生等人的好評。其中佛格生在給他的信中贊揚道：“您已經為英國典籍增添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如同修昔底德對他的同胞所說的那樣，您已經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寶籍。”不過，書中第十五、十六兩章，因抨擊了基督教會，在宗教界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了教會人士的猛烈攻擊。1779年，他發表了有名的《辯護詞》給予回答，顯示了作者對這些無理指責的絕不屈服的斗爭精神。他繼續將書寫下去。1781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在此期間，他曾被選為國會議員(1774)，還寫過一篇《辯白書》(1779)，為政府有關部門所賞識。他并不想在仕途上鉆營。以后雖再度被選為議員，但他對政治活動已感厭倦，便決意退出政界，專心寫作。1783年辭去議員職務后，他隨即將自己多年收藏的書籍運往洛桑，潛心著述，去完成他的巨著。

1787年6月27日深夜，吉本寫完了最后一章。他在記述完成這一長篇巨著的心情時，寫道：“我擱下筆，在陽臺和樹木遮蓋的走道上漫步徘徊著，從這里可以眺望到田園風光，湖光山色。空氣是溫馨的，天空是寧靜的，月亮的銀輝灑在湖面上，整個大自然萬簌俱寂，我掩飾不住首次如釋重負以及由此也許確立我聲譽時的喜悅之情。”翌年5月8日，《羅馬帝國衰亡史》四、五、六卷同時出版之日，正值他51歲生日之時(經1752年的英國歷法改革，吉本的誕辰為5月8日)，吉本說這部書花去了他一生中20年的時間。事實上，作者為此嘔心瀝血，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全部問世，博得了歐洲學術界的一片贊揚。亞當·斯密特地寫信向他祝賀，稱這部書使他可以列入當時歐洲文史界之首位。

此后幾年，吉本開始寫一部自傳體的作品《回憶錄》(在他死后兩年出版)。1793年他因友人病故，返回英國奔喪。旅途的疲勞，過度的悲痛，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從此，他不僅身體逐漸衰弱下去，而且也失去了內心的平靜。 1794年1月16日，他在倫敦逝世。病魔過早地奪走了這位偉大史學家的生命，終年只有57歲。

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全書6卷，凡71章，120多萬字。它大體可分成兩部分：一至四卷為第一部分(1至47章)，這一部分，作者在簡略回顧公元98至180年間羅馬帝國的歷史以后，主要記述從公元180至641年，約近500年間的史事。五、六兩卷為第二部分(48至71章)，記述公元641至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國滅亡為止的800多年間的史事。作者把重點放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則寫得比較簡明扼要。全書包括后期羅馬帝國和整個拜占廷帝國的歷史事件，稱得上是一部體大思精的通史之作。

吉本，作為啟蒙時代歐洲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不只是寫了一部歷史巨著，為人類史學寶庫增添了一筆寶貴的遺產，而且在史學思想上也獨具睿智，顯示了西方史學在十八世紀的巨大進步。

吉本具有歷史連續發展的觀念。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上自羅馬安東尼時代寫起，下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軔，其間跨越了1300余年，范圍遍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不僅記述了羅馬帝國之興衰，也涉及到波斯、匈奴、日耳曼、阿拉伯帝國以及土耳其帝國的歷史。他能夠把這樣一部年代長、國家多、范圍廣、史事紛繁復雜的通史寫得井然有序，清楚明白，固然與其高超的敘事才能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歷史連續發展的觀念。是他，在歐洲史學上第一個搭起了一座橋梁，把古代與近代的歷史連接起來。在他之前，歐洲還不曾出現過這樣規模巨大的通史著作，也不具備象吉本所懷有的歷史觀念。

吉本非常重視原始資料。他說：“我的好奇心和責任感，常常迫使我去研究原始史料。”他從小就閱讀和鉆研過希臘與拉丁文的古典原作。他遍覽羅馬帝國創立以來至西羅馬帝國時期的文獻材料，從中搜集第一手資料。他悉心研究古代文物，搜集古代貨幣，考證古代銘刻。他也重視十七、十八世紀史學家們所搜集的原始材料，并參照其他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他以如椽之筆，廣征博引，詳加考訂， 幾乎沒有一頁沒有詳盡的注釋， 沒有一頁沒有來歷。因此，該書所包含的史料是十分宏富的。在吉本所寫的這段歷史時期內，迄今為止《羅馬帝國衰亡史》依然是權威之作，在不少方面，依然是人們用來判斷古代和中世紀史事的圭臬，為現代史家所一再征引。

吉本還富于大膽的批判精神。他以敏銳的觀察，懷疑的精神，生動的筆法，縱橫古今，褒貶百代。例如，他用最刻薄、最辛辣的語言和冷嘲熱諷的態度，批判了基督教會，揭露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廣泛傳播以及排擠其他宗教的原因，認為“傳統的羅馬英勇精神”在基督教的影響下消失了，基督教所起的破壞作用就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他還用憤怒的筆調，鞭撻暴君們的殘忍，或寫他們的“毫無人性”，或寫他們的“殘害忠良”，或寫他們的“荒淫腐化”。即使對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查士丁尼等“明君”，他也是既寫功績，也寫缺點，有時又把他們視為“暴君”。該書的第十五、十六兩章突出地體現了作者大膽的批判精神。

吉本的批判精神來自他的理性主義思想。他生活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時代。其時，各國的啟蒙思想家們，繼承人文主義者的理想，揭橥理性主義，用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用政治自由對抗專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反對宗教迷信，從而開展了對一切在他們看來是非理性的東西——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蒙昧主義的深刻批判。總之，“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①這樣的思潮，給他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不過，對吉本影響最大的乃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與英國思想家洛克。他所謂的奢侈能平衡財富， 教育能輔助法律，租稅應與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羅馬共和制符合三權分立原則，以及對其它歷史問題的一些解釋，人們都可以從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和洛克的自由平等思想中找到它的根據。所以，他的史學觀點完全是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產物。

誠然，吉本的著作也有不少缺陷。例如，他認為“歷史的主要題材是戰爭和政治”，從而忽略了決定社會前進的經濟因素，不能用“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和觀念”①。他忽視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中的巨大作用。書中以帝王將相、教皇主教為中心，把歷史歸結為顯貴人物的活動，對奴隸反對奴隸主、農奴反對封建主的斗爭采取漫不經心的態度。他還對歐洲中世紀的歷史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如認為中世紀文化基本上沒有什么可取之處等。這些是由作者的時代條件及唯心史觀所決定的。但總的看來，其書瑕不掩瑜，不愧為西方史學上的一部杰作。

吉本在生前，曾滿懷希望地預言，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將有“一個未來的命運”。作為一部史學著作，他的書在他死后確實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作者華美的文筆，生動的語言，加上他善于從波里比阿、李維、塔西陀等古典作家中吸取營養，學習他們的各種表達方法，因而使他的著作雅俗共賞，真正達到了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書既要擺在學者們的書齋里，也要放在仕女們的梳妝臺上，成為一部風靡一時的讀物。如今，它早已越出了英國的范圍，被譯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波蘭文、現代希臘文、匈牙利文等多種文字的譯本，與希羅多德、塔西陀等著名史家的作品一樣，躋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它的不少章節，曾被選作大學教材，深得學校師生的歡迎。在近代西方，還沒有一部書能夠象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那樣，流行得如此廣泛，對世人發生如此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