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文學·阿·納·雷巴科夫·阿爾巴特街的兒女》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賞析

作者簡介 阿納托利·納烏莫維奇·雷巴科夫(1911— )出身于工程師家庭，1934年畢業(yè)于莫斯科運輸工程學院。作家早年的作品多為兒童題材和生產(chǎn)、道德題材。1951年，因長篇小說《司機》獲斯大林文學獎金。1973年，中篇小說《無名小卒》又獲俄羅斯國家文學獎。雷巴科夫的作品致力于對歷史、道德和政治的嚴肅思考，通過行為、事件揭示人物性格，表現(xiàn)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層次，有豐富的藝術內涵和文學魅力。雷巴科夫的其他作品還有： 《短劍》、《青銅鳥》 、《葉卡捷琳娜·沃羅尼娜》、《沉重的黃沙》、《阿爾 巴特街的槍聲》和《克羅什歷險記》等。《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是雷巴科夫創(chuàng)作的三部曲的首部。另兩部是《一九三五年及其它年代》 和 《一九四四年》。此書在公開發(fā)表之前，手稿已在蘇聯(lián)文學界廣泛流傳，許多作家爭相成為這部小說的第一個讀者。小說發(fā)表后，蘇聯(lián)文學界反響強烈，認為它是一部“不打啞謎的歷史畫卷”。著名詩人葉甫圖申科稱贊它“成功地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空白點’”。小說在蘇聯(lián)國外也引起轟動，《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塞格·施邁曼喻之為“1987年春天將引爆的一顆文學炸彈”;美國一家出版商以10萬美金從作家手中購到版權，獨家在美國出版英譯本。

內容概要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通過對莫斯科阿爾巴特街區(qū)一些青年男女主人公命運的描寫，來反映蘇聯(lián)三十年代初期的社會歷史現(xiàn)實。小說有兩條線索，一條是寫莫斯科阿爾巴特街上的青年男女薩沙等人的命運，另一條線索是描寫蘇聯(lián)上層人物的矛盾和斗爭，主要寫斯大林大權獨攬后對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懷疑、猜忌和迫害。在阿爾巴特街上，住著這么一些青年： 薩沙·潘克拉托夫，交通學院的學生，學校的團支部書記。他誕生在一個工程師家庭，父母很早離異;父親每隔一段時間來看望他們母子一次，母親是一位受過教育的知識婦女; 他從小自尊自愛，能獨立思考，加之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學校的表現(xiàn)非常出色。薩沙所在的交通學院有一位叫克里沃魯奇科的副院長，他一生戎馬生涯，早年曾是奧爾忠尼啟則的部下，“學院里盛傳他聞名于世的戎馬生活，他至今還穿著軍服、馬褲和皮靴”，他嚴謹耿直，不茍言笑，“學生們都對他懼怕三分”。有一次，他負責學院宿舍的建設工程，因建筑材料缺乏而讓宿舍建設下馬。此舉被學院的黨委書記包林、研究生洛茲加切夫等人視為把柄，企圖利用這一事件來陷害克里沃魯奇科，并揪出總后臺奧爾忠尼啟則。于是，他們召開了黨委會，并叫來薩沙在會上發(fā)言，揭露克里沃魯奇科。沒想到，耿直的薩沙非但沒有與他們共執(zhí)一詞，相反，卻竭力替克里沃魯奇科辯護，使包林等人弄巧成拙，在黨委會上出盡洋相。學院里還有一個叫阿齊江的講師，在薩沙他們班教社會主義核算原理，但他“一不講核算，二不講原理，只講歪曲這些原理的人”。薩沙為此向他提過意見，因而遭到阿齊江的懷恨。機會終于來了。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日的壁報上，薩沙隨手寫了一首諷刺班長科瓦廖夫的打油詩，而被包林、洛茲加切夫、阿齊江等人污為“反黨事件的組織者”。他不僅被開除學籍，而且還被罰做苦役，蹲了幾年監(jiān)獄，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與薩沙同住一樓的，還有尼娜·伊凡諾娃和她的妹妹瓦里婭。尼娜是個心慈面善的共青團員，她從不注意穿著打扮，“無論是大街上轉還是去赴宴——衣服就是這一件”。現(xiàn)在，她已是一名小學教員了。而瓦里婭則是一位任性、聰明、善良的姑娘。父母去世后，她與姐姐相依為命。她一直暗戀著薩莎，甚至當薩沙遭難后，也一直與他通信，并以薩沙的未婚妻自居，與薩沙的母親一起排隊等候探監(jiān)，后又干脆搬到薩沙家，照顧薩莎母親的衣食起居。她的行為給了薩沙莫大的精神鼓舞。而蓮娜·布佳金娜則是著名外交家布佳金的女兒，她從小隨父親生活在國外，能流利地講幾國語言。她是學校里最漂亮的姑娘，但卻心地善良，誤托終身。在那些青年中，性格最復雜的，要數(shù)尤拉·沙羅克了，他雖與薩沙他們都是中學同學，但卻遠比同伴們深謀遠慮、工于心計。他的父親老沙羅克，早先是一家時髦成衣鋪的小伙計，后來當了裁剪工、師傅，繼而成為老板獨生女兒的丈夫。革命后，他朝思暮想的遺產(chǎn)——成衣店被收歸國有，他的發(fā)財夢到此告終。“他不信上帝，不能原諒上帝使他破了產(chǎn)，因破產(chǎn)的事他更不能原諒蘇維埃政權。5月1日和11月7日他常照上班。”尤拉的兄長弗拉基米爾因搶劫罪被捕，為了減免兒子的罪行，老沙羅克帶著尤拉找一位有名望的律師求情。律師家“鑲在鍍金框內的畫和玻璃書柜里一排排印著燙金圖案的書脊”，給了尤拉極其強烈的印象。他從此由一個父親影響下的落后青年，變成一位積極要求上進的共青團員。因為他深知，“要想當律師，必須先上大學;要想進大學，必須先入團，去工廠”。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他拼命討好蓮娜，并利用對蓮娜的占有關系，向布佳金施加影響……后來，他雖未成為律師，但憑著機智靈敏和善于察言觀色，進了內務部，甚至插手處理薩沙案件。他們曾是中學同窗，但由于他們各自的素質、所受的環(huán)境影響不同，因而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青年們的命運是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的，薩莎被捕一案的發(fā)生，絕非偶然。薩沙原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普通大學生，但他的與眾不同處就在于他有一個身為中央候補委員、鋼鐵工業(yè)的權威的舅舅——馬爾克·亞歷山大羅維奇·梁贊諾夫; 而梁贊諾夫又是中央委員、被斯大林認為是“不可靠分子”的謝爾蓋·奧爾忠尼啟則的密友。很清楚，那些人別有用心地對薩莎的諷刺詩大做文章，無非是想順藤摸瓜，揪出自己強有力的政敵而已。更何況，薩沙還敢于替奧爾忠尼啟則的親信克里沃魯奇科辯護。而包林、洛茲加切夫之流之所以敢于濫加罪名于無辜，也因為他們有穩(wěn)固的政治后臺。按理說，身居高位的馬爾克·亞歷山大羅維奇有機會為無辜的外甥辯解，但他為什么只輕描淡寫地向有關方面反映了一下情況，而不是據(jù)理力爭、伸張正義，反而勸說薩沙委曲求全，承認錯誤呢?這就不能不談到斯大林的性格秉賦、處世原則了。斯大林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無產(chǎn)階級的領袖，在蘇聯(lián)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任何場合出現(xiàn)，都要引起熱烈的歡呼聲和雷鳴般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同時，斯大林又為國家的前途殫精竭慮，以頑強的毅力領導人民完成國家由農(nóng)業(yè)化到工業(yè)化的轉變，使蘇聯(lián)以巨大的步伐躋身于世界列強之林。然而，斯大林在某些個人品質方面又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他出身于窮苦的鞋匠之家，母親在富裕人家洗衣幫工;他從小穿的都是破衣爛鞋，常被有錢人家的孩子嘲笑斥罵。童年的苦難，一直沒被他淡忘，甚至在他成了領袖之后，也因由卓別林扮演的《都市之光》中的流浪者身上，想起了可憐的父親朱加什維利而傷心流淚。童年的不幸，使他敏感而又自尊，凡事以自我為中心，如有人敢于持不同意見，他的眼睛“驟然間變成淡黃色，陰森森的，象老虎的眼睛一樣，閃著兇光。”作為一名領袖，斯大林還十分推崇強權統(tǒng)治。他認為，“為了崛起成為領袖，一個君主應當消滅周圍一切慣于將他視為傀儡的人與物。”為此，他十分崇拜愷撒、拿破侖和伊凡雷帝。在他看來，“唯有愷撒大帝使用他個人專斷的政權才能戰(zhàn)勝敵人，唯有拿破侖皇帝能征服歐洲。最高政權應當象沙皇那樣至高無上，只有這樣的政權才會讓人民崇拜，只有這樣的政權人民才會服從，只有這樣的政權才會使人民尊敬得五體投地”。“伊凡雷帝堪稱偉大的治國豪杰，他的過失并不在于他殺了一些貴族，而是他殺得太少……誅滅自己的政敵要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斬盡殺絕，不留后患”。這些殘暴政策成了斯大林執(zhí)政治國的理論依據(jù)。斯大林還忌賢妒能，濫殺忠良。基洛夫被刺一案雖成為歷史難解之謎，但我們從斯大林對基洛夫所持的態(tài)度來看，也不難窺出其中的奧妙。在所有的部下中，斯大林認為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不追求獨立地位，是較好的執(zhí)行者”，安德烈耶夫、加里寧“來自基層，屬于隨大流的人”，而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科肖爾、古比雪夫、魯祖塔克則是些“靠不住的人”。尤其是基洛夫，他是個“非貴族出身的半吊子知識分子，是個蠱惑人心的人。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博得了歡呼。在紅場舉行的慶祝第十七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群眾大會上——他再次博得了歡呼。在莫斯科群眾面前本該由一位代表全黨的政治局委員講話，而不應當由代表列寧格勒州黨組織的人講話。可是，他沒有拒絕。他講話了。此人不可信任哪!”更何況，基洛夫平易近人，在列寧格勒大街上散步，帶著孩子們乘轎車兜風，還與同幢大院里的孩子們玩“貓捉耗子”的游戲。這一切在斯大林看來，是基洛夫在炫耀自己的簡樸與平易，想強調： 斯大林住在克里姆林官，處處戒備，不在街上行走，不與孩子們玩“貓捉耗子”想以此說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洛夫不怕人民”。基洛夫簡直成了斯大林的眼中釘、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以防他在列寧格勒搞什么“第二首都”。科達茨基、丘多夫、科馬洛夫等人被認為是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分子，他們是斯大林整治的對象，而基洛夫卻出面保護他們。科達茨基“在列寧格勒的工人們要求將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時，沒表現(xiàn)出什么熱情”，用斯大林的話說：“在這種問題上動搖了!”當時，基洛夫建議解除他的莫斯科——納爾沃區(qū)黨委書記的職務，安排他在國民經(jīng)濟委員會工作，而后來又升他為列寧格勒市的蘇維埃主席。在斯大林看來，基洛夫不把這些劣根鏟掉，而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是想搞“第二首都”!基洛夫在十七大的發(fā)言，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他說：“在列寧格勒，只有彼得堡工人的光榮革命傳統(tǒng)是舊的，而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新的……”由此觀之，基洛夫被刺一案，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階級的敵人派遣的刺客”所為，倒很可能與斯大林本人有關! 全書以基洛夫被刺結尾，將這一迷案留給歷史與后人。

作品鑒賞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一書之所以引起轟動，被譽為“不打啞謎的歷史畫卷”，“成功地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空白點”，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揭示了被歪曲的歷史真相，打破了30年來的沉默局面”。作品深刻反映了1934年蘇聯(lián)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大規(guī)摸的肅反和鎮(zhèn)壓給蘇聯(lián)人民蒙上了陰影，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蘇共十七次黨代會后，斯大林獨攬大權，個人崇拜逐漸蔓延; 斯大林對他所認為具有潛在威脅的領導層，如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洛未納澤，以及國家高級官員布佳金，一些反對派成員雷日科夫、畢亞達科夫等采取種種殘酷的鎮(zhèn)壓手段;秘密警察不受法律約束，制造了一樁又一樁草營人命的冤假錯案;斯大林視30年代擔任列寧格勒市委書記的基洛夫為心腹之患，他們的沖突最終以這位忠于黨的事業(yè)、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的被謀殺而告終……這都是些敏感的，甚至是觸犯禁忌的問題。那么，是什么動機促使作家勇敢地觸及這些問題的呢?雷巴科夫認為，歷史上曾有過偉大的創(chuàng)舉，也有過悲劇; 有些令人驕傲，也有些時期令人覺得羞恥。但是必須回顧，必須反省; 而回顧和反省的目的是為了不重復過去。三十年代，“人們變得什么都怕”，不敢獨立思考，一切等著“上面”怎么說，人們失去了主動精神和尊嚴感。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停滯現(xiàn)象并非從天而降，而是三十年代某些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心理狀態(tài)的延續(xù)。而那種“千萬別出什么事”的恐懼心理至今猶存，對我們的事業(yè)危害極大。作家還認為，在真理中成長的人們追求真理，而在虛偽中成長的人只會按固定的標準思考，而且常常懷疑真理和事實的可靠性。因此，必須用真理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他們沒有經(jīng)過那種黑暗的年代，所以更應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了解歷史的真相，因為青年是歷史的繼承者，開拓者和創(chuàng)造者。雷巴科夫曾說：“這是一部沉重的小說，沉痛的年代……要把當時發(fā)生的事都寫出來是很復雜的，心理上很復雜，但是必須用全部精力去完成它，已經(jīng)講了真話，就需要講到底……” 由此可見，對歷史進行反思，讓人們記住歷史的教訓，并從中悟出真理，更穩(wěn)健地沿著列寧開創(chuàng)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前進，這是作家重要的創(chuàng)作意圖。小說引起轟動的第二個原因，是作家對斯大林形象的全新塑造。雷巴科夫在1988年6月會見合眾社記者時，談到了該書的創(chuàng)作構思：“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本不打算寫一本關于斯大林的小說，而是要寫一本關于薩沙·潘克拉托夫，我們一代人的命運，我所居住的莫斯科阿爾巴特街和當時社會情況的小說。對我國人民來說，三十年代是一個悲劇年代。因此我要想表現(xiàn)這個時代，當然，斯大林必須是書中的一個角色，因為沒有斯大林所有這一切都不會發(fā)生了。正如現(xiàn)實生活一樣，斯大林開始膨脹，并且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由于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前有些作家筆下的斯大林形象往往是經(jīng)過粉飾的，完美無暇的; 又有些作家在塑造斯大林形象時，過份強烈的個人主觀感情占據(jù)了大部分的創(chuàng)作空間，使他們不能客觀地、公正地評價斯大林。而雷巴科夫避免了這兩種極端，因此，即使是在猛烈抨擊、深刻揭露斯大林身上某些個人品質及作風的同時，亦能持公允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這就是為什么讀者心目中斯大林的偶像雖被砸碎，但他們仍然不得不理智地接受這一痛苦現(xiàn)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