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般若涅槃，獨立發展·佛教學派

南北朝時期，印度和西域的大小乘經典被大量翻譯過來，為人們研究各類經典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因而在南北各地出現了許多專門傳習和研究某一類經典的學派，如毗曇學派、涅槃學派、成實學派、三論學派、地論學派、攝論學派、俱舍學派等。

毗曇學派著重研究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的論典《雜阿毗曇心論》。阿毗曇(也叫阿毗達摩)意為對法或論，指根據佛教智慧論述佛教教義的理論。小乘佛教中的這一類論典主要有《阿毗達摩八犍度論》、《大毗婆沙論》和《阿毗曇心論》，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學者研究的主要是注解《阿毗曇心論》的著作《雜阿毗曇心論》。這部論典概括有部毗曇的要旨，集中說明四諦的教義，被看作是說一切有部論典的總結。劉宋時期來華的印度僧人僧伽跋摩將它翻譯過來之后，一時成為南北僧人研究的熱點。其中南朝最有成就的是梁代僧人慧集，北朝最有成就的是北魏僧人慧嵩。毗曇學派的學說主要是根據《雜阿毗曇心論》的義旨，圍繞四諦的教義闡發佛教理論，并說明我空法有及事物由緣生而有自性的觀點。

涅槃學派著重研究《大般涅槃經》。東晉道生是南方最早研究 《涅槃》 的學者，他根據六卷 《泥洹經》提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有我(即真實的自體)的主張。曇無讖翻譯的北本《涅槃》傳到南方以后，證實了道生觀點的正確性，于是引起了南方僧人對北本《涅槃》的關注，涅槃佛性學說的研究逐漸形成熱潮。他們當中有的繼承道生的系統，有的繼承北方《涅槃》學者的系統，紛紛講授或注解《涅槃經》。在北方，自從北本《涅槃》譯出之后，也不斷有人研究《涅槃經》。涅槃學派的學說著重闡發《涅槃經》中“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的教義，說明什么是成佛的內在根據(正因佛性)、眾生是本來就有佛性 (佛性本有) 還是將來可以成佛 (佛性當有)、成佛的過程是頓悟還是漸悟等問題。他們對佛性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現在從文獻記載中可以考見的就有十一種之多，其中有的以眾生為佛性，有的以心為佛性，也有的以真理為佛性;有的認為佛性本有，有的主張佛性當有;有的主張頓悟成佛，也有的主張漸悟成佛。另外，他們還對佛教的各種教義加以判釋，認為《涅槃經》的教義才是釋迦佛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教法。

成實學派著重研究《成實論》。《成實論》是鳩摩羅什翻譯的小乘佛教論典，它站在和大乘佛教比較接近的立場說明四諦的教義，批評有部毗曇關于我空法有的學說，主張我(指人)與法(指事物)都是空的。所謂“實”就是指四諦的道理;據說這部論典是為了使四諦的道理得以成立而作的，所以叫作《成實論》。南北朝時期，羅什的弟子僧導和僧嵩分別在壽春(今安徽壽縣)和彭城(今江蘇徐州)研究傳授這部論典，于是形成了成實學派的兩個系統——壽春系和彭城系。南方的《成實論》研究在梁代達到了極盛;北方則有彭城系的曇度在平城(山西今大同)講授《成實論》。成實學派一直到唐初才告衰微。

三論學派著重研究《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三部論典。《中論》說明諸法緣起性空、即空即假和八不中道的原理;《百論》批判各種有所得的偏見，說明諸法畢竟空的道理;《十二門論》從十二個方面說明一切事物皆空的道理。它們都是大乘中觀學派闡發般若學說的論典，由羅什翻譯過來。僧肇曾根據這些論典闡發般若性空的理論。南北朝時期，在南方相繼有僧朗、僧詮、法朗等人傳授三論的學說，成為后來三論宗的先驅;在北方則有道長、靜藹等人把三論和 《大智度論》一起研究，形成四論學派。

地論學派著重研究《十地經論》。《十地經論》是大乘瑜伽行派的論典，其內容是解釋《華嚴經·十地品》中所說的菩薩修行的十個階段，闡述阿賴耶識緣起的原理。這部論典在北魏時由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共同譯出。由于二人的見解有所不同，因而他們的弟子分化為兩個系統，分別在相州(今河南臨州)通往洛陽的南北兩路傳法。勒那摩提一系的地論學者稱為南道系，以慧光、法上和北齊的慧遠為代表，主張阿賴耶識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也是眾生先天具有的佛性;菩提流支一系的地論學者稱為北道系，以道寵為代表，主張阿賴耶識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但它并不具備佛的功德，眾生的佛性要在修行成功以后才能具備。北道系很快便與攝論學派合流，而南道系則一直到唐代華嚴宗興起以后才衰竭。

攝論學派著重研究《攝大乘論》。《攝大乘論》是瑜伽行派解釋《大乘阿毗達摩經·攝大乘品》的論典，它綜合大乘佛教的各種教義，闡明瑜伽行派關于阿賴耶識緣起、三性實相及法相唯識觀等方面的理論。真諦把它翻譯成漢語之后，引起了中國僧人的關注。南北朝后期，先后有南方的慧愷和北方的靖嵩、曇遷等人研究這部論典。他們主張阿賴耶識有染凈之分，把其中純凈的部分稱為阿摩羅識(八識以外的第九識);認為阿摩羅識就是真如佛性，眾生都可以依據它而成佛。這一學派后來被唐代的法相宗所取代。

俱舍學派著重研究《俱舍論》。《俱舍論》全稱《阿毗達摩俱舍論》，是一部歸納概括小乘說一切有部諸論的論典，其內容主要是闡述四諦的教義，將各種現象分為五位七十五法，提出我空法有的主張。真諦把這部論典翻譯出來以后，為中國研究說一切有部的學說提供了新的經典依據。陳隋時期，先后有慧愷、道岳等人研究這部論典，形成《俱舍》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以后唐代高僧玄奘重新翻譯了這部論典，他的弟子大多研究玄奘的新譯本，把它作為從小乘過渡到大乘的階梯，于是出現了《俱舍》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俱舍學派主要說明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都是依賴因緣而生起，把各種現象分析為五大類七十五種(五位七十五法)，認為這些現象在過去和未來都沒有真實的自體，而只是在現在才是真實的存在;這些現象依賴因緣而生，不能單獨發生作用，因而沒有永恒主宰的實體。

南北朝時期還有一些佛教派別并不專門研究經典，而是以一些經典為依據，側重于一定的信仰和修行實踐。這種情況主要集中在禪定實踐、凈土信仰和戒律修持等方面。

當時南朝的佛教比較偏重理論的研究，北朝的佛教更注重禪定實踐。北朝時期除了經常有外國禪僧前來譯經傳法之外，還涌現出玄高、僧稠、菩提達摩、慧文、慧思、僧實等一批修習禪法的高僧，他們對以后的禪學乃至整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北魏時期的玄高(402—444)曾向佛陀跋陀羅學習，后來曾在麥積山(在今甘肅天水)和平城傳授禪法。佛陀跋陀也是北魏時期重要的禪僧，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為他修建的。他的弟子僧稠(480—560)是北朝時期最有影響的禪師。僧稠的一生主要在河南一帶傳授禪法，經常修習 《涅槃經·圣行品》里所講的四念處法(觀身不凈、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慧文、慧思 (515—577)師徒二人都是兼重禪定和慧觀的禪師。慧思根據《大智度論》和《中論》的說法而悟出空、假、中三諦的道理，要求在禪定中同時觀想這三個道理。他們的禪法后來為天臺宗所繼承。

菩提達摩(?—528)是南印度僧人，于梁普通元年(520)泛海來華，由廣州到建康再到北魏，最后在河南傳授禪法。他的禪法主要包括理入和行入兩個方面。理入是堅信佛教的真理，認識到眾生本來就有清凈的佛性，但是由于被各種妄念所蒙蔽而不能自覺，只要克服妄念，內心安定，就可以使佛性顯現，覺悟成佛;行入包括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其要點是在各種情況下都要運用佛教的觀念去思考，以保障思想意識的正確無誤;他還把《楞伽經》作為自己禪法的要領。他所提倡的禪法偏重于思想意識的調整，與當時北方地區流行的禪法不大吻合，因而受到排斥，沒有發生很大影響;但是在南北朝后期和隋唐時代卻受到禪者的推崇，所以他后來被尊奉為中國禪宗的始祖。

南北朝時期，凈土信仰在南北各地都得到了發展。中國佛教的凈土信仰分為彌勒凈土和彌陀凈土兩個系統。彌勒是被釋迦佛肯定將來一定成佛的菩薩，入滅以后上升到兜率天內院，將來回到人間成佛，繼釋迦佛之后教化眾生。彌勒凈土是彌勒居住的世界。提倡彌勒凈土的經典有竺法護翻譯的《彌勒菩薩所問本愿經》和《佛說彌勒下生經》。彌陀是西方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他所居住的世界就叫作彌陀凈土。提倡彌陀凈土的經典有支謙譯的 《大阿彌陀經》和畺良耶舍譯的《觀無量壽經》。彌勒凈土的信仰在北魏時期相當流行，但彌陀凈土的信仰在整個南北朝時期更為發達。南方的彌陀凈土信仰深受慧遠的影響，北方彌陀信仰的代表則有曇鸞 (476—542)，他曾到江南向道士陶弘景學習長生不老之術，晚年在汾州(今山西隰縣)玄中寺從事凈土信仰的研究和實踐。他著有《往生論注》，認為在無佛之世只靠自己的力量很難修行成功，如果借助于阿彌陀佛的愿力就很容易奏效;阿彌陀佛曾發四十八大愿，其中就有可供人們借助的外力。他還創立稱名念佛的方法，在觀想佛的同時還要稱呼佛的名號。他的凈土學說對唐代凈土宗產生了直接影響。

南北朝時期，大小乘的各種戒律經典都被傳譯過來，于是一些僧人專門從事戒律的研究和修持。當時流傳的小乘律典主要有說一切有部的 《十誦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和大眾部的《摩訶僧祗律》，其中以《十誦律》和《四分律》的影響最大。羅什曾翻譯《十誦律》，他的許多弟子都研究這部律典，而且后來把它傳到江南，使南方的《十誦律》研究興盛起來。齊梁時期的智稱和僧祐是研究《十誦律》的代表。《四分律》由后秦時期的罽賓僧人佛陀耶舍譯出。原來《十誦律》非常流行，但由于《四分律》的內容完整而又易于理解，因而《四分律》的研究也流行起來。北魏的法聰是最早提倡這部律典的僧人，而慧光則是北朝研究《四分律》最有成就的僧人，他的研究對后來的律宗產生了直接影響。另外，許多關于大乘菩薩戒的律典如《梵網經》、《菩薩地持經》(《梵網經》的異譯)、《菩薩戒本》等也陸續譯出，它們對南北各地的戒律研究以及后世的戒律學說也產生了影響。

由于佛教的迅速發展，佛教與儒、道二教的關系也成為南北朝時期佛教內外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南朝，佛教與儒學圍繞著精神是否消滅和因果報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信奉佛教的人主張人死之后精神不滅，所以因果報應總要兌現;信奉儒教的人主張人死以后精神消滅，因此報應之說無法驗證。當時也有一些人站在維護世俗禮教的立場批評佛教，認為佛教違背了儒學提倡的倫理規范; 而佛教信仰者則強調佛教并不妨害世俗制度，他們或者認為佛教應當超越世俗習慣的限制，或者認為佛教與儒學只是從不同的角度教化人心。在北朝，有人認為佛教的五戒與儒教的五常(仁、義、禮、智、信)是完全一致的。佛教與道教之間也展開激烈的斗爭。道教徒為了與佛教一爭高低，往往運用儒學的觀點批評佛教，說佛教是夷狄之教(野蠻人的外來宗教)，不合中國的國情;佛教對國家、家庭和個人都會造成破壞;有的甚至編造老子化胡說，認為佛教是老子西出函谷關以后教化胡人的結果。佛教徒則對這些說法加以激烈的反駁。通過儒、道、佛三教的思想碰撞，使佛學與中國原有的思想文化之間加深了相互了解，同時也進一步促使佛學調整自身對中國社會及文化的適應能力。在這樣的基礎上，佛學日益中國化，最終迎來了繁榮昌盛的時期。

梁代僧祐編輯的《弘明集》一書匯集了當時人們討論三教關系問題的文章。僧祐還著有 《出三藏記集》，其中匯集從東漢至梁代的佛經目錄和僧人傳記，是現今保存的最早的中國佛經目錄和中國佛教史書。梁代慧皎的《高僧傳》匯集了從東漢至梁代的高僧傳記。

有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郭朋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二、三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