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著名的改良主義者和早期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頭子。蒲魯東也是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他于1840年最先使用了“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

1809年1月，蒲魯東誕生在法國貝桑松城郊一個破產的小資產者的家庭。這個家庭的祖輩以農為生;據蒲魯東自己說，他的14代祖先“都是莊稼漢”。他的父親原是一個農民兼小手工業者，曾開設一家制桶小店鋪，并經營過小啤酒店。因生意清淡，店鋪倒閉，家中僅有的少量土地也被賣光還債。破產之后，12歲的蒲魯東便在貝桑松一家旅店當伙計，后來又在一家印刷廠當過排字工人。

蒲魯東未受過系統的正規教育。少年時代，他雖然在親友的接濟下得以在一所學校里讀了幾年書，但很快就失學了。他主要靠自學掌握文化知識;據蒲魯東看來，“知識意味著統治”，“科學就是財富和資本”。他努力發展自己的智慧，為的是登上幸福者的行列。

1831年，蒲魯東離開貝桑松，外出謀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他曾輾轉于巴黎、里昂、馬賽、土倫等地，過著半流浪式的生活，因未找到適當工作，只得又回到貝桑松。1836年，他設法同別人合伙開設了一個小印刷所，來維持生計。但由于資金不足，經營無方，這個小印刷所在幾年后就倒閉了。后來，蒲魯東在回憶以往的遭遇時，說自己“象一只可憐的小鳥，在狂風暴雨襲擊之下，找不到一叢綠枝掩庇我的巢窩”。

蒲魯東在經營印刷所的同時，涉獵了語言及其他社會科學方面的一些著作，并開始著書立說。他想揚名于世，充當未來的“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①1837年，他寫出一本“幼稚著作”——《論通用文法》，獲得貝桑松大學的獎金。商場失利，文壇得意。他拿了這筆獎金之后，一時躊躇滿志，于1840年來到巴黎。

蒲魯東于1843年暫時離開巴黎，到里昂一家船舶航運公司任辦事員，但經常為公司辦理業務而來往于里昂與巴黎這兩大城市之間。從1847年初起，蒲魯東就在巴黎定居。1849年12月，已經上了40歲的蒲魯東同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知識的平民女兒結婚。他之所以愿意同這個女子結婚，因為在他看來，女人的真正使命不是到社會上去謀求工作，而是在家當廚娘，操勞家務。

1840年他寫出了《什么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在當時的法國思想界獲得一點聲譽。在這一著作中，他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了大私有制;認為“財產就是盜竊”。他說：“財產就是盜竊”這一論點，是他在歷史上的偉大發現。“這樣的話一千年來誰都沒有聽到過。我在這世界上除了對財產的這個定義以外，什么也沒有，但是在我看來它比百萬錢財還寶貴，我敢斷定，這是路易·菲力浦統治時代最重大的事件。”

盡管蒲魯東在《什么是所有權》一書中對大私有制進行了抨擊，把這本書看成是一鳴驚人之作，但馬克思卻認為，“在政治經濟學的嚴格科學的歷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①。蒲魯東在寫這本書時，暴露了他的政治經濟學知識的貧乏。他不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生產關系來探討財產關系，而只是從資產階級的法權觀念來研究這個問題。當然，馬克思對蒲魯東早年的這本著作，還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

繼《什么是所有權》一書之后，蒲魯東還寫了許多論著：《貧困的哲學》(1846)、《社會問題的解決》(1848)、《一個革命家的自白》(1849)、《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1851)、《論革命中和教會中的公平》(1858)、《戰爭與和平》(1861)、《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4)，等等。他在這些著作中，宣揚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他懷著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試圖在保存資本主義基礎的條件下，來消除資本主義的“丑惡的方面”。他主張階級調和，不贊成工人階級從事政治斗爭。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當蒲魯東來到巴黎之后，結識了薈萃在巴黎的一些著名人物。但在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以前，他對于直接參加政治斗爭并不感興趣。1844年冬，蒲魯東同寓居巴黎的馬克思相識。1846年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創建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馬克思曾寫信給蒲魯東，要他參加該通訊委員會的活動。蒲魯東對此加以拒絕，并聲稱不贊成共產主義運動。

在歐洲近代史上，蒲魯東首先是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家而著稱的;他和施蒂納、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都是無政府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1844年，蒲魯東在巴黎同巴枯寧結識，對巴枯寧的思想直接產生了影響。蒲魯東不僅公開聲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且特別強調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無政府主義者”。

蒲魯東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宣揚反對任何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互助主義”。他寫道：互助制是“各個自由力量之間取得均勢的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每一個力量只要履行同樣的義務就享有同樣的權利，在這種制度下每一個力量都能用勞務來換取相應的勞務”。“互相效勞，互換產品，彼此貸款，互守信用，互相保證，彼此擔保，等等——這就是(互助制的)法則。”

他認為根據互助主義原則，就可以建立一個“美妙”的社會;這個社會是由小業主——獨立的小生產者所組成，社會各成員之間自愿而又公平合理地實行產品等價交換;這種通過等價交換而在小業主——獨立的小生產者之間所形成的“社會契約”、自愿協商的關系，就使得強制性的政權不必存在，從而直接導致國家政權的消亡。

普魯東還認為，人們維持平等的自由聯合，是唯一可能的、唯一合乎正義的和唯一真實的社會形式。在他看來，這種社會形式就是無政府狀態。他說：“具有最高度完善性的社會存在于秩序和無政府狀態的結合中”。“無政府狀態就是沒有主人，沒有元首，這就是我們一天天在接近著的政治形式”。他把無政府狀態看成是自由、平等的體現，能尊重所有人的意志，能使所有的人“在一種難以形容的友誼中團結起來”。

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核心是要求個人的絕對自由。他主張不要政黨、不要權力，一切人都能絕對自由。他反對任何國家，說國家政權“是暴政工具和堡壘，而政黨則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他公開提出這樣的口號：“打倒政黨，打倒政府”。他認為只有無政府狀態才是唯一的切實可行的“共和國”，在這里“人的自由是無限的”。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絕對自由”論，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反動幻想。尤其是在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斗爭的舞臺和馬克思主義已經產生的歷史條件下，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顯然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反動，給工人革命運動帶來極大的危害。因為它不僅反對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甚至反對工人階級組織工會和舉行罷工。

蒲魯東不僅是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是一個頗有影響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1848年革命前夕，他贊同法國基佐政府的一些施政方針。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后，蒲魯東擔任過《人民代表報》、《人民之聲報》的主編。同年6月，法國國民制憲議會增選議員代表，他當選為議員，一時躋身于資產階級政客之列。1849年，他因反對當時竊踞法國總統職位的路易·波拿巴而被捕下獄(1852年出獄)，但他在獄中卻上書路易·波拿巴，向波拿巴獻策，幻想依靠波拿巴來實施自己的改良主義計劃。他在出獄前后所寫的一些論著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宣揚階級調和主義，反對階級斗爭，否認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說：“不應該把革命的行動看成是社會改革的手段，因為這個轟動一時的手段不是別的，而是訴諸強力，訴諸橫暴”。

蒲魯東的改良主義思想，是他的小資產階級立場所決定的。蒲魯東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就曾遭受過破產和失業之苦，因而對陷于破產或瀕于破產的小資產者表示同情，幻想恢復和維持小生產者的原有經濟地位。但是，蒲魯東試圖用和平的改良主義的辦法，來消除資本主義社會里的矛盾和弊端，然后將資本主義社會逐步地改造成所謂“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他所渴求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同義語。

折中主義的詭辯論是蒲魯東改良主義思想的理論根據。在蒲魯東看來，一方面，“私有制是強者剝削弱者”，即富者剝削窮者，使小生產者可能遭到破產;另一方面，私有制給予個人以獨立和自由，能使小生產者發財致富。他把小生產者的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看成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說小私有制是“自由和平等的最初前提”和“進步的泉源”。所以，蒲魯東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方面”。因此，只有通過社會改良的辦法，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他還把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看成是互相依賴的關系和平等的關系，認為“一個是共同財富的主動力，一個是共同財富的促進者和保管者”，彼此不應該有矛盾和斗爭，而應當互相調和，“攜手合作”。蒲魯東的這種觀點，充分暴露了他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

蒲魯東還制訂出具體的社會改良方案，親身從事改良主義的實踐活動。1848年，他試圖用建立“交換銀行”的辦法，來改組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他規定這種交換銀行的任務，是直接接受生產勞動者的一切產品，公平地確定這些產品的價值，并向生產者發給標明這種產品的一種證券書，作為勞動貨幣。持有這種證券書的生產者，可以向同一銀行購買他所需要的任何商品。通過這種辦法，蒲魯東認為可以使小生產者免受剝削，不致遭到破產、貧困的厄運;使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小商品生產永世長存，使“公平合理”的交換制度也永世存在。他認為這樣一來，就會給社會帶來“平等”和“幸福”，就會出現小生產者所渴望的“理想社會”。

1849年1月，蒲魯東在報上發表了建立所謂“人民銀行”(交換銀行)的聲明，并公布了“人民銀行”的章程。他說：“我創辦這個企業是世界上空前絕后的，我要改變社會的基礎，轉動文明的軸心”。他在籌建這個交換銀行的同時，提出了信用改革計劃。根據這個計劃，交換銀行不僅是勞動產品交換場所，而且是信貸機構，對小生產者和工人實行長期“無息貸款”。蒲魯東認為，這將使一切小生產者和工人群眾免遭貨幣的奴役，使他們能獲得自己的全部勞動產品，從而導致生產和分配的平衡;這樣一來，就可避免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的出現，就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蒲魯東的這套改良主義方案，顯然是無法實現的空想。他試圖籌建的交換銀行和交換市場，是建立在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基礎上的，是同社會生產脫節的。馬克思對他的這套改良主義計劃給予無情的諷刺，指出“發明‘無息信貸’和以這種信貸為基礎的‘人民銀行’是蒲魯東先生在經濟學上的最后的‘功績’”。蒲魯東“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應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①

事實上，蒲魯東所籌建的“人民銀行”一方面因資金不足，同時也遭到法國國民議會的反對，所以并未正式營業，就中途夭折。蒲魯東并不因此就放棄他的改良主義計劃。1855年，在巴黎舉行了萬國博覽會。蒲魯東又試圖在這博覽會附近建立起他所念念不忘的“交換市場”，來試驗他的改良主義方案。但這一次，又以失敗告終。

1858年，蒲魯東寫了《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一書，提出了所謂真正的平民人道主義，即工人人道主義的主張。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這本書中抨擊了天主教會，揭露了教會的愚昧、專橫;否認上帝，批評了“上帝感召”的思想，因而被判三年徒刑。于是，他立即逃出法國，流亡到比利時，直到1861年返回法國。

在西歐的工人運動蓬勃興起的六十年代，蒲魯東站在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對立面。1864年秋，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在英國倫敦成立。蒲魯東進行政治投機，混入第一國際。他力圖在國際工人運動內部傳播他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和改良主義思想，宣揚他的機會主義理論。

在第一國際早期，蒲魯東主義不是頗有影響的。蒲魯東主義不但在法國，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度里廣為流傳;在這些國家里，蒲魯東有很多信徒。在第一國際初期，蒲魯東主義者曾把持了國際巴黎支部，反對第一國際的正確路線。所以，在第一國際早期的幾次國際代表大會上(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1866年日內瓦代表大會、1867年洛桑代表大會和1868年布魯塞爾代表大會)，馬克思主義者對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批判斗爭，在1868年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取得了對蒲魯東主義斗爭的勝利。

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對蒲魯東主義進行了極其尖銳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認為“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一種反動的特性”。①列寧也指出，曾經在羅曼語各國流行一時的蒲魯東主義“沒有任何學理、任何革命學說和革命理論”，它“分散工人運動”，“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政治”。②

1865年1月，蒲魯東在第一國際成立后不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