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與中國史學·儒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經史的離與合:經學對史學的影響

經學是研究儒家典籍的學問。在經學中，儒家典籍有“六經”、“五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等名稱。“六經”指孔子所傳授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至漢《樂》亡，故所置經學博士僅為五經博士。唐以“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之“三傳”合《詩》、《書》、《易》為“九經”。唐文宗開成年間刻石國學又增以《孝經》、《論語》、《爾雅》為“十二經”，至宋代又增以《孟子》，是為“十三經”。從春秋后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起，儒家典籍逐漸形成，史學的發展也隨著《春秋》、《左傳》的出現而有了一次質的飛躍。但當時對各種文化知識還沒有嚴格的學科區分，自然也沒有經史之分。西漢之初，經過叔孫通定朝儀，最高統治逐漸意識到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重要性，有意推崇儒學，開始把儒家典籍尊奉為經。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太學，重用儒生之后，儒家思想便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經學中的思想觀點，成了人們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

史學是與經學不同的學問，它有自己研究的對象、內容、方法和目的。史學與政治密切相關，但同專門的思想道德訓教之書仍有很大的差異。而孔子修《春秋》，雖以時間線索編次史實，但其編修史書的目的只是以歷史記載為手段，以儒家的理想道德說教為目的。孔子自言修《春秋》的目的時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引)這就是說，《春秋》即事言理，通過史書的形式闡明微言大義。正因如此，作為史書的《春秋》又被尊奉為儒家的經典，可見經史同出一源，經史不分。但二者的地位還是有主次的，史的功用是對經義的闡釋補充，所謂“經以載道，史以翼經”，史學是從屬或依附于經學的。

兩漢時代，經學在維護封建統治上的重要作用日益明顯，最高統治者以經治國，經學獨尊的地位得到鞏固，治經的儒生越來越受到統治者的重用。相形之下，統治者把保持秉筆直書的史官看作是神圣皇權的一種威脅，而不予重視。太史令廁于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奉祿很低。統治者的好惡決定了史學只是經學的附庸，也使漢人在認識上經史不分。由于經學是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思想，因此，史家們也大都以經學為宗，將自己的史著視為經學的輔翼和解說。司馬遷撰寫《史記》，是要“竊比《春秋》”，以“繼《春秋》”為己任，自覺地繼承和弘揚孔子的事業。西漢元成之后，隨著經學的完全獨尊，史家們更是自覺地依循其宗旨和標準進行歷史著述。劉向明確地指出他撰《列女傳》的目的，是要“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漢書·楚元王傳》，就是說，他著這部傳妃之書，就是要達到儒家經學正人倫、迪教化的政治目的。《隋書·經籍志》以后各目錄都將《列女傳》列入史部，而劉向、劉歆的《七略》，卻把此書與《新序》、《說苑》一起列入諸子略儒家類，其用意在于顯示此書的道德批判作用。東漢班固著《漢書·藝文志》，將史書附列于六藝略春秋類下，史書仍處于經學附庸的地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長期處于分裂動蕩，南北對峙之中。社會矛盾的尖銳復雜、政治斗爭的風云變幻，迫使這一時期的各個國家、各個朝代的統治者重視總結和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因此這一時期修史者眾，史書數量猛增，史書的種類和體例都比以往為多，史學有了長足發展。經學在這一時期受到沖擊，經學內部的各種學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四庫提要·經部總序》)。由于這些原因，史學在這一時期擺脫了對經學的附庸地位，取得了獨立。在圖書目錄分類上，這一時期正式確立了經、史、子、集的分類方法和分類次序。后趙君主石勒還建立“史學”，創立傳授歷史知識的學館。南宋文帝時，官方設立儒(經)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種專科學校，史學為四學中獨立的一種。

盡管史學在學科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但并沒有擺脫經學的影響，實際情況是學科分離，思想統一，即歷代史家都堅持在史書中貫徹儒家經典的指導思想。從歷代經學和史學的發展情況來看，經學與史學的關系非常密切，其中封建統治階級的作用自不待說，但由于史家本身的因素，史學與經學在某些領域研究的對象、內容大致相同，研究的方法可以相互借鑒，治經與修史的目的大致相近等原因，也使經學與史學呈現出一種結合的趨勢。從史家本身來看，許多史學家同時又是經學家，他們在治史時，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史書中貫徹儒家經典的思想。杰出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和章學誠，其學術思想都傾向于古文經學，又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強調儒家經典的思想對于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作用。大史學家司馬光本身也是一位大儒學家。顧炎武、黃宗羲博治經史，兩方面都卓有成就。王夫之主要治經，但也有著名的《讀通鑒論》、《宋論》這樣博通而精辟的史學論著。龔自珍、魏源等今文經學家同時也是史學家。在封建社會，時代愈靠后，經學和史學的結合，在同一位學者身上體現得愈密切。從經學與史學研究的內容看，經學兼涵多種學術內容，有論有史。古代學者在研究儒學經典如《詩》、《書》、《禮》(三禮)、《春秋》等的著作中有著大量有關史的內容，史學亦兼容多科內容，歷代正史中大都有書、志，尤其是《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以及各朝《會要》等典制體史書的內容，更是經學研究的對象。這樣，中國的經學與史學在許多領域里便重合起來，從而形成了經史研究的密切關系。從研究方法看，經學重注釋、考據、校勘，而史學亦重考信，講求實錄，經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史學來說，有很多是非常重要的資料，而當史家大力用這種方法來治史，又直接推動了歷史考據學的發展。所以，就研究方法而論，經學和史學常結下不解之緣。從治經和治史的目的看，二者的基本傾向都注意經史致用，都強調為現實政治服務，古代優秀的經學家和史學家無不十分致力于此，這是經學和史學的又一相通之處。

由于經學和史學的關系密切，而經學在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因此盡管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自魏晉南北朝以后從經學中分離了出去，但史學始終沒有擺脫經學的影響。史學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是近代的事。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了經學的思想或原則作為指導思想滲入到史學之中外，還表現在經學對史學著述上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的具體表現，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經學為史學研究提供歷史材料。儒家經典里保存了很多比較古老的文獻資料，也包括了很多類型的文獻，從較多的方面反映著歷史的事實。如《尚書》保存了現存最早的政治文獻，《左傳》中也保存了很多古老的政治文獻，《三禮》有著許多反映古代社會的倫理道德、禮儀制度的材料。修史離不開歷史事實，史料是歷史著述的憑借和前提，經學著述中保存的大批史料，為歷史著述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司馬遷著《史記》，采錄甚為廣博，但主要還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即以六世經傳為基本材料。其堯、舜、夏、殷、周諸紀，三氏、十二諸侯年表，齊、魯、燕、晉、宋、衛、孔子諸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等更是如此。司馬遷在《殷本紀》中說：“余以《頌》次契之文，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他還把“考信六藝”(《史記·伯夷列傳》)作為選擇和解釋史料的一個標準。劉向編撰《列女傳》，亦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而成(《漢書·楚元王傳》)。如卷一《母儀傳》今存的十四篇傳記中，有九篇主要采自經傳。

正是在經學為史學著述提供史料的意義上，明代中葉的王守仁就提出經即史這一命題。他說：“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即三代史，五經亦即史。”(《傳習錄》卷一)其后李贄也提出“經史一物”的觀點，主張經史相為表里，他說：“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穢史也，何以垂戒鑒乎? 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 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為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也。”(《焚書》卷六)到清代，章學誠針對時弊，即當時學術界存在的空談性命的“宋學”和務求考索的“漢學”這兩種不良學風，重新提出這一命題，并且加以詳盡的闡明，賦予充實的內容。章學誠批駁了“宋學”離事言理，“六經皆載道之書”的錯誤思想，指出六經是具有實在內容的“史”和“器”，是先王的典章制度，而不是空洞說教的“道”。既然六經都是先王的“政教典章”，無疑皆為研究當時社會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

其次，治經方法用之于治史，豐富了整理古代文獻的方法。歷史文獻是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它包含了所有書面的歷史資料，除史書和歷史檔案外，還包羅了諸如哲學、文學、語言文字之學、天文、地理、歷法、音樂、舞蹈、藝術、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歷史記載。中國經學有一個傳統，就是一貫重視文獻的整理工作。注釋和考據(又稱考證)作為治經的基本方法，是自漢儒以下一貫運用的方法。此外還有目錄、版本、校勘、辯偽、輯佚之學，也是治經常用的方法。除輯佚以外，其余的治經方法，漢儒都已開其端。考據之學與注釋、目錄、版本、校勘、辯偽、輯佚之學有密切的關聯，它們離不開考據的方法，但不通過這些學問，也很難有正確的考證。儒家這些治經方法，實際就是整理文獻的一些具體方法，因此可以用來治史。事實說明，歷史中國史家運用這些治經方法治史，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劉向、劉歆父子所作的《別錄》(《漢書·藝文志》保存了該書《七略》的梗概)，是中國目錄、版本、校勘之學的開始。辯偽思想自孟子就已有之，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下》)司馬遷說他著《史記》是要“整齊百家雜語”，講的就是對史料的去偽存真的問題，他所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就是指出百家語中有很多偽材料。宋代辯偽之風盛行，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鄭樵、朱熹等人都有辯偽之作。朱熹所作辯偽書最多，達六十種左右。他甚至還想作一部辯偽的專書(參見《孝經刊誤·附記》)。輯佚是把已佚古書尚存于他書的篇章或零簡輯在一起，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略窺原書的面貌。宋代王應麟開始作輯佚的工作，他所輯的《周易鄭康成注》，《三家詩考》是較早的輯佚書。對史書注釋和考據，自漢代以下，也是成績斐然。《史記》三家注(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漢書》唐顏師古注、《后漢書》唐李賢注、《后漢書》補志南朝梁劉昭注、《三國志》南朝宋裴松之注、《資治通鑒》宋末元初胡三省注等都是史注中的力作。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成的《金石錄》是以金石文字補史、考史的專書。中國發達的史注和考史，或補充史實，或保存異說、或訓釋名物，或揭示訛誤，成為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治經方法用于治史，在清代有極大的發展并形成了盛極一時的乾嘉考據史學。乾嘉史學家在對歷史文獻的校勘、輯佚、辨偽方面所作的工作，成績遠遠超過前人，尤其是他們當中許多人都精于小學，擅長訓詁，其成果對于史籍的考信校注工作來說，很多都是非常重要的。乾嘉考據學中人才輩出，名著迭起，王鳴盛、錢大昕、趙翼是其中最著名的三大考史家，他們各自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廿二史札記》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他們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以及各自的代表作，充分反映出這一時代學術發展的基本精神和史學研究的基本特色。乾嘉考據學風的形成，是清朝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的必然產物。清初的統治者大興文字獄，打擊“經世致用”思想，在封建專制統治的高壓之下，清代的考據學者為了保身遠禍，逐漸走向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脫離了社會現實生活。但他們對古籍的整理，對舊史的補表、補志，補注，以及對史料的搜集、考訂、輯佚、辨偽、編纂等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績和貢獻，為我們今天整理古籍提供了不少方便。他們整理歷史文獻的經驗和方法，也是值得我們批判地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