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愛新覺羅載湉 

載湉即光緒帝，姓愛新覺羅，滿族，是清王朝自順治帝以來的第九位皇帝。光緒帝自幼聰穎好學，才思敏銳，立志要有一番作為。年長以后，致力于圖謀清王朝的中興，力圖恢復先輩的文治武功。對外，他堅決主張抵御外侮，反對侵略，保護大清王朝的一統江山;對內，他堅決主張圖治更新，整頓吏治，變法圖強。但令人遺憾的是，他生不逢時。光緒帝統治期間(1875——1908)，清王朝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已是奄奄一息，搖搖欲墜，光緒帝已不可能有妙手回春之術。更為重要的是，光緒帝一開始就是作為西太后的工具上臺的，西太后不能容忍光緒帝違背自己的意愿，獨立執政，對光緒帝進行種種摧殘和鉗制。雖然光緒帝對西太后做過一些抗爭，然而長期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使光緒帝形成了怯懦軟弱的性格，他無法徹底沖破西太后的種種限制，最終治國抱負被扼殺，個人的家庭生活也被無情的踐踏，成為西太后手中囚徒，帶著對未來的希望和憧憬，抱著滿腹的遺憾和怨恨離開了人世，度過了他進取而又帶有濃厚悲劇色彩的一生。

沖齡踐祚

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門內太平湖邊的醇王府，一派節日氣氛，豪華莊嚴的大院更加富有生機，隨著嬰兒的啼哭聲，一個小生命又來到了人世，給醇王府帶來了新的歡悅和喜慶。這個孩子就是后來的光緒帝——載湉。

說起來，小載湉的家世是顯赫的。他的祖父是清代第六位皇帝道光皇帝，父親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親王奕譞，他的母親是慈禧太后的胞妹葉赫那拉氏。小載湉弟兄7人，而大哥、三弟、四弟早殤，只剩他弟兄4人，其中五弟名叫載灃，后來襲醇親王爵位，六弟叫載洵，七弟叫載濤，另外還有三個妹妹。這確是滿洲貴族中少有的大家族了。

載湉的父親奕譞，在他的四兄咸豐帝在位時，并不算太得意，咸豐帝只是按照清廷宗室的慣例封他為二等爵位醇郡王。后來，西太后為了拉攏奕譞作為自己的政治走卒，所以就把自己的妹妹許配給奕譞，想利用這種關系來控制這個皇弟。這固然為西太后登上權力頂峰造成了一個條件，也給奕譞帶來了尊榮，這種裙帶關系為奕譞的步步高升提供了政治資本。北京政變以后，西太后控制了清王朝的大權，奕譞因在政變中幫助過西太后，從此官運亨通，清云直上。同治三年 (1864)，西太后賜于奕譞 “加親王銜”，同治十一年 (1872)，奕譞又被正式封為清王朝宗室的一等爵位 “醇親王”。

載湉年幼的時候，聰明漂亮，很討人喜歡，加上載湉的大哥和三弟、四弟早殤，其他幾個弟弟尚未出生，所以載湉深得父母的鐘愛，被奕譞夫婦視為掌上明珠。在這樣優越的環境和家庭中，載湉本可無憂無慮的生活，然而，一個偶然的事件，他被推上皇帝的寶座，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五日，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這在清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當然反應最為強烈的是同治帝的母親西太后。一方面是由于母子連心，西太后對兒子有痛惜之情，但更重要的是，西太后以子而貴，現在兒子死去，給她帶來了極大的難題。因為，同治帝早死，沒有兒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在同治帝死后就應從晚輩近親中選出一個人，為同治帝立嗣，并繼承皇位。當時，同治帝載淳之下是溥字輩，按慣例，應從溥字輩中選出一人，繼嗣給同治帝并稱帝。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那么西太后將因孫字輩為帝而晉尊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固然也很尊貴，但卻疏遠了很多，無法繼續控制清王朝的大權。這對權欲熏心的西太后來說，確實是一件難以接受的大事。西太后不甘心就此罷休，苦思冥想，終于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讓醇親王的兒子載湉繼位。載湉年幼，又與同治帝載淳同輩，自己仍可保持皇太后的身份，執掌朝政，再說，就親屬關系而言，載湉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關系密切，利于控制。拿定主意后，西太后立即在養心殿西暖閣召開了御前會議，到場的有各親王、郡王、貝勒以及軍機處、內務府大臣。當時，還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治帝已死，所以群臣都問皇帝的身體如何，西太后含笑說：“皇帝無恙。”沉思少許，西太后又向群臣說： “皇上的身體很虛弱，若有不測，宗室中誰可承大統?”話音剛落，內務府大臣文錫就說： “請擇溥字輩中賢能者立為皇帝。”這是西太后最害怕的，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臉色陡變，厲聲說：“溥字輩中沒有可立為皇帝的。奕譞的兒子(載湉)已經4歲，且是至親，我想讓他繼位。”隨后，西太后突然宣布同治帝已死的消息，群臣驚惑不已，一個個呆若木雞，失聲大哭，鬧成一團。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提出異議，于是西太后的陰謀得逞。就在當天，剛剛4歲的小孩子載湉被迎到宮中，正式繼為皇帝，改明年為光緒元年。西太后為了進一步使自己的安排合法化，依照清王朝新皇帝即位的一般程序，于光緒元年 (1875) 正月二十日，在皇宮的太和殿為載湉舉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禮，并頒布上諭，布告天下。就這樣，西太后不顧祖制，不顧群臣的反對，一意孤行，從此，載湉代替同治帝成為西太后控制清朝大權的又一個新工具。

載湉入宮以后，離開了親生父母，也失去了歡樂幸福的生活。西太后為了把載湉培養成自己的永遠性工具。便從多方面對小皇帝進行精心塑造和訓化。光緒小皇帝剛入宮的時候，年僅4歲，生活尚需要別人照料，說句公道話，西太后對光緒帝還是比較關心的。西太后有時讓光緒帝睡在她的寢榻上，愛護光緒帝的身體，照料光緒帝的飲食，并根據季節的變化為他加減衣服，高興的時候，還口授光緒帝念四書五經。西太后想，只要關心光緒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緒帝之間建立起“母子”關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來加強對光緒帝的控制和約束。西太后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關心光緒帝的同時，不近人情地切斷了載湉與其親生父母的聯系，連醇親王奕譞夫婦都不敢給載湉食物吃。西太后還精心選拔了一些宮內太監侍侯光緒帝，并囑咐他們，要經常告訴光緒帝，他不是醇親王的兒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親。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關心愛護是不行的，還要有必要的規矩和制度，這樣才能樹立起自己的權威和尊嚴，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緒帝。為此，他為光緒帝制定了一些不可違背的條規。每天早晨，光緒帝必須到西太后的住處去，給西太后問好請安。隨著光緒帝年齡的增大，西太后對光緒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緒帝磕頭請安的時候，沒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緒帝是不敢起來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興，那么光緒只得長跪，還不敢表示什么不滿。每逢西太后乘輿外出，光緒帝必須親自隨從，既便是炎風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風凜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這樣，年少的光緒帝沒有一點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給光緒帝幼小的心靈留下極大的陰影和創傷，致使光緒帝陷入無法言諭的痛苦之中。正因這樣，光緒帝十分害怕見到西太后，每見到西太后總象見到獅虎一般，戰戰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甚至光緒帝怕聽到雷聲，形成了怯懦的性格。幼小的光緒帝迫于西太后的淫威，形成了畏懼西太后的心理，這一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一生。

西太后也明白，要想把光緒帝培養成自己得心應手的工具，并能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有必要對光緒帝進行一定的封建教育。光緒元年 (1875) 年底，西太后接二連三地發布諭旨，讓小皇帝入學讀書，把以前嘉慶皇帝的寢宮即毓慶宮改為光緒帝的書房 (又稱上書房)，并派光緒帝的父親奕譞全面管理。經過一系列準備，光緒二年(1876)四月二十一日，5歲的光緒帝正式入學讀書了。根據清朝幼君教育的慣例，光緒帝學習的課程主要有儒家經典，歷代帝王治術，列朝實錄，圣訓等等。由內閣學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定時教習。除此之外，依照清皇族的慣例，還為光緒帝配備了滿蒙文師傅，教授滿文和蒙文，并保留滿族的習俗，命武臣傳授騎射技勇。這么多的課程，年幼的光緒帝是很難承擔的，可是這是祖制，是規矩，無法更改，也只有慢慢消化了。

值得慶幸的是，光緒帝的師傅們尤其是翁同龢還是十分愛護他們這位“學生”的。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江蘇常熟人，是清王朝內部少見的干才，具有較高的封建文化修養，堪稱地主階級理論家。他曾經任過同治帝載淳的師傅，這次又出任光緒帝的師傅，他希望能把光緒帝培養成一個治國安幫的明君。在教書的過程中，翁同龢給光緒帝反復講解列圣遺訓，古今治亂之道，并指出做為皇帝，要勤政愛民，善于納諫。光緒帝聽著師傅的講解，十分認真，雖然有些問題是幾歲的孩子尚無法理解的，但光緒帝還是用心地聽著、記著。翁同龢不僅教書，而且在生活上也相當關心光緒帝，以長輩的厚愛溫暖了光緒帝那顆受到創傷的心靈，雖然他們之間有君臣的名份，然而他們的關系十分融洽。翁同龢得到光緒帝的尊敬和信任，成為以后光緒帝倚重的重要人物。

在光緒帝讀書期間，西太后也沒有放松對光緒帝的訓化工作，她十分重視對光緒帝進行封建的孝道教育。她多次命令翁同龢等人，要格外側重孝的教育，除把啟蒙時所讀的“二十四孝”繼續講解外，《孝經》應當重點講述。西太后的淫威和對學業的干涉，極大地限制了光緒帝個性的發展。雖然這樣，光緒帝天性聰敏，記憶力很強，又酷愛讀書，勤思好問，所以學業上進步很快。每當翁同龢提出問題，或者讓他背誦已念過的書，他都能應付自如。

功夫不負有心人。到光緒十二年(1886)，16歲的光緒皇帝已經經歷了整整十年的學習生涯，不僅對傳統的六經諸史有了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閱奏章，論斷古今，剖斷是非的能力，較好地完成了學習任務。這時的光緒帝已不是一個毫無知識的孩子了，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開始有了參政意識，對朝政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正在沖擊著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大婚親政

光緒十三年 (1887)，光緒帝已經是17歲的人了，在那個時代，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按照清王朝的慣例，幼帝一經大婚(指結婚)，便要親政即獨立執掌朝政。這又一次給西太后出了難題。

西太后權力欲極強，讓她歸政于光緒，當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那樣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和非議。更何況她早已許下諾言，即一旦光緒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她也不愿落一個言而無信的惡名。想來想去，她找到了辦法，搞了一個“訓政”的把戲，提前作了準備。光緒十二年 (1886) 六月十日，西太后發布懿旨，公開宣稱明年舉行親政典禮，讓光緒帝親政。對西太后這種虛偽的表示，其親信心神領會，趕忙出來圓場。幾天后，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等人上了一個奏折，請求西太后再訓政數年。西太后順水推舟，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說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撕，王大臣多次懇請，只好在訓政幾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親信一起，又制定了一個《訓政細則》，其中規定凡召見引見以及考試命題等大政，都要稟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實行。這實際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統治地位，所謂讓光緒帝親政成了一句空話。經過這些準備，光緒十三年 (1887) 正月十五日，在清宮為光緒帝舉行了一個所謂的 “親政”儀式，這樣，“垂簾聽政”改為 “訓政”，但實際權力并未移到光緒帝的手中。

光緒十四年(1888)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頒發懿旨宣稱，明年為光緒帝舉行大婚，并讓他親裁大政。在封建社會里，婚姻往往成為統治者爭權奪利的工具，后妃對皇帝有重大的影響，妃子出身的西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對光緒帝的大婚尤其是選擇皇后問題格外重視。十月五日，在皇宮的體和殿為光緒帝選擇后、妃。當時備選的女子有5人，首列是都統桂樣之女，也就是西太后的侄女; 次為江西巡撫德馨的兩個女兒; 末為禮部左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按清朝傳統，選中皇后者給予如意，選為妃者給予荷包，以為選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當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選為皇后，以便通過皇后進一步加強對光緒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為了作一下姿態，她面對光緒帝，指著站成一行的五位女子說： “皇帝，誰能中選，你自己裁決，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說著就把如意遞給了光緒帝。光緒帝當然希望按照自己的喜愛選擇自己的皇后，為自己找一個溫柔的妻子，但卻不敢表示出來，就謙讓說：“此大事當由皇爸爸(光緒帝對西太后的稱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堅持讓光緒帝自選，光緒帝只好答應。他面對眼前的幾位女子，逐一尋視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兒面前，想把如意給予她，選她做自己的皇后。這時，西太后大叫一聲“皇帝”，光緒帝猛的一驚，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雖不痛快，但卻無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給了桂祥的女兒。經過上面的舉動，西太后看出光緒帝喜愛德馨的女兒。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兒選為妃子，將來也有與自己的侄女爭寵之憂，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對荷包交給了長敘的兩個女兒。選后活動在西太后的蠻橫干涉下草草收場。光緒帝雖然名義上是一國之君，但卻連選擇自己的后妃的權力都沒有，造成了一樁不幸的婚姻悲劇。

皇后、妃子選定以后，接著就該是大婚。為了光緒帝的大婚，清政府又是籌款，又是購物，好不熱鬧。為了表示喜慶，也為了拉攏人心，西太后不斷頒布懿旨，對清廷的文武百官，疆臣大吏以及皇親國戚大行獎賞，加官晉秩，恩賜封號。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六日，是光緒大婚典禮的正日。這一天，皇宮內部張燈結彩，人來人往，鼓樂暄天，各地方的督撫大員也紛紛派人帶重禮祝賀。經過繁瑣的禮儀，第二天大婚才告結束。光緒帝的婚禮場面隆重宏大，花費也相當驚人，據不完全估計，光緒帝大婚共用黃金4126. 935兩，白銀482. 4183萬，制錢2758串，皇家的奢侈可見一斑。

結婚后不幾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為光緒帝舉行了正式的“親政”典禮。西太后時斷時續地住進頤和園，做出讓位的樣子。光緒帝正式親裁大政了。

大婚、親政過后，光緒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滿意，小皇帝光緒也沒有成為清王朝的政治主裁者。當時，西太后的勢力已經形成，有些大臣緊跟西太后，根本沒把光緒帝當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親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緒帝無權裁決，必須向西太后請示。不寧唯是，光緒帝還是象先前一樣，每日向西太后請安。西太后也絕不會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密切注視著朝中的一切，還派心腹黨羽，監督光緒帝的一舉一動。因此，光緒帝仍然是一個掛名皇帝。

更令光緒帝苦惱的是，個人的家庭生活也十分不幸。桂祥之女入宮以后，被封為孝定景皇后，徽號隆裕。她本非光緒帝親自選定，所以光緒帝并不喜歡她，而且她庸碌無識，性格古板，爭強好勝，依仗西太后的勢力一再激起糾紛，使光緒帝更加反感。因此，結婚以后，兩人感情不合，沒有家庭的樂趣。隨著時間的推移，光緒帝越來越喜歡長敘的兩個女兒。剛入宮的時候，她倆被封為嬪，姐姐為瑾嬪，妹妹為珍嬪，到光緒二十年(1894) 正月，姐妹倆同時晉升為妃，稱瑾妃、珍妃。其中，珍妃尤其受光緒帝的寵愛。

珍妃，生于光緒二年 (1876)，小光緒帝5歲。她相貌端莊，性格開朗，志趣廣泛，亦善書畫。封建帝王的家庭生活死板僵化，即便是夫妻之間，也有許多禮法和客套，沒有常人家的樂趣。珍妃不同，她活潑好動，敢于打破陳規，有時穿著光緒帝的衣服扮作光緒，有時則穿著太監的衣服扮作太監，陪光緒帝在養心殿辦事，給光緒帝帶來了心靈上的安慰，也使光緒帝死板的帝王生活充滿了歡樂。尤其難得的是，珍妃思想開闊，關心清王朝的盛衰，還很有見解，她和姐姐瑾妃曾推薦她們的師傅文廷式，使文廷式成為光緒帝政治上的重要助手。在維新變法的時期，珍妃深明大義，支持光緒帝，給光緒帝以勇氣。正因為感情和思想上的投機默契，使光緒帝和珍妃的關系日益密切。這使隆裕皇后十分妒忌，總想報復珍妃，不斷在西太后面前誹謗珍妃。西太后見侄女受到冷落當然也十分惱火，不時找借口申斥光緒帝，并打罵珍妃。戊戌變法失敗后，西太后囚禁光緒帝于瀛臺，同時也折磨光緒帝最心愛的珍妃。西太后對珍妃十分殘暴，施以刑杖，囚在偏僻的鐘粹宮后的三所。被囚以后，珍妃每天都要跪著聽西太后爪牙的數落，受盡凌侮，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西太后下令，再不許珍妃和光緒帝見面。這不僅打擊了珍妃，也給光緒帝以沉重的感情壓力和刺激。光緒帝也常痛恨自己，堂堂一國之君，不僅治國抱負無法施展，竟連保護自己愛妃的能力都沒有，太可悲了! 有時，在個別太監的幫助下，光緒帝在茫茫的黑夜中逃出瀛臺，跑到珍妃的囚所，然而冰冷的門窗無情地把他們隔開，他們只能隔著窗子，含淚凝視，互傾心腸。當八國聯軍的炮聲震動北京時，對內驕橫的西太后倉皇西逃，臨走時殘酷地命人把珍妃推入井中，連珍妃要見一見光緒帝的請求都不答應。珍妃死后，光緒痛不欲生，渾身戰栗。光緒帝在政治上郁悶的同時，也喝下一杯生活的苦酒，這就是大清王朝第九代皇帝載湉的個人生活。

抗戰御侮

光緒帝在位的30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強步步進逼，加緊侵略中國，中國半殖民地程度急劇加深。面對列強的入侵，血氣方剛的年輕皇帝載湉從其統治和江山社稷的立場出發，懷著極大的激憤之情，積極主戰，表現出滿腔的民族義憤和憂國之情。

中法戰爭期間，光緒帝還是上書房的小學生，面對法國的侵略，小皇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外部的威脅。當時，深居皇宮，年齡尚小的光緒帝不可能對中法戰局有全面的了解，當然也不可能提出有價值的策略，但小皇帝也表現出年青人所具有的銳氣，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戰態度。他在和師傅翁同龢交談中，對中國的前景表示擔憂，堅決支持兩廣總督張樹聲，山西巡撫張之洞 (后調任兩廣總督)等人的抗戰主張。戰爭開始以后，西太后等人總想議和，令兩江總督曾國荃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談判，法方提出，中國必須賠款，曾國荃準備退讓。光緒帝聽到以后，認為堅決不能賠款。馬尾海戰慘敗 (光緒十年七月) 后，光緒帝更加激憤，態度更加堅決，主張向鎮南關外加兵，痛擊法國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國最終竟與法國簽訂了屈辱的條約。這給小皇帝極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總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緒帝親政不久，清王朝又面臨著更加嚴重的危機。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狂妄地想稱霸世界，走向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與它一衣帶水的鄰幫中國成為它的首要侵略目標。19世紀下半期，日本多次挑起事端，侵略中國的邊疆，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著日本的挑戰，這給光緒帝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

光緒二十年 (1894) 春，朝鮮爆發了農民起義，由于歷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間的宗屬關系，清政府應朝鮮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幫助朝鮮政府彈壓農民起義。清軍出兵之時，按照光緒十一年 (1885) 簽訂的 《中日天津條約》的有關規定，主動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蓄意發動侵略戰爭，卻借此機會大作文章，肆意擴大事態，借口保護日本僑民，大量向朝鮮運兵。朝鮮農民起義被鎮壓后，清政府提出中日兩國同時撤兵的建議，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國駐軍挑釁，中日戰爭迫在眉睫。

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內部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以西太后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派，認識不到時局的危險性，以國運和民族利益為賭注，主張妥協退讓。在國家御敵備戰，需款孔急之際，西太后卻麻木不仁，為了準備當年的60大壽，在頤和園等處分地段裝點景物，肆意揮霍錢財，在她看來，沒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壽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鴻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釁不自我開，一味因循玩誤。與此相反，以光緒帝等人為代表的主戰派，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堅持備戰抗敵的方針。在日本已露侵略端睨的時候，光緒帝毫不猶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戰態度，一力主戰，并且積極支持朝野官員的備戰抗敵呼聲，不斷發布諭旨，責令李鴻章加緊備戰。

自光緒二十年五月中日關系急劇緊張，直到七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止，光緒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極大的熱情和努力，籌備抗戰事宜。首先，光緒帝堅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對李鴻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強調停的錯誤方針。甲午戰爭正式爆發前，各國列強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為中日調停。對這種虛偽的表示，李鴻章等人深信不疑，視為救命法寶，同各國公使頻頻往來，不注重備戰，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強的調停上。光緒帝對此十分反感，強調抗戰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國。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緒帝連續幾次下令給李鴻章，要他認清日本蓄意挑起戰爭的嚴酷現實，應抓緊調派兵丁，準備軍火糧餉，作好迎戰準備。并明確指出，各國列強的調停是靠不住的，他們都有自己的企圖，不要麻痹上當。光緒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強調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緒帝懷疑列強的誠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鴻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緒帝的指責于不顧，我行我素，繼續寄希望于列強的調停。六月下旬，日軍在朝鮮豐島海面突襲中國的運兵船，致使中國上千名官兵壯烈犧牲。李鴻章興高采烈，因為被擊毀的運兵船是李鴻章雇用的英輪——高升號，他認為英國必會勒令日本妥協。光緒帝對此十分憤怒，又連續幾次諭示李鴻章，不要坐失時機，觀望不前，要立即整軍奮擊，否則，一定要嚴懲不貸。其次，光緒帝積極籌措款項，為備戰提供物質條件。戰事緊迫，需要大批物資供應，然而，當時清政府財政吃緊，這使光緒十分為難。可是，西太后卻為了自己的壽典，修建頤和園，動用大批經費，置戰事于腦后。光緒帝為了集中國力備戰，冒著被西太后痛罵的風險，請求西太后停止營建頤和園，把錢財用到軍費上。對此西太后十分惱怒，痛罵光緒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勢，不得不忍痛發布懿旨，同意光緒帝的請求。并同意簡化萬壽慶典的準備活動。光緒帝督促戶部、海軍事務衙門，從鹽課、海關稅、各省地丁銀等項中抽出300多萬兩，交給李鴻章做軍費。光緒帝雖然受到西太后的壓制和李鴻章等人的抵制，但卻為備戰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緒二十年 (1894) 六月下旬，日軍不宣而戰，襲擊中國的運兵船，并向牙山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中日戰爭拉開了序幕，這在中國社會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社會上的抗戰呼聲更加高漲，主戰派也更加活躍。人們紛紛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徑，斥責李鴻章等人欺騙朝廷，抵制圣意，屢失事機的誤國行為。主戰派的中堅人物禮部右侍郎志銳、侍讀學士文廷式等人，請求光緒帝乾綱獨斷，嚴明賞罰，擴充海軍，審視邦交，挽救抗戰大局。在抗戰呼聲的激勵下，光緒帝的抗戰態度更為堅決。這年七月一日，光緒帝正式頒布上諭，向日本宣戰。在這個上諭中，光緒帝猛烈抨擊了日本威迫朝鮮，傷我兵船的侵略行為，嚴正指出，日本的行為不僅不合情理，簡直就是不遵條約，不守公法的強盜主義; 命令李鴻章立即派出軍隊，迅速進剿，還擊自衛; 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將軍督撫，要嚴守各口，加緊備戰，隨時準備痛擊日軍。

在封建社會里，皇帝的諭旨具有絕對的權威，臣子只有執行的義務，而沒有提出一點異議的權力，然而這一常規卻在光緒帝這里行不通，因為光緒帝有名無實，沒有真正的權威。所以，雖然光緒帝心急如焚，措詞嚴厲，但手握實權的主和派卻置若罔聞，無動于衷。光緒帝的抗戰主張和策略受到李鴻章等人的抵制和破壞，這就迫使光緒帝窮于應付，既要準備反對日本的侵略，又要排除妥協派的干擾和破壞。西太后的親信、軍機大臣孫毓汶和徐用儀等人，整日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在隆隆的炮聲中，他們竟置國事于不顧，還有心思看戲聽唱，如果說他們還曾動過腦筋的話，那就是如何抵制光緒帝的抗戰政策，他們陽奉陰為，刪節奏章，隱匿情報，無所不用其極。李鴻章則縮手縮腳，一味保全自己的實力，繼續賣弄調停政策。正因如此，光緒帝空有滿腔的激憤，但卻無法左右戰局，致使中日戰局日趨對中國不利，形勢越來越嚴重。繼牙山失利，平壤失守，大東溝海戰受挫，到了當年的九月，遼東危急，京津震動。在這種情況下，西太后親自出面召開樞臣會議，表示了求和的愿望，其親信孫毓汶等更是大叫大嚷，起勁地鼓吹求和論調，請求各國調處，罷戰求和，一時間，主和輿論甚囂塵上。對此，社部右侍郎志銳等主戰派官員進行了堅決的抵制，要求罷免孫毓汶，懲治李鴻章，甚至公開表示對西太后的不滿。十月二十五日，日軍占領旅順，西太后和李鴻章等人更加慌了陣腳，積極活動求和，光緒帝堅決反對，他說：“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是我進兵之時，怎能停戰?”光緒帝在抵制求和活動的同時，發布諭旨，指出李鴻章指揮無方，旅順失守，給予他革職留任，摘去頂帶的處分，對主和派進行了回擊。

在和戰問題上，西太后也無法容忍光緒帝違背自己的意愿，對光緒帝進行了種種報復。為了瓦解抵抗派，西太后下令，把主戰派的骨干人物禮部右侍郎志銳發配到烏里雅蘇臺，幾天后，又強迫光緒帝下令，把另一位主戰派人物御史安維峻革職遣發。光緒帝心中明白，西太后是在挖自己的墻腳，可是他卻不敢強硬地抵制西太后，只好忍氣吞聲。同時，西太后不顧光緒帝等人的反對，公開向日本求和。十二月，西太后等人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去日本求和。不過，當時日本侵略者認為訛詐清政府的時機尚未成熟，所以拒絕談判，蠻橫地驅逐了清政府的求和代表。

光緒二十一年 (1895) 正月，威海衛海戰失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日本侵略者認為時機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改派位望甚尊，聲名素著，并有讓地之權者來日本，中日便可議和。當時，主和派固然成為驚弓之鳥，亂作一團，既便是光緒帝等主戰派也拿不出良策，當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消息傳到北京后，光緒帝和其他主戰派官員悲憤交加，捶胸頓足，有的聲淚俱下。西太后根據日本的要求，主張派李鴻章去日求和，光緒帝曾表示異議。有一次，西太后單獨召見樞臣，說讓李鴻章來京請訓，奕訢小心地說，“皇上的意思不令其來京。”西太后大怒，蠻橫地說：“我可做一半主張!”在西太后的指使下，軍機大臣孫毓汶草擬諭旨，顛倒黑白地為李鴻章歌功頌德，正式任命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并宣告，光緒帝在此以前給李鴻章的一切處分均免，賞還翎頂、黃馬褂，開復革職留任處分。

當時清朝廷的人都明白，中日議和的最大難題是割地一項，圍繞這一問題，清政府內部展開了激烈爭論。西太后固然極想抓緊議和，但老奸巨滑的西太后不愿自己承擔割讓疆土的罪名，所以當李鴻章于光緒二十一年 (1895) 一月底到北京時，西太后裝病不出，讓太監李蓮英告訴李鴻章，一切遵皇上的旨意。李鴻章也是個積極的求和派，然而久經宦海，老于世故的李鴻章當然也不想落下這個罵名，所以要求光緒帝給他明確的“讓地”之權，只有這樣，他才能去日本議和。光緒帝無奈，只好出面召見李鴻章，并連續召開樞臣會議，商討對日議和的方針和重大問題。會上，主戰派和主和派圍繞著割地問題，爭論十分激烈。翁同龢等人認為，割地讓土是莫大的恥辱，不能答應;孫毓汶，徐用儀等人狼狽為奸，大肆叫囂，他們說，不割地就無法議和談判，并認為割讓疆土，古已有之，不必斤斤計較，而且還以戰爭威脅主戰派。面對爭論不休的局面，光緒帝心中十分痛苦和煩悶，他不想讓國土在自己手中喪失，上無法面對祖先，下無顏面對子孫，可是，又有什么辦法呢?最后，光緒帝不得不退步，含混其詞地給了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

李鴻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三月二十九日，條約文本送到北京。光緒帝看到條約中的苛刻內容，心中十分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說：“割臺灣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主戰派人物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藻等人也堅持不能承認這個條約，國內輿論也紛紛要求廢約再戰，并提出遷都持久抗戰的策略。所以，雖然孫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緒帝批準條約，但光緒帝沒有答應，拒絕用寶簽字。光緒帝想，要想廢約再戰，也只有遷都一條路了，所以光緒帝親自到頤和園，力爭西太后的允準，西太后淡淡地說“可不必”，這樣，光緒帝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四月初八日，光緒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孫毓汶等強詞逼迫，頓足流涕地在條約上簽了字，批準了 《馬關條約》。

銳意維新

甲午戰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舉國震驚，人們憤慨悲痛，為堂堂天朝而嘆息，形成了“四萬萬人齊下淚”的悲壯局面。在時代的逼迫下，救亡圖存的呼聲逐漸高漲，這不僅表現在一部分統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強之術的熱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臺。在時代波濤的沖擊下，光緒帝也進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機的時期。

光緒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批準了《馬關條約》，割地賠款，開埠通商，大清王朝的權益喪失，這使光緒帝陷入極度的痛苦和郁悶的深淵。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喪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嗎?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為什么竟會敗于“彈丸小國”之手?這一問題始終困撓著他，使他寢食難安，坐臥不寧。甲午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各國列強又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更使光緒帝心急如焚，憂心忡忡，感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和危機。嚴酷的現實，使光緒帝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即弱不敵強。他認識到，要想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報仇雪恥，保護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就必須發憤自強，增強實力。

中國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強?對此，光緒帝雖有滿腔熱忱，但卻不知從何下手。這時，翁同龢再一次充當了光緒帝的指路導師。翁同龢自任光緒帝的師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緒帝培養成“明君”。但在甲午戰爭以前，他的努力還局限在中國傳統之內，主要是按傳統的東西訓導和影響光緒帝。在甲午戰爭期間，翁同龢積極主戰，同孫毓汶等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甲午戰爭的慘敗，使翁同龢十分震驚，他認識到，光靠祖先的遺訓是無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變化較快，從一個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統人物變成頗具維新思想的開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光緒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緒帝面前陳述西方的長處，指出向西方學習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及其主張。事實上，光緒帝最初就是通過翁同龢等人才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況，翁同龢等人的開導和啟發，使愁悶苦惱的光緒帝茅塞頓開，如夢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條救國的道路隱隱約約地展示在他的面前。這使光緒帝異常興奮，他開始對了解外部世界的形勢產生了興趣，也喜歡讀新書了。甲午戰爭以后的一段時間內的苦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昂奮和進取，光緒帝的思想正走出深谷，向新的臺階攀登。為了更多的了解外洋形勢，光緒帝通過各種途徑搜尋有關國外情形的書。光緒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黃遵憲的 《日本國志》，詳加閱覽，對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天，通過翁同龢的“代呈”，得到了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及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光緒帝得到這些書后，如獲至寶，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有時伏案苦讀，有時沉思不已，讀到精彩處更是興奮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稱絕。雖然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光緒帝所看的書有很大的片面性，對西方各國的了解還是十分膚淺的。然而他畢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聞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這時候，光緒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開始認識到，中國許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無法與列強相比，怎么能不被動挨打呢? 承認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視現實，使光緒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虛渺觀念開始破滅，對傳統思想和先祖遺訓開始懷疑，甚至唾棄。光緒帝對那些夜郎自大、顢頇愚昧的封建頑固派官僚開始露出厭惡的情緒，甚至把原先奉為治國之寶的經典之書視為無用之物，只不過是一堆廢紙，命手下的人焚之。到此時，光緒帝不僅有救國的熱誠，而且找到了救國的道路，那就是變法維新、決心要仿照外國來革故鼎新，勵精圖治。

但這時候，光緒帝仍然是個有名無實的皇帝，沒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獨斷的決策權。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縛，下有眾多頑固派的阻撓和抵制。光緒帝要想在這種情況下變法改革，談何容易! 為了支持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把變法愿望付諸事實，光緒帝在光緒二十四年 (1898) 春、夏之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緒帝沖破頑固派的阻撓，打通同康有為等人的聯系。前此，由于頑固派的干擾，康有為的 “公車上書”以及前幾次上清帝書，光緒均未得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光緒帝見到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便十分贊賞。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德國侵占膠州灣，形勢危急，康有為寫了《上清帝第五書》。雖然光緒帝并未得到，但卻有所耳聞，故引起他的極大關注。光緒帝想親自召見康有為，可是遭到頑固大臣的反對，恭親王奕訢說： “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員不能召見。”光緒帝的愿望未能實現。不久，光緒帝就看到了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在《上清帝第五書》 中，康有為以極其沉重憂傷的語調指出，如果因循守舊，不思進取，恐怕日后“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就有可能重演崇禎帝吊死煤山的悲劇。康有為的論斷在光緒帝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光緒帝贊賞康有為的忠肝義膽，更激起了他變法圖強的信念和決心。他立即給總署諸臣下令，以后康有為如有條陳，要即日呈遞，不得阻格。這就初步打通了光緒帝和康有為等維新派的聯系。其次，光緒帝支持康有為等人的變法行動，幫助他們迎擊頑固派的破壞。面對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頑固派如喪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囂“祖宗之法不可變”。針對頑固派的進攻，光緒帝鮮明地站在康有為等人一邊，他說：“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他明確表示，不實行變法，就不能立國。光緒帝不僅在輿論上支持了維新派，而且支持康有為等人實際變法活動。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康有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國會”，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以便組織變法力量。封建頑固派官僚紛紛起來攻擊，御史文梯上了一個奏折，污蔑康有為是招誘黨羽，犯上作亂，名為保國，實則亂國。在這危急時刻，光緒帝針鋒相對，質問頑固派說：“會能保國，豈不甚善!”及時地支持了保國會。最后，爭取西太后的許可，取得變法決策權。光緒帝心中明白，不爭取決策權，換句話說，不取得西太后的認可，所謂變法最終是一句空話。光緒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氣，公開向西太后要權了。光緒帝曾召見西太后的親信慶親王奕劻，讓他轉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國之君，如仍不給我事權，寧可退位。”奕劻找到西太后去說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說：“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讓他坐了。”可沉思了一會，西太后想現在還不到時候，于是她讓奕劻轉告光緒帝，“皇上辦事，太后不會阻攔。”光緒帝聽到此話，長長出了一口悶氣，心中也踏實了許多。就這樣，光緒帝總算爭得了一點變法的權力，雖然這種權力是暫時的、有限的、很不穩定的，但它卻是變法付諸實施的重要前提。

光緒二十四年 (1898)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斷然頒布了 《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進行變法革新。在這個詔書中，光緒帝尖銳鞭撻了那些墨守陳規，阻撓變革的守舊勢力; 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懸殊，國勢頹衰的嚴酷時局; 以 “五帝二王，不相沿襲”為根據，明確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變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詔令中外大小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向上，發憤為雄。自 《明定國是》詔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到八月初六日變法夭折，共計103天。在這一段時間內，光緒帝共發布改革諭旨180條左右，最多的一天竟發布11條諭旨。從所發布諭旨的內容來看，幾乎涉及到國家生活的各個重要方面，主要有： 選拔、任用通達時務和有志維新的人才; 開辦學堂、發展近代教育; 鼓勵士民上書言事; 提倡辦報、譯書和出國留學; 發展近代工農商業及交通運輸業; 獎勵發明創造; 整頓民事，改革財政; 整頓海陸軍，加強國防力量等。

《明定國是》詔的頒布，猶如一聲炸雷，在當時社會中引起了強烈而復雜的反響。一部分開明官員士大夫，拍手稱快，積極響應，爭談變法，他們從光緒帝的變革中，看到了中興的希望。然而，就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封建頑固派的勢力還是十分強大的，他們不學無術，因循守舊，鼠目寸光，只知圖高官厚祿，花天酒地，養尊處優，置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顧，形成一種十分腐朽頑固的社會力量。如反對維新的骨干人物、軍機大臣剛毅，以翻譯 (翻譯滿漢文) 秀才起家，后得西太后賞識，累遷至樞要。可是他迂腐到極點，文墨不通，甚至連八股文也作不好，常在大庭廣眾之下出丑。他稱虞舜為舜王，讀皋陶之陶如本音(應讀yao堯音)，讀瘐死為瘦死，聊生為耶生。有人作了一首詩嘲笑他： “帝降為王虞舜驚，皋陶掩耳怕聞名，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這樣的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可能真正圖強，為國為民出力。光緒帝要變法改革，不僅撞擊著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觸及到這些頑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們喪心病狂的攻擊和反對。所以，光緒帝和維新派所設計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國大地上變成現實，不能不需要進行一番艱苦的搏擊和斗爭。

變法剛剛起步，即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為了控制變法的勢頭并為以后絞殺維新運動準備條件，先法制人，給變法潑了一盆冷水。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緒帝發布諭旨，宣布：一，以攬權狂悖的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革職，逐出京城回籍; 二，規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員都需向西太后謝恩;三，將王文韶調進中央，任命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實授)。這些諭旨的實質就在于，使西太后控制官吏的任免大權，加強頑固守舊力量，削弱光緒帝的權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對西太后的壓力，光緒帝也采取了對策。第二天 (二十八日)，光緒帝召見了康有為，召見的地點就在西太后的身邊、頤和園的仁壽殿，同時被召見的還有總理衙門章京張元濟。二十八日晨，康有為到了仁壽殿，一陣寒暄后，即切入正題。康有為沉痛地對光緒帝說：“現在四鄰交迫，分割將至，覆亡無日。”聽了康有為的話，光緒帝深有感觸地說：“這都是守舊者導致的呀!”康有為又說： “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守舊可致禍敗，就應該盡變舊法，維新更張。”光緒帝也同意康有為的意見，說： “是啊，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康有為見光緒帝和藹可親，精神不再緊張，激昂地說：“對于變法之事，臣曾經輯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于中國者，斟酌損益，力求實行，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心變法，可備采擇。”光緒帝很欣賞，說：“你的條理甚是詳細。”康有為反問說： “皇上既然知道，為何久無舉動?”光緒帝不安地看看窗外，深深長嘆了一聲： “朕受到種種掣肘，如何是好?”康有為心中也明白，光緒帝受到西太后的壓制，對此他早有考慮，就說：“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但擇要以圖，也足以救中國了。至于老耄守舊大臣，則不能依倚他們變法。請皇上勿去舊衙門，只增置新衙門; 勿黜革舊大臣，只擢用小臣，多召見賢俊之士，不必加官，只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折奏事，就足夠了。”光緒帝聽到這里，心中一亮，他想，只要不強行罷免舊大臣，只擢用小臣，就會減少來自舊大臣的阻力，想到這里，光緒帝提高了聲音，說： “好!”其后，康有為又向光緒帝陳說了廢八股，修鐵路、譯書、游學等事，光緒帝都表示同意。當天，光緒帝就命康有為 “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并允其專折奏事。

隨著變法的發展，光緒帝和維新派與頑固派的斗爭更加尖銳、激烈，圍繞著變法的主要內容，兩者的斗爭全面展開。

在行政制度方面，光緒帝、維新派同頑固派的斗爭主要集中在開設制度局的問題上。康有為要求設立制度局的想法由來已久，光緒二十四年 (1898) 春天，他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提出了具體和詳細的方案。康有為鑒于當時的形勢，提出仿照日本明治維新的辦法，要求在內廷設制度局，總攬變法事宜及大綱，其下分法律、度支、學校、農、工、商、鐵路、郵政，礦務、游會、陸軍、海軍等12局，以分其事。在地方上也適當變更，各道設一民政局，每縣設一民政分局，給其專折奏事的權力。康有為的目的是想為變法運動建立起一套指揮機構，形成一種與原清王朝統治體系平行的政治機構，以獨立領導變法運動。光緒帝看到這個方案后，表示支持，讓總理衙門議行。支持變法的翁同龢(當時尚未被革職)，御史楊深秀、宋伯魯，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等都認為開設制度局很有必要。而頑固大臣們意識到開設制度局會威脅自己的權力，所以極力反對，對光緒帝的旨意肆意搪塞，《明定國是》詔頒布以后，光緒帝再次下旨，敦促總理衙門速議。五月十四日，總理衙門大臣奕劻等人上奏，說清王朝法制齊備，盡善盡美，不必另設制度局，駁回了康有為的建議。光緒帝忍住心中的惱怒，再次命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復議，結果又被奕劻等人以變易內政，事關重大為由頂回。頑固派屢抗圣旨的狂悖行為，使光緒帝大為震怒，他召見張蔭桓，斥責說：“你們總是駁回康有為的奏議，一件事都不想辦嗎?”張蔭恒說： “此事重大，非臣數人所能決，請再派樞臣會議。”無奈，光緒帝親筆諭令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大臣切實籌議，不得空言搪塞。在光緒帝嚴令催促下，頑固派也十分強硬，有人公開叫囂：“開設制度局就是廢我軍機，寧可忤旨，也不能開設制度局。”最后，頑固派采取了偷梁換柱的辦法，對設制度局提出了變通辦法。軍機大臣世鐸等人上奏，讓光緒帝從部院當中挑選有才干的人，聽候召見，以備任使，以此來代替制度局;舉辦附屬于總理衙門的礦務、鐵路總局統理學校、鐵路、商務各項，以代替十二局; 在地方上，以整頓吏治的辦法來代替民政局。經過他們的“變通”，使康有為的建議變成了虛文。光緒帝雖然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設制度局的目的沒有實現。

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光緒帝同守舊大臣的斗爭主要集中在是否廢除八股文的問題上。八股文是自明代沿襲下來的一種死板僵化的科舉考試文體，禁錮人們的思想，桎梏人們的才智，起到十分惡劣的作用。早在維新變法以前，就有許多有識之士指出了八股取士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革辦法。康有為在宣傳變法的過程中，也把廢八股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的時候，康有為就曾提出過廢除八股的主張，光緒帝表示同意。監察御史宋伯魯于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上呈了康有為所擬的請廢八股的奏折，光緒帝態度堅決，為了避免頑固派的阻撓和拖延，決定不經過部議，立即令樞臣擬旨執行。可是，光緒帝的這一斷然決定，也遭到了頑固派的反對。軍機大臣剛毅對光緒帝說：“八股考試是祖輩所定制度，不可這樣輕易地廢掉，請皇上下部議。”光緒帝氣憤地說：“部臣只據舊例議新政，惟有駁之而已，吾意已決，沒有必要再議。”剛毅威脅說：“此事重大，八股文已行數百年，不可立即廢除，請皇上三思，請懿旨后再行。”光緒帝心想，不能得罪西太后，否則對變法不利。為了達到廢八股的目的，光緒帝親自到頤和園，請示西太后，西太后假意應允。光緒帝抓住這個機會，于五月五日發布上諭，改八股而試策論。從光緒帝的思想狀況而言，所謂廢八股，改試策論，不可能徹底干凈，尚帶有一條妥協的尾巴。表現在考試內容上，就是中西混雜，新舊兼用。即便是這樣，也引起了極強烈的震動。試想，當時有數以萬計的秀才，以百萬計的童生，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封建文人，他們煞費心血，耗盡青春，就指望有一天能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現在廢除八股，他們前功盡棄，不就成了廢人了嗎?所以那些反對改革的守舊大臣以及那些想靠八股來取得功名利祿的封建文人，群起而攻之。面對這種局面，光緒帝義無反顧，頂住各個方面的壓力，并用行政手段懲處了一些十分猖獗的守舊官僚，以維護現已取得的成果。到七月初，光緒帝再次頒布諭旨，鄭重宣告： 各項考試，改試策論，一切考試詩賦，概行停罷。經過兩個月的爭論，光緒帝在維新官員的支持下，終于沖破了頑固派的種種阻格和刁難，達到廢除八股，改試策論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勝利。

光緒帝在經濟方面的改革也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在改革的過程中，光緒帝對民間著書、制器和舉辦工、礦、交通、商業等十分重視，多次下諭指出，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創行新法，制造新器而果有實效者，要進行獎勵，創造新器者準其專利售賣。并多次諭令各省督撫，要體察商情，保護商民。可是，光緒帝的一系列經濟措施大都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冷遇。直隸總督榮祿靜坐遲玩，毫無反應。兩廣總督譚鐘麟也置若罔聞。因此，光緒帝的經濟改革措施，在絕大部分地區都未得到切實地貫徹和執行。

到光緒二十四年 (1898)七月中旬，變法已進行了近3個月，光緒帝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頑固派的反對，進展緩慢，成效不大。在這期間，光緒帝嘗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舊派的愚昧和狡詐。但是，他知道，改革變法的事業不能停止，必須繼續前進，否則將前功盡棄。所以，在七月中下旬，光緒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變法運動推向深入。

首先，廢除舊衙門，嚴厲打擊頑固分子的破壞行為。變法開始的時候，光緒帝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只增新衙門，勿廢舊衙門。可是頑固派的干撓破壞，使光緒帝十分惱火，他認為有必要對守舊大臣進行警告和處置，所以光緒帝沖破了“只增新、不黜舊”的框框，果斷地向封建舊官僚體制開刀，裁撤閑散機構和冗員。七月十四日，光緒帝頒布諭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等衙門裁撤掉，并把督撫同城的湖北、廣東、云南三省巡撫，閑置的東河總督、糧道、鹽道一并裁撤，同時宣布，上下冗員也一律裁撤盡凈。并嚴詞警告內外諸臣，不準敷衍了事，多方阻撓，否則定當嚴懲，決不寬貸。光緒帝的大膽舉措，使清朝的守舊官僚們驚心動魄，人心慌慌，都怕丟掉自己的烏紗帽，有的甚至被嚇得大哭不止。

事隔兩天，光緒帝為了進一步打擊頑固勢力，光緒帝利用禮部守舊派阻撓王照上書言事的事件，加強了對守舊勢力的攻勢。王照，字小航，進士出身，當時任禮部主事。他遵照光緒帝允許士民上書言事的諭旨，具折上奏，要求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代奏，結果被拒絕。王照又請求禮部侍郎堃岫、溥颋(ting)代遞，結果也被頂回。王照性情勇直，據理力爭，懷塔布等人不得不答應代奏。可是他們問光緒帝代呈王照的奏折時，又加進他們的一份奏疏，惡毒攻擊王照，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光緒帝看后，幾次發布諭旨，重申允許和保護士民上書言事的宗旨，一方面贊揚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堂官候用，以示獎勵。另一方面，光緒帝提出將懷塔布等人議處。頑固官僚、大學士徐桐連忙應奏，為懷塔布等人減罪，他說：“查律載，應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級調用。”光緒帝沒有被徐桐等人所動搖，發布諭旨，痛斥懷塔布等人阻止上書、違抗圣意的惡劣行為，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灃，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廣漢，均即行革職。隨后，光緒帝再次頒布諭旨，強調允許士民上書言事的重要性，命各部院堂官以及各省督撫要及時代呈，不得阻格，倘若稍有阻格，立即嚴懲參辦。這些都打擊了守舊派的狂悖行為，為士民上書言事提供了條件。

其次，提拔維新人才，加強變法的力量。在罷免禮部堂官后的第二天 (七月二十日)，光緒帝采取了兩項任人措施：一，任命漢軍都統裕祿、倉場侍郎李端棻署禮部尚書;內閣學士壽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署禮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史薩廉署禮部右侍郎。后又補內閣學士闊普通武為禮部左侍郎。其中，李端棻，徐致靖、王錫蕃、闊普通武等四人是積極支持或傾向變法的，其他三人基本上是守舊人物。光緒帝這種安排反映了愿望和現實的矛盾。他既想把維新人物安排進中央重要機構中去，但又要作些策略上的考慮，以便得到西太后的批準。二、分別詔諭任命內閣侍讀楊銳、刑部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雖然這四個人的經歷和思想認識不盡一致，但卻都有變法愿望，尤其是譚嗣同，更是堅定的變法維新人士。此后不幾天，在康有為、徐致靖的籌劃下，光緒帝頒布諭旨，設置三、四、五品卿和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并按品給予奉祿，待缺出按品錄用。這樣，光緒帝就可利用新設置的卿和學士來任命官員，可以擺脫西太后的直接控制，給維新人士參政提供一條途徑。

再次，光緒帝準備模仿西方國家設立議院，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設議院，興民權本是康有為等宣傳變法時的重要內容。但是變法開始以后，鑒于嚴峻的現實，康有為放棄了這一主張。光緒帝對設立議院有一個認識過程，逐漸有實行的想法。對此，頑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勸阻。大學士孫家鼐危言聳聽地說： “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帝曾決然回答說：“朕只欲救中國，若能拯救黎民，朕雖無權又有何妨?”七月下旬，光緒帝想把設議院的主張付諸實施，康有為勸他說：“現在守舊之徒充斥朝廷，萬不可行。”光緒帝想了想，認為康有為的建議有道理，于是表示同意暫不設立議院，待數年后有機會時再開設。此后，光緒帝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準備開懋勤殿。其目的在于把維新的骨干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聘請國外政治專家，以便議論制度，全面籌劃變法事宜，成立起變法運動的最高指揮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中下旬，光緒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氣，大膽推進變法的進程，維新運動向縱深發展。可是，變法的深入，使光緒帝和頑固派的矛盾日益尖銳，更為重要的是，光緒帝的改革行動，也激怒了一直待機而動的西太后。七月十九日，光緒帝罷免懷塔布等人后，頑固派大臣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西太后出面制止光緒帝。懷塔布的妻子經常在頤和園侍候西太后，深得西太后的喜歡，她利用這種機會，多次哭哭啼啼，請求西太后的庇護。有一天，光緒帝照例到頤和園向西太后問安，西太后滿面怒容，厲聲說道： “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輕棄; 如今你以遠間親，以新間舊，依靠康有為一人而亂家法，何以面對祖宗?”光緒帝分辨說： “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會與以前一樣;兒臣寧愿壞祖宗之法，也不愿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后人笑。”西太后心想，不能再讓光緒帝干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面的時候到了。于是，西太后便和其親信開始了緊張的密謀活動。他們一面大造輿論，散布緊張空氣，一面加緊進行軍事部署，準備發動政變。遵照西太后的旨意，榮祿密調聶士成的武毅軍進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軍進駐北京附近的長辛店，蠢蠢欲動，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面對西太后等人的進逼，光緒帝也感到形勢危機，于是便同維新派一起，也加緊制定對策。七月三十日，光緒帝給康有為一個密詔，讓他和譚嗣同等迅速籌劃，設法相救。可是光緒帝和維新人物既沒有實權，也無軍隊，因此顯得十分軟弱，當即陷入手忙腳亂的境地。八月初一、初二日，在康有為等人的支持下，光緒帝先后兩次召見袁世凱，加官進爵，極力拉攏，幻想利用袁世凱的軍隊來保護自己，保護維新事業。可是，狡詐的袁世凱并沒有明確表示真心誠意地為光緒帝效勞。至此，光緒帝也認識到敗局已定，無法挽回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給將來的維新事業留下組織力量，光緒帝于八月初二日密諭康有為，說：“你可迅速外出，不可遲延。你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望你愛惜身體，善自調養，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這時，康有為、譚嗣同等也在為保護光緒帝而做積極的努力。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請求袁世凱殺榮祿，圍頤和園，袁世凱假意答應。八月初五日，光緒帝又接見了來華游歷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幫助自己。當天，光緒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命他保衛圣躬。可以看出，光緒帝以及維新派在緊急關頭，病重亂投醫，沒有拿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應急辦法。相反，西太后及其親信卻做了大量的準備，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動手了。

在這新舊較量的關頭，善于見風使舵的袁世凱，雪上加霜，又給光緒帝等人捅上了一刀。八月初五日，袁世凱被召見以后，立即乘火車趕回天津，把光緒帝及維新派的謀劃全盤告訴了榮祿。榮祿立即乘車趕到北京，告訴了西太后。西太后聽到榮祿的報告后，十分惱怒，她痛恨維新派，更痛恨光緒帝，恨不能立即處置他們。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帶人直奔光緒帝的寢宮，光緒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來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緒帝，命人搜查光緒帝的寢宮，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緒帝說：“我撫養你20余年，你竟聽小人之言要謀害我?”光緒帝嚇得渾身戰栗，面色發白，慌忙回答： “我無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緒帝一口，說： “癡兒，今日無我，明日還有你嗎?” 當日，又以光緒帝的名義頒布諭旨，重新讓西太后訓政。隨后頒布諭旨，捉拿維新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已在政變以前逃出，幸免于難。八月十三日，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林旭，楊銳，揚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緒帝及其維新派的變法活動就被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絞殺了，光緒帝的變法圖強方案也就被無情地摧毀。隨之，光緒帝也就進入他一生中最苦悶和痛苦的時期。

抱撼而終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光緒帝生活境遇更加惡化了。為了徹底消除光緒帝的政治影響，西太后曾連續三次對光緒帝組織圍攻和斥責。八月初六日即西太后發動政變的當天，西太后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頑固守舊大臣，令光緒帝跪在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審訊一般。她質問光緒帝說：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歷選，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康有為能勝于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于祖宗之法?”面對西太后的斥責，光緒帝雖然不敢頂撞，但也不想忍氣吞聲，他為自己分辨說：“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為了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并不是聽信康有為之法。”第二天，光緒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圍攻，西太后還逼迫光緒帝頒布捉拿康有為的諭旨。第三天(八月初八日)，西太后組織頑臣，將光緒帝寢宮、書房等處的奏疏文稿拿出來，逐條批駁，要光緒認罪。此后，又把光緒帝押解到瀛臺的涵元殿，囚禁起來。

瀛臺是中南海中的一個人工島嶼，四面環水，一面設有板橋，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緒帝囚禁在瀛臺后，選派20多名太監輪番看管。太監每天送“御膳”的之后，就架起跳板，走進瀛臺，“進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緒帝只能望水哀嘆，不能離開瀛臺一步，為此他曾寫下“欲飛無羽翼，欲渡無舟楫”的詩句。生活在瀛臺的光緒帝，接觸的都是那些令人討厭的太監，所到之處，無非是瀛臺上的幾座殿閣，沒有什么樂趣，更重要的是光緒帝還忍受著圖強變法失敗的痛苦，苦苦思戀著自己心愛的珍妃。他在看《三國演義》時，往往哀嘆： “我還不如漢獻帝。”光緒帝無法排解自己心中的悶氣和怨恨，有時往往把太監作為自己的發泄對象，經常對他們發脾氣，罰令長跪，還天天書寫袁世凱的名字，以表達自己的怨恨之情。貴為一國之君的光緒帝，成為一名不見天日的囚徒。

其實，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嘗不想徹底廢掉光緒帝呢? 只是迫于外界的壓力，不敢冒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緒帝押入孤島。可是西太囚禁光緒帝一事，不僅引起國內輿論的嘩然，而且也引起各國列強的注意。列強各國感到，西太后的復舊很有可能使中國回到排外的時代去，與其如此，還不如支持開明的光緒帝對自己更有利，于是他們對光緒帝的處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心。英、日駐華公使極力幫助康有為、梁啟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覲見光緒帝。英國在華的輿論工具《字林西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抨擊西太后，贊揚光緒帝。這一切，都給西太后很大壓力，使她不敢斷然對光緒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擔心光緒帝的存在會威脅自己的權力和統治，忍氣吞聲地尋找機會實現她的廢帝陰謀。

光緒二十五年 (1899) 冬，西太后及其黨羽看到外界的反應有所平息，再次掀起了廢帝狂潮。端郡王載漪、承恩公崇綺、大學士徐桐等人，摸透了西太后的心理，想趁機撈取更大的權勢和尊榮。于是他們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積極策劃廢帝陰謀。這時，原來積極主謀廢立活動的榮祿，恐怕驟然廢掉光緒帝會引起外界的不滿，尤其是怕觸怒了列強，后果不好收拾。年底，榮祿和西太后一起，共同策劃了一個廢立陰謀。榮祿建議，光緒帝沒有皇子，可以擇一個宗室近支之人，過繼給同治帝做皇子，立為大阿哥，以便慢慢地篡奪帝位。西太后對榮祿的建議十分滿意，于是光緒二十五年 (1899) 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太后把王公大臣召集起來，以光緒帝的名義頒布朱諭，正式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大阿哥，以備將來繼承帝位。接著，便把溥儁接入宮中，辟弘德殿為其書房。這樣，光緒帝的處境就更加危險了。可是，立大阿哥之事公開以后，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不滿。各地官紳士庶紛紛反對，揭露西太后 “名為立嗣，實則廢立”的陰謀，表示愿與光緒帝共存亡，甚至南洋各埠及美國舊金山的華僑也紛紛致電總理衙門，表示反對。同時，美、日、英等國駐華公使也紛紛表示要出面干涉，拒不參加清廷舉行的立大阿哥典禮，給西太后施加壓力。故此，西太后雖然立了大阿哥，卻遲遲不敢廢掉光緒帝。

正當西太后為廢掉光緒帝而忙碌時，中國大地上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以武力干涉，爆發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于是，在對待義和團的剿撫問題上，尤其是對外國武裝干涉的戰和問題上，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光緒帝憂心忡忡，雖身陷囹圄，但卻及時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儀鸞殿召開第一次御前會議，到場的有大學士，六部九卿，光緒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場。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極力主張議和，而載漪等人卻從自己的私欲出發，說： “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仇雪恥，”竭力煽動對外宣戰，兩者相持不下。光緒帝則說：“人心何足恃，只添亂罷了。現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創鉅痛深，可引以為鑒。況且諸國之強，十倍于日本，聯合而謀我，怎樣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緒帝斷然說： “斷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開御前會議。一開始，西太后便怒氣沖沖，她對列強各國庇護康有為等，干涉自己的廢立活動十分不滿，積怨甚深，所以一向對外妥協的西太后，現在卻決心對外開戰了。她說：“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為江山社稷著想，不得已而宣戰; 然而成敗未可知，如果宣戰之后，江山社稷仍無法保全，諸公當諒解我的苦心，不要歸咎我一人。”西太后話音剛落，載漪等人立即應聲附合，大談宣戰。光緒帝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想到這里，光緒帝再次表示異議，他說：“戰不是不可言，但中國積弱，兵不足恃，用亂民孤注一擲，會有什么好處呢?”接著他又耐心地分析說： “人心只是空言罷了，虛而不實。至于說亂民，都是烏合之眾，未經訓練，一旦上陣，在槍林彈雨之中，以血肉之軀抗擊敵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為兒戲!”西太后聽了光緒帝的話，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沒有正面反駁，質問光緒帝說：“依你之見怎么辦呢?”光緒帝回答說：“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決沒有一國能敵七八個國家的道理。現在，只有停戰議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遷都。”由于兩者爭議不休，所以這次會議仍未能就和戰問題作出決定。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第三次御前會議，西太后及載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決意向列強宣戰。光緒帝看到無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許景澄的手，沉痛地說： “兵端一開，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們知道，光緒帝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中，一意主戰，是一個積極的主戰派，那么他在義和團時期為何力主求和呢?這主要是從中外力量的懸殊考慮，雖然光緒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見解，但起碼在了解外情這一點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籌。

西太后等人不顧光緒帝等人的反對，一意孤行，盲目主戰，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頒布了對列強的宣戰上諭。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沒有御敵的力量和本領，也沒有徹底抗戰的決心，結果清軍節節敗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倉皇出逃。當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際，光緒帝要求留下來，以便同外使面談，收拾殘局，并乘機擺脫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應允，只得隨西太后出逃。在逃亡的過程中，光緒帝所到之處，凄涼蕭條，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新仇舊恨一齊涌上心頭。他痛恨列強的侵略，更加懷念自己的變法維新事業，也更加怨恨出賣自己的袁世凱。他每到一處，往往畫一個龜，在龜背上填寫袁世凱的名字，粘在墻上，用小竹弓射擊，然后再取下來剪碎，用這種最簡單的辦法來發泄自己胸中的悶氣。

光緒二十七年 (1901) 七月二十五日，經西太后批準，李鴻章、奕劻等人與各國列強簽訂了屈辱的賣國條約——《辛丑條約》。十一日，光緒帝隨西太后回到北京，當他看到被列強破壞后的京都情景時，立即感到一種無法排泄的恥辱，感到不可遏止的憤怒。他常常自言自語地說： “外國人如此鬧法，怎么了! 怎么了!”發出凄慘的呼喚聲。

面對國亡無日的殘酷現實，光緒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夠獨掌大權，繼續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養成的怯弱秉性使他無法擺脫西太后的控制，相反，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從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這樣，光緒帝也還是耐心地等待時機。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緒帝仍然朝夕研讀書籍，尤其留意有關西學的書。而且，光緒帝還堅持每日以一定的時間學習英文，虛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對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可是，政治上的挫敗，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緒帝陷入無法自拔的痛苦和郁悶之中，整日憂心忡忡，焦慮不安，這極大地損傷了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日益變壞。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月二十一日，光緒帝抱著自己終生的遺憾在瀛臺涵元殿病逝，終年38歲 (虛齡)。

光緒帝死后，葬于崇陵，廟號和謚號為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