擷英咀華—儒學與外來之學·儒學與佛學

儒學與佛學的關系，是有排斥有吸收、明排斥暗吸收的關系。為了防止佛學沖擊儒學，爭奪儒學正統地位，儒學家們經常批判、排斥佛教;但佛學畢竟是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的一種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形態，它與儒學相比，雙方互有短長。所以，具有開放特性的儒學在排斥中又努力吸取佛學。既有被動的受容，也有主動出擊的取經。儒學對佛學的吸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哲學。佛教哲學以現象背后的“本體”以及“佛性”心性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抽象思維水平比較高。而儒學立足于現實的人間社會，強調“以修身為本”，化民成俗，改良政治，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而較少哲理思辨。儒道合流的玄學在克服儒學這一缺點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但儒家哲學體系的完整建立還是受惠于佛學。周敦頤、邵雍吸收了佛老思想，構筑了儒學的宇宙觀，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礎。佛教華嚴宗關于本體和現象的“四法界”說，認為在千差萬別的現象世界(“事法界”)的后面，有個具有同一性的本體世界(“理法界”)，理滲透于事，事滲透于理，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理是一個整體，體現在每一事中，理與事的關系是“理一分殊”的關系。這一觀點被二程和朱熹所吸收，成為理學的思想來源之一。二程所說的“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朱熹所說的“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均取自華嚴宗的“萬理歸于一理”、“無盡事理同一性故”的“理事說”。他們把“真如”、“佛性”等宗教詞匯哲學化了的“理”(又稱“天理”)作為最高哲學范疇，建立了一個永恒存在的“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人人必須順理而行;包括自然哲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在內的理學體系，把中國哲學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禪宗論述宇宙本體與主體心性關系的頓悟說，則是陸王心學的理論來源之一。陸九淵認為“心即理”，心“便是宇宙”，認識了“本心”便認識了“理”和“宇宙”。這種向內追求以“發明本心”，靠徹悟直接認識整體的方法，與禪宗所謂“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則般若生”(《壇經》)、“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同上)的“頓悟”法別無二致。此外，他的自存本心，減除物欲，把一切私念剝落凈盡的道德修養法，與禪宗所謂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同上)、“無障無礙，外于一切善惡世界”(同上)的精神也是完全契合的。

山東曲阜孔廟城門

(2)倫理。佛教倫理的基本精神是戒惡行善，利己利他。它要求佛教徒做到“六度”持戒—遵守：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等戒條;布施—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慷慨地施舍眾生，扶貧解困;忍辱—對一切損害自己的言行，都忍氣吞聲，毫不動心;精進—努力修行，堅持不懈;禪定—修習佛教思維;智慧—學習佛教義理。這些，都是與儒家倫理基本一致的。但佛教倫理中眾生平等、不拜王者等思想又與儒家倫理相沖突。佛教徒在譯經、傳教過程中，盡量注意避開印度佛教經典上常有的“擁抱”、“接吻”、“丈夫侍侯妻子”等內容，把“母與父”改成“父與母”，增加“孝諸父母”等內容，迎合、調和儒家倫理。中國佛教的倫理觀念作為一種理想化的道德規范，豐富了儒家的道德論。理學家們“主靜”、“主敬”的道德修養方法就是對佛教禪定法的改造。朱熹強調“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朱子語類》卷三)。就是受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修煉模式影響的結果。佛教倫理對一些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起過積極作用。康有為把他的最高社會理想“大同”世界與佛教極樂世界并稱，用佛教“去苦求樂”的慈悲救世主義作為實現資產階段改良主義的思想武器。譚嗣同發揚佛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猛無畏、自我犧牲精神，在頑固派的屠刀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章太炎則用禪宗“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精神激勵人們的革命斗志，改造國民道德，改革封建社會。

(3)文學。佛教文學為中國文學增添了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宗教情趣，也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和新的意境。

中國的翻譯文學是從翻譯佛經開始的。翻譯的佛經體裁很多，有長篇故事，有小說、戲劇等，而這些體裁在唐代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是沒有的。

佛教推動了中國音韻學和詩歌的發展。中國格律詩中平上去入四聲的運用，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注音法，都吸收了印度梵聲的成果。

東晉以后，佛學滲入詩歌，表現了命意構思、意境深遠的新特色。晉宋之際之大詩人謝靈運，就常常用自然景物創造的意境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來表達自己的憂傷。宋代的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陸游、楊萬里等人把佛理融入詩歌創作，使詩歌的意境更為幽遠。蘇軾的名作《題西林壁》從橫看側看所見廬山之形的不同，說明了主體觀察角度的局限對認識客體的影響，其中就包含了“徹悟言外”的禪理。

佛教文學具有極其豐富的想象力，上天有路，入地有門，表現了濃烈的浪漫色彩。這對克服中國上古文學作品偏重于寫實，過于拘謹的弊端，形成浪漫主義的文學風格，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顏之推的《冤魂志》、吳承恩的《西游記》和《封神演義》中的一些故事，都起源于佛教典籍。

(4)藝術。佛教宣傳十分重視形象思維，通過建筑、雕塑、繪畫等藝術手段感化人心。佛教藝術的成就，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藝術的發展。從洛陽白馬寺到廈門南普陀寺，從青海的塔爾寺到西藏的布達拉宮，從西安的大雁塔到南京的報恩寺塔，從山西應縣“釋迦塔”到北京北海白塔，……一座座具有藏漢風格的佛寺、佛塔，猶如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點綴著祖國的青山綠水。其建筑結構、藝術造型已經達到非同凡響、爐火純青的境地，既為我們創造、保存了精湛的技藝，又為我們提供了借鑒，消化了外來文化，使它變為國中瑰寶的典范。

佛教雕塑是佛教藝術的集中體現。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以泥和夾作成造像，再加色彩，形式多種多樣，異常精美壯麗，可謂曠古絕今之杰作。大同云岡的石窟佛像高大、莊嚴、巍峨，魯迅曾將它們與萬里長城并稱為“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堅固而偉大的藝術”。龍門石窟的造像軀干碩長，形貌典麗，垂眸微笑，沉雅敦厚，堪稱佛教雕塑藝術中國化的典型。

佛教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梁朝著名畫家張僧繇學習印度的凹凸畫法，形成了南朝畫壇上制作立體繪畫的絕技。在《中國書畫鑒賞詞典》中，隋唐繪畫被收錄五十個條目，其中佛教壁畫就占了一半。在馳名中外的敦煌壁畫中，有一幅作于北魏的飛天圖，此畫鑒先秦兩漢描繪云氣動勢的經驗，借飄動的披帶和飛舞的動態，絕妙地解決了凌空飛翔這一難度極大的描寫，顯示了作者豐富的想象和精湛的藝術技巧，同時也體現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國佛教音樂家們熔歷史悠久的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民間音樂于一爐，形成了以“悠、和、淡、靜”為特征的中國梵樂，以悠遠、柔和的形式表現恬淡寂靜的主題，溫和、典雅，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一部分。

此外，佛教在醫藥、武術、氣功等方面的成就對于彌補儒家文化的不足，豐富中華文化的內涵，繪就中華文化五彩繽紛的生動圖景，也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