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年輕的薩林姆生長在非洲東海岸，他的祖先是來自印度西北部的穆斯林，后在此地定居經商。因不滿當地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又恰逢他的朋友納扎努丁要將店鋪轉讓給他，于是薩林姆便駕車來到非洲中部，在大河灣的小鎮買下店鋪，獨自經營。然而這里剛剛獲得獨立，滿目瘡痍。內亂結束后，小鎮漸漸恢復生機。薩林姆抓住時機，加上經營有方，生意便好起來了。當局的“大人物”斥巨資在小鎮邊建起一座新領地。薩林姆在朋友引見下，結識了住在新領地的“大人物”的御用文人雷蒙德教授和他的夫人耶葦特，并與耶葦特發生曖昧關系。然而好景不長，動亂再次降臨小鎮，薩林姆為避禍去了英國，找到已移居那里的納扎努丁，并與其女兒凱瑞莎訂下婚約。他本想回到河灣小鎮結束那里的生意，孰料極端主義勢力卻以國家信托公司的名義沒收了他的店鋪，還以非法擁有象牙的罪名拘捕了薩林姆。幸好有熟人相助，他才乘汽船逃離了這個城鎮，在黑暗中漂流而下。

【作品選錄】

在殖民時代剛剛結束之前，也曾有過繁榮期，急流邊現已成為廢墟的郊區就是那次繁榮遺留下來的。納扎努丁說起過。他說有天下午他到急流邊去看，覺得那里與其說是地產寶地，不如說是叢林，所以他決定把手上的地皮脫手。當時來說，他這樣做是很幸運的。而現在，那片曾經一片死寂的郊區又有人進駐了。此地的開發，或曰重建，是這場繁榮的最重要特色，它導致了鎮上房地產價值的重新升溫。

人們在砍伐急流邊的叢林，推土機開來了，把原來看上去永恒不變的廢墟夷為平地。這都是大人物安排的。政府接管了這片地方，下令把這里建成國家的新領地，大人物想把那里建設成城鎮。這一切都在轉瞬之間發生。銅錢源源不斷地在往這里流，使得我們的小鎮物價普遍上漲。推土機發出深沉的、震耳欲聾的轟鳴聲，和急流聲相互交雜，此起彼伏。汽船運來的是一船船的歐洲建筑師和技工，飛機也在運。凡·德爾·魏登旅館現在幾乎天天爆滿。

總統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理由。他統治的這片土地上隨時會產生敵對行為，所以他要新辟一塊地方，他要讓自己和自己的旗幟來統領一切。他是非洲人，卻在歐式郊區的廢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還想建得比原來更加壯觀。在小鎮上，真正有所“設計”的現代建筑物就是凡·德爾·魏登旅館。對我們來說，新領地的建筑更讓人驚心動魄——巨大的水泥天窗，沖天的水泥大樓，五彩斑斕的玻璃。小一點的建筑，如居民樓、平房，和我們熟悉的房子差不多。但即便如此，還是比我們這里的房子好很多，墻外還有很多凸出來的空調機，如同滑下來的積木，看起來非常豪華。

即便有些房子裝修完了，大家還是不清楚它們的用途。有人說這里要建一個新型模范農場和農業學院，有人說要建成大會場，為大陸服務，也有人說要建成度假村，給忠于總統的公民使用。總統本人那里并沒有什么說法。我們帶著驚訝的心情看著這些大樓一幢幢拔地而起。后來我們才明白，總統心目中的宏圖已經龐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說出來的地步。他要打造一個現代化的非洲。他要創造一個讓世界矚目的奇跡。他避開了真正的非洲，也就是由叢林和村莊所構成的非洲，困難重重的非洲，而要創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國家遜色的東西來！

這個國家新領地——還有其他地方的類似領地——被拍成各種照片，登在那些關于非洲的雜志上。這些雜志在歐洲出版，出資者卻是包括本國政府在內的非洲政府。新領地照片傳達出的信息是明確的——在新總統的統治下，奇跡出現了： 非洲人也成為現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組成的大廈，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鵝絨椅套的椅子里。惠斯曼斯神父說過： 非洲式的非洲將要退讓，歐洲的移植將取得成功。這預言仿佛歪打正著地應驗了。

這里鼓勵各地游客來參觀，游客有非洲城區來的，有從那些破敗小鎮來的，有附近村莊來的。一到星期天，公共汽車和軍車就載著大家到這里來，士兵們充當起導游，帶著大家沿著箭頭標示的單行道觀看，讓這些不久前還想把小鎮毀掉的看客親眼看到總統為非洲創造的這一切。等你習慣了這些建筑物的形狀，你會發現其設計是如何粗劣，其家具是如何花哨！——但諾伊曼開的家具店卻發了。在附近，獨木舟依舊，溪流依舊，村莊依舊。鎮上酒吧里滿是來自國外的建筑師和技工，喝著酒，動輒開個關于這個國家的玩笑。一切都這么讓人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總統本來想給大家展現出一個新的非洲。我確實也開始用新的眼光審視非洲，我看到了失敗和屈辱，而在以前，我只是把它當成一般的現實。我確實也感覺這就是新非洲——對大人物，對穿著破爛衣裳在新領地閑逛的村民，對帶著大家看那些拙劣風景的士兵，我的心里都充滿了溫情。不過，一旦有士兵愚弄我，有海關官員為難我，我的心態就陡然一變，回到原來的感覺，恢復到酒吧里的外國人那種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態。舊的非洲似乎能夠包容一切，它是簡單的。而現在這地方讓人緊張。有愚蠢，也有囂張，有驕傲，也有傷痛，穿行于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緊張啊！

新領地到底是派什么用場的？這些建筑物讓人自豪，其目的或許就是讓人自豪，它們滿足了總統本人的某種個人需要。難道就是為了這一切？這地方可是投入了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啊！農場沒有出現，也沒有中國大陸或者臺灣人來耕種非洲現代模范農場的新土地，某個外國政府捐贈的六輛拖拉機仍然在空地上一字排開，都已經生銹，周圍長滿了野草。據說要成為會場的大廳外有個游泳池中間開裂了，里面沒水，上面蓋著一張網格稀疏的繩網。領地建設得很快，雨淋日曬之下毀壞得也快。第一個雨季之后，寬闊的道路兩旁新栽的小樹有很多死掉了，根須泡在水里，漸漸爛掉。

但對首都的總統來說，新領地仍舊是個生機勃發的地方。他又下令豎立了雕塑，豎起了路燈。星期天人們還是絡繹不絕地來參觀，照片依舊登載到政府贊助的非洲專門雜志上。后來，人們終于為這些建筑物找到了用武之地。

新領地成了大學城和研究中心。原準備作為會場的大廳改成了文理學院，招收本地區學生。其他建筑改成了學生和教職工宿舍。從首都那里陸續來了一些講師和教授，不久其他國家的教員也來了。與之相應，這里的生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但我們這些鎮上人對其知之甚少。文理學院就坐落在原來歐式郊區的遺址上——剛來的時候，我還覺得這里是某個已經逝去的文明的遺跡。費爾迪南從公立中學畢業之后，獲得一項政府獎學金，到這個文理學院來上學了。

新領地離小鎮有幾英里路。有公共汽車通到那里，不過車子的班次不是很有規律。我和費爾迪南本來見面就不多，他到這里來上學后，我們見面的次數就更少了。墨迪失去了一個朋友。費爾迪南處境的變化終于使得兩人的差異明朗化了，痛苦的一方我想是墨迪。

我自己的感情很復雜。我覺得這個國家未來還會混亂。這里沒有人能夠得到安全，沒有人值得我們妒忌。不過我禁不住在想，費爾迪南實在太運氣了，他這一切來得實在是太輕松了。你把這孩子從叢林里帶出來，教會他讀書寫字。你把叢林推平，建成文理學院，然后就送他到這里讀書。就這么輕松，你只要出生遲一些，就能發現一切都給你安排好了，而在別的國家和民族，人們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實現這一切： 寫字、印刷、大學、書本和知識。我們其他人只能一步一步來。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納扎努丁和我自己——祖祖輩輩在我們大腦和內心中積淀了多少東西，使得我們寸步難行。費爾迪南從一窮二白開始，但只邁出一步就獲得了自由發展的機會，沖到我們前面。

這個俗艷的新領地其實只是一場騙局。無論是下令建設的總統，還是從建設中大發橫財的外國人，都對他們所建設的一切沒有信心。以前是否有更強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惠斯曼斯神父解釋過這句格言體現出來的狂妄。他自己對這句話的真實性確信無疑。不過較早一段時期的城市建設者中，有多少人會同意神父的看法呢？過去的騙局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這個國家的人，這個新騙局想必還會造就現在的人們。費爾迪南把文理學院很當一回事： 通過在這里學習，他將來會當上實習官員，繼而掌握大權。對他來說，新領地是好地方，也應該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學的時候一樣，他依然那么自負。

妒忌費爾迪南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因為他的家始終還是在叢林里。不過我還是有些妒忌，這并不是因為他沖到我前頭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識，進入我從未涉足的領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負。我們都住在同一塊土地上，我們看到的東西沒什么兩樣。但是對他來說，世界是新的，而且會日新月異。可在我眼中，這個世界單調乏味，沒什么希望。

我開始討厭這地方的外在感覺。我的房子還沒什么改變。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我什么都沒有改變過，因為我總在想，這地方隨時有可能化作烏有。臥室還是原來的臥室，刷成白色的窗戶，大大的床，泡沫床墊，做工粗糙的衣櫥，里面放著臭烘烘的衣服和襪子。廚房里面照舊還是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氣味，到處是灰塵，蟑螂鬧翻天。還有白色的客廳兼畫室。這一切都原封不動，卻并不真正屬于我，只能讓我想起時光的流逝。

我討厭進口的裝飾性樹木，這些我童年就知道的樹木，擺在這里顯得如此虛假。我討厭街道上一下雨就一片泥濘的紅色塵土。我討厭這里的天空——有時陰云密布，除了熱還是熱，有時萬里無云，驕陽似火。即便下雨，天也涼不下來，只會導致一片黏潮。我討厭黃褐色的河流——上面依舊漂浮著一簇簇水葫蘆，淡紫色的花朵，強韌的綠色枝莖，在河流上一直漂著，不分晝夜地漂著。

費爾迪南只是搬到了幾英里之外，我不久前還是他的師長，而現在，我只是感到嫉妒，感到落寞。

墨迪也變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價，以前他是奴隸，卻有奴隸的安全。而在這里，他卻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較。到目前為止，在比較當中他都能得到滿足。而現在，和別人比起來，他不得不品嘗一絲苦澀。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們。

墨迪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來找他。有時候他們還會派別人來找。有一個跑腿的小姑娘后來我都認識了。她身體很瘦，就像個小男孩，讓人想起劃獨木舟的小姑娘，在自己人當中，她都會被人當成苦力，當成干雜活的。辛勞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來不男不女；她的頭也像是禿頭一樣。

她常到店里來找墨迪，每次都在外邊逗留著不走。有時候墨迪也和她說話，有時候對她態度粗暴，有時候甚至裝作彎腰撿石頭的樣子，好像是要把小姑娘趕走。而彎腰撿石頭是本地人用來嚇唬野狗的。奴隸出身的人最擅長辨認其他奴隸，也知道如何應付他們。這女孩看來低賤得到頭了，不管放到哪一個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隸。

墨迪成功地把她從店里趕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卻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們后院門口灰蒙蒙的野草叢中。她穿著一件灰灰的棉罩衫，好像沒洗過，寬大的袖子，寬大的領子，松松垮垮地搭在她瘦小的肩膀上，好像里面什么也沒有穿的樣子。她的頭發非常稀疏，仿佛剃了光頭。她的臉非常瘦削，好像在皺著眉，但也不是真的皺眉，只是表示她不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換了衣服，然后下了樓，發覺她還在那兒。我正準備去希臘俱樂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都成了我的常規，不管刮風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壞，都不放棄每天的鍛煉。打完球，我開車去大壩，到懸崖邊重新開張的葡萄牙夜總會去，在那里吃了點煎魚——那味道我實在不敢恭維，我想葡萄牙那里做得肯定比這兒好。我去的時候還早，樂隊還沒有開始演奏，鎮上的大部分客人也還沒有來，但大壩上的燈光已經亮起來了，他們還為我開亮了樹上的彩燈。

回到家門口，我發現那女孩還在路邊等著。這次她和我說話了：“Metty-ki là？”

她只會說一點點當地土語，不過別人說的時候她能明白。我問她要干什么，她說：“Popo malade。 Dis-li Metty。”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墨迪在鎮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個孩子，孩子生病了。墨迪在鎮上有一種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家時候的樣子，不同于早晨給我送咖啡的樣子，不同于在店里時候的樣子。

我感到很震驚。我感到自己被欺騙了。如果在海邊的家里，他會安分守己，不會有什么東西瞞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都應該知道的。在非洲這一塊地方，我失去了墨迪。我感覺很凄涼。我以前一直恨這個地方，恨我的住所。現在，我覺得我在這住所里為自己安排的生活是很不錯的，但我已經失去了它。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樣，我也在等墨迪。很晚的時候，墨迪才跑回來，一進來我就開始和他談話。

“哎，墨迪，你怎么早不告訴我？你為什么對我這樣？”然后我用在家時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們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這里，把你當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現在做出這種事來了！”

墨迪恢復到過去的樣子，畢恭畢敬，好像情緒隨著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樣難受。

“我會離開她的，恩主，她簡直是動物。”

“你怎能就這樣拋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來的，難道還能回頭？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個非洲小孩出來，在別人的院子里到處跑，小孩的‘小東西’兩邊擺來擺去，你難道不覺得惡心嗎？養出和你一模一樣的野孩子來，你難道不害臊嗎？”

“薩林姆，確實惡心。”他走了過來，挽住我的肩膀：“我也感到很害臊。她只是個普通的非洲女人。我會離開她的。”

“你怎么能離開她啊？這是你的生活！你當初難道沒有想到現在的結局？我們送你上學，我們請毛拉教你，可你現在卻干出了這種事！”

我是在演戲。不過有時候我們確實要把我們真正的感受表演出來，這些時候，我們無法應付某些情緒，表演出來反而會輕松一些。墨迪也是在演戲，裝出忠心耿耿的樣子，和我談起了過去，談起了其他地方，談起了讓我一晚上都無法承受的種種事情。我又故意裝著說：“你為什么不告訴我呢，墨迪？”為了我，他也在裝：“我怎么能告訴你呢，薩林姆？我早知道你會有現在這種反應。”

他怎么知道的？

我說：“你知道，墨迪，你第一天去上學還是我陪你去的。你一直哭個沒停。等我們一離開屋子你就開始放聲大哭。”

他很喜歡聽我提起這件事，因為它說明我還記得他很早的事情。他幾乎笑了：“我哭得很厲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頂都給吵翻了。你戴著白帽子，沿著郭庫爾家房子邊上的小巷在走，邊走邊嚎。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聽得你在大聲哭。我簡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們欺負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讓你去上學。沒想到把你從學校帶回來也一樣難。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過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將它們記住。從你剛到這里來，我就開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是自由之身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薩林姆！這話你說得就不對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實正是這樣。他到這里來算是放虎歸山。他在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來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經擺脫了自己的過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這有什么意義呢？

我在想：“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切都在變。我不會繼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會傳到子孫手里。那種生活方式已經結束了。我已經年近三十，我離家尋找的東西至今還沒有找到。我只是在等。我一輩子都要等下去。我剛來的時候，這房子還是那比利時女人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暫時的營地。后來它成了屬于我的營地。現在又變了。”

夜間睡醒，一個人呆在臥室里，我感到寂寞，也感到了周圍世界的不友好。這就像兒時處在陌生地方的那種頭痛感覺。透過刷白的窗戶，我看到了外邊的樹——不是樹的影子，而是它們的輪廓。我想家了，接連幾個月我一直想家。不過現在有家也難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頭腦中。我已經失去它了。在這個我們為之工作的鎮上，我已經和衣衫襤褸、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沒什么兩樣了。

黎明突然來了，西邊還是一片淡藍，東邊的天空是紅色的，布滿了厚厚的橫條狀烏云。好一陣子，天空都保持著這樣的景觀。在地面上方六英里處，這景色是如此氣勢磅礴，如此壯麗恢弘！飛機緩緩下降，離開了上端的晨曦。在黑壓壓的烏云下，非洲大地看起來是一片墨綠色，透著濕氣。可以看到，下面剛剛破曉；森林和溪流看起來仍然很暗。披滿植被的大地綿延不絕。陽光照耀在云層的下方。飛機著地的時候，地面上已經亮了。

就這樣，我終于到了首都。到這里來的方式有些奇怪——是繞了這么多路來的。如果我徑直從河上游的小鎮到首都來，我會覺得這是個龐大而富有的城市，是個名副其實的首都。但是經過了歐洲之旅，倫敦還歷歷在目，首都雖然這么大，卻似乎并無多少分量，它只是歐洲的影子，又像是森林盡頭的一種假象。

那些有經驗的歐洲乘客根本不去看總統拿著酋長手杖的照片，急匆匆地徑直走到入境和海關官員處，好像要直接沖過去。我不知道他們哪里來的這種自信，不過他們主要是有特權的人——大使館工作人員，參與政府項目的人員，大公司的職員等。我自己過關的進程就慢多了。等我過了入境處和海關，機場大樓差不多空了。航班的宣傳畫和總統像沒有人看，大部分官員也不見了。天已經大亮。

到市內的車開了好長時間。感覺像是在我自己的小鎮上開車從領地到鎮中心。不過這一帶多山，而且什么都比我們的小鎮大幾號。連這里的棚屋區和“城區”(房屋之間也種著玉米)都顯得比我們鎮上大。路上能看到穿梭往來的公共汽車，甚至還有一輛火車，上面有老式的敞篷車廂。還有各種工廠。沿途豎著很多牌子，有十英尺高，漆成同樣的顏色，每塊牌子上都有總統的一句語錄或者格言，而且都不一樣。有的牌子上還有總統的畫像，畫像非常大，有一幢房子那么高。這都是我們小鎮上所沒有的東西。我發現我們小鎮上的一切都小了幾號。

畫像，格言，偶爾還能看到非洲圣母塑像——這些東西一路都是，一直伴隨著我到下榻的旅館。如果我從小鎮上頭一次到這里來，準會感到窒息。不過我才從歐洲回來，才從空中俯瞰了這個國家，才感覺到首都的輕薄，所以我能用新的態度看待這一切——這種態度我自己都感到吃驚。在我看來，這些格言、畫像、圣母塑像都有一些可悲： 這個叢林出身的人竟然這么想彰顯自己的偉大，竟然采用如此粗劣的方式來彰顯。我甚至有點同情這位大肆宣揚自己的人了。

我現在才明白，為什么后來到領地訪問的人會嘲笑這個國家，為什么他們覺得對總統的敬畏是荒誕可笑的。不過，從機場過來一路看到的東西并不可笑。我更覺得它是一聲尖叫。我剛從歐洲回來；我見識過真正的競爭。

一夜之間，我從一個大陸到了另外一個大陸，我對總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同情，并認識到他的舉動是多么可笑——這一切都在我到達后接踵而至。熟悉了首都之后，我的同情慢慢消退，我開始感覺到首都也只是我們那個小鎮的翻版，只不過比小鎮大一些。其實，我是在住進一家新開的大酒店(有空調，大廳里有商店，還有沒人使用的游泳池)，并發現酒店里到處都有秘密警察之后，才打消了原來的同情。我真不知道這酒店和這些警察有何相干。他們是來給旅客看的。另外他們也喜歡呆在這個漂亮的新旅館里。他們想在這個現代化的環境里讓旅客看到自己。這很可悲；你也可以把它當笑柄。不過這些家伙有時候會讓你笑不起來。這么快，我又恢復了對非洲的緊張心理。

(方柏林　譯)

注釋：

Mullah ，伊斯蘭教國家對老師、先生、學者的敬稱。

【賞析】

20世紀末美國評選“20世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在世的作家中，被選中兩部作品的僅兩位作家，其中一位就是奈保爾。奈保爾的入選作品是《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河灣》。美國著名批評家歐文·豪在《河灣》出版不久就撰文寫道：“單就天賦才華而論，在世作家鮮有超過V。 S。奈保爾者。”另一位評論家伊麗莎白·哈德維爾也認為：“奈保爾想象之寬廣，以及表達這種想象的非凡的敘事框架，在今天是無與倫比的。”

正如《河灣》的中譯本序言所言，“《河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涵義極為豐富”。奈保爾以豐沛的想象力，展現了廣闊的社會背景，既寫了歐洲人撤退后非洲本土的族群混戰，又寫了非洲政府的獨裁，以及爭權奪利所帶來的腐敗和破壞；既寫了非洲人的無知和貧窮，又寫了非洲對外來文明的排斥和斗爭，同時也反映了流亡者的失根心態等。

《河灣》出場人物眾多。有祖先在中東，而現在住在非洲內地的薩林姆，有帶有神秘色彩的叢林居民兼小商販扎貝思，有自認為是非洲新人類的費爾迪南，有逃婚至小鎮，隨遇而安的馬赫士夫婦，有從非洲東海岸到英國求學，后來到新領地的因達爾，有起先受寵后來失寵的雷蒙德和他的夫人，有屢受挫折卻能起死回生的商人納扎努丁等，這些人物最終都指向一個人物，即始終未曾露面的總統(書中稱為“大人物”)。盡管這個“大人物”始終沒有露面，但是他的相貌、性情、習慣、經歷，通過各種人物對他一點點的描繪，逐漸浮現在讀者面前。

如作品所說，這個大人物是這一國家的締造者，是總統。這個國家被戰爭破壞得慘不忍睹，“廢墟就保持著廢墟的樣子，沒有人來收拾”，到處都是小偷，搶劫在光天化日之下橫行。然而這位大人物對此置若罔聞，相反卻異想天開地要在河灣小鎮旁建一座舉世矚目的新城，妄想打造一個現代化的非洲。

沒有人能阻擋大人物的腳步。在投入了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后，一幢幢大樓拔地而起，巨大的水泥天窗，高聳的摩天大樓，五彩斑斕的玻璃，里面擺著花哨的家具。與此同時，大人物還開動各種宣傳機器，大肆鼓吹這個“新領地”如何如何了得。但實際上，“領地建設得很快，雨淋日曬之下毀壞得也快。”毫無用處的新領地僅僅是為了總統的個人需要，為了夸耀。

“這個俗艷的新領地其實只是一場騙局。無論是下令建設的總統，還是從建設中大發橫財的外國人，都對他們所建設的一切沒有信心。以前是否有更強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惠斯曼斯神父解釋過這句格言體現出來的狂妄。”

這種行為，體現了獨裁者的偏執和非洲人的狂熱。非洲人的狂熱往往化作憤怒、暴力和破壞欲望： 獨立戰爭中雙方軍隊的狂熱毀了小鎮；人群對于衛隊軍官的憤怒使軍官一命嗚呼；在監獄里，無論是犯人還是折磨他們的看守，身上都帶有一種狂熱。正如費爾迪南指出的：“沒有人的日子好過。大家都在干等著，在等死，大家內心深處都知道。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所以每個人都變得這么狂熱。”

而總統就是一個狂熱的集中代表。總統的狂熱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于新領地建設的狂熱。其實他著手建設的新領地是一場俗艷的騙局，“他其實只想扮出魔法師的樣子，而且要比他在其他所有地方見到的魔法師更厲害”，“在新領地，總統的榮耀更是無處不在，播撒在每個新非洲人的身上。”在總統的一手操辦下，新領地成了非洲的一個“特殊”地方。

然而，這個“特殊”的非洲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非洲呢？惠斯曼斯神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非洲式的非洲將要退讓，歐洲的移植將取得成功。”

總統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政府的政策不可謂不強，官員們執行命令不可謂不嚴格。然而自上而下，大家統統忘了“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一味地模仿歐洲，只會使非洲的創造力枯竭。大人物使非洲在模仿歐洲的同時，丟失了自己的傳統。

另一方面，總統的狂熱在于不遺余力地宣揚自己。無論在海關、飯店，還是汽船上，都掛著總統的肖像，而且這種肖像越印越大，質量越來越精良。他還發行了自己的《格言錄》，讓孩子們舉著它行軍上學。他將自己的格言和畫像豎立在首都道路的兩邊，有的畫像有一幢樓房那么高。

總統將把非洲帶向何處？看看新領地就知道了：“這一片土地啊！經歷了多少變化——河灣處的森林、人群匯合的地方，阿拉伯人的定居地，歐洲人的前哨，歐洲式的郊區，湮沒文明的廢墟，罩著光環的新非洲的領地，如今，又成了這個樣子。”所謂的“這個樣子”，就是又成了非洲的叢林，成了非洲人的定居地。轉了一個大圈，等到一切都土崩瓦解后，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新領地在衰敗，河灣小鎮在衰敗，首都的市中心同樣也在衰敗。事實向非洲人證明，在非洲這塊土地上，妄想建設一個非洲中的歐洲是根本行不通的，移植過來的歐洲注定是不會長久的。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就如河上的水葫蘆，“或曰‘河上的新事物’，從大老遠、從大陸中部一路蔓延過來，結成團，連成片，或是斷枝殘蔓，在這里飛躍而下——到了這里，它們已經接近了旅程的終點。”大河一直轟鳴不息，我們可以將大河的意象看作是非洲的象征。或許真如雷蒙德所言：“非洲需要由非洲人來統治”，而這些非洲人不再是迷信歐洲和西方的非洲人；這樣的話，非洲人民就一定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現代化之路。

奈保爾是位“永遠可以被指望講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贊他“在作品中將富有洞察力的敘事方式與不屈不撓的探究精神融為一體，從而迫使我們更加正視世界上那些受壓抑的歷史”。在《河灣》中，他以其獨特的觀察視角，采用冷峻的口吻講述著這一國家的歷史，展示了非洲國家獨裁統治的暴政與腐敗，并試圖為這個“因變化而四分五裂的世界”做出另外一種想象性的闡釋。小說無疑具有隱喻和現實兩個層面的意義： 就現實層面來講，“大人物”統治下的河灣小鎮與蒙博托領導下的扎伊爾極為相似，可作為殖民秩序瓦解后當代非洲的代表，這賦予了小說一定程度的歷史感與真實感；就隱喻層面而言，作者沒有寫河灣小鎮的具體名稱，這就使得小說具有一種象征意義。

同時，《河灣》還是一部充溢著悲觀情緒的小說，表現了作者悲觀主義的歷史觀。小說一開始，作者就為全書定下了基調：“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聽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這世界上沒有位置。”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讀者體驗了薩林姆的悲觀之旅。從結構上看，《河灣》中所描述的旅行正是從相反的方向重復了早期奴隸的旅行： 薩林姆從海岸遷徙到內地，然后前往英國，又重返非洲，最終又逃離非洲前往英國。似乎在周圍的政治秩序崩潰后，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斷遷移。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所尋求避難的國家正是導致他漂泊無定、過流亡生活的國家。這一輪回似乎暗示了殖民化所帶來的無法擺脫的后果。殖民主義雖然終結了，然而西方殖民勢力的持續影響依然會存在于后殖民地國家的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中。

(賈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