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湖文化·楚族的興起、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地理的沿革

古代中國的黃河流域是世所公認的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黃河流域不僅孕育了石器時代的農業文明，而且奠定了中國引以為驕傲的夏、商、周三代的古代文明，創立了以龍為象征的中華文化。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遺址的被發現，人們意識到，僅僅以龍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還是不完整的，完整的中華文化還應包括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的文化，這是有別于北方的、具有顯著地方特色的南方文化，其中頗為引人注目的則是長江中游地區的楚文化。遠古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氣候溫暖、濕潤，又處在大江兩岸，因此有可能處在熱帶或亞熱帶氣候。在距今約二三十萬年前，這塊土地上生存著巨猿、大熊貓、劍齒象、犀牛、斑鹿等動物，這些動物所適應的氣候，應是熱帶——亞熱帶。到春秋戰國之際，這里仍有不少熱帶動物，被楚人視為寶物。晉國的公子重耳流落到楚國時，楚成王曾善待他，但要求他以后一旦回國成為國君時，一定要有所報答。重耳回答楚成王時說了一大堆的寶物，都是楚地出產的，連晉國也要從楚國進口。象牙、犀牛角和犀兕皮就是其中幾種。熱帶——亞熱帶氣候是早期人類生存的極好環境，因此，長江流域成為南方文化的起源地，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從遠古時代起，長江流域就有了最初的人類居民，到新石器時代，長江流域已經產生了具有自身特點的農業文明。以后，隨著人類的發展和變遷，這一地區又不斷地出現新的文化，它們互相吸收、融合，形成了以鳳為象征的南方文化，準確地說，是楚文化，它們與黃河流域的龍文化一道，匯成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化。它們不僅對南方的古代文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對黃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都產生了或大或小、或隱或現的影響和潛移默化的滲透。這個意義頗為顯著、成就頗為輝煌的文化，初起時，僅地處荊山一隅;壯大時，卻席卷中國大半。它們在中國文明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這已成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共識。它的最輝煌的時期，主要地點就囊括了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絕大部分，這就是本書所要論及的廣義的兩湖文化的一部分。

世界上迄今為止發現遠古人類化石的地區尚不多，我國是其中之一，長江流域又有幸成為其中一地。湖北西部的恩施建始高坪龍骨洞，發現了三顆與南方古猿相接近的下臼齒，它可能是南方古猿在亞洲的一個種類。南方古猿一般被看作是從猿到人之間過渡的生物，它距今約五百至一百萬年。這是發現人類起源地的一個重要線索。進化到人以后的生物被稱為猿人，他們創造的文化稱舊石器文化。這在湖北的鄖陽地區已有發現，主要是猿人居住的洞穴和牙齒化石，被命名為“鄖陽猿人”，距今約七十五萬年。晚于它的處于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智人化石，在湖北西部長陽地區也被發現，同時發現的有不少舊石器時代的工具，如砍砸器、刮削器。同一時代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東部的大冶發現的章山石龍頭洞穴遺址，出土了八十多件石制工具，它除了具有舊石器時代的特征以外，還發現在砍砸器的把手上，處理得便于手握，這是舊石器的一大進步，這處遺址距今約三十七點五至二十九萬年之間。湖北中部的江陵縣雞公山也發掘了一處舊石器文化的遺址，在它的上層發現了五百多件石器和石片，距今約一萬至兩萬年。在下層發現了一處幾近完整的原始人類的活動遺址和數以千計的礫石、石器和石核，還發掘出好像是人類居住地的圓圈，距今約四萬至五萬年。這一發現使湖北地區從猿進化到人，一直到舊石器時代，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它為這個地區后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了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以后，在距今約一萬年前后，人類進入到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劃分的標志不僅是石制工具從打制進入到磨制，而且人類還學會了制造陶器和種植谷物及飼養家畜。這一時期內，兩湖地區發現的文化遺存頗為豐富。按時間劃分，已知年代最早的是，湖南澧縣彭頭山文化遺存、湖北枝城城背溪下層的文化遺存。彭頭山遺址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楊權喜《長江文化論集》)距今約七千至八千年。然后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因1959年首次在四川巫山大溪發現而得名。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圍在長江兩岸，在兩湖地區的主要分布是東到湖北的江陵、公安和湖南的澧縣一帶，往南一直到洞庭湖北岸，北到漢水中游沿岸，它的中心地區在湖北的西南部。大溪文化距今約六七千年。大溪文化是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繁榮時期的文化，它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征雖已十分明顯，但還保留著部分前一時期的文化痕跡。大溪文化之后出現的是屈家嶺文化，這是首次發現于湖北京山屈家嶺而得名的文化。它的涵蓋范圍往東到達大別山南麓，西邊達到三峽地區，南到洞庭湖周圍，北邊一直到河北西南部。據考古資料證實，屈家嶺文化基本上是在大溪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在各方面都比大溪文化有了發展，這時可能已經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這時期大約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四千六百年之間。繼屈家嶺文化之后的又一種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相當于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期的石家河文化，有學者也稱它為“湖北龍山文化”，這類文化的遺址幾乎遍及湖北全省。這一文化處于父系氏族社會由繁榮走向解體階段，其時間大約距今四千四百年左右。(郭德維《湖北簡史》)

長江中游這時雖然有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區域文化，但它與這個地區后來發展到頂峰的楚文化之間還不能等同劃一，它們之間還沒有發現有直接的聯系，這中間存在著文化的斷代，從新石器時期之后直到楚文化的興起，尚未找到填補這一空缺的文化遺址。后來長江流域浪漫、精美、細膩而又博大的楚文化盡管吸收了一些原始的區域文化因素，但它的主流是從何而來?后來稱為楚人的此地居民是原始的土著居民嗎? 這就是激起眾多學者濃厚興趣的問題所在。

據史書記載，楚人明確無誤的祖先是祝融氏。傳說祝融在帝舜時期曾擔任過火正之官，就是主管天文歷法的官員，古代的天文歷法與農業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祝融也是兼管農業的官員。也有的記載說祝融擔任過南方炎帝的輔佐之臣。炎帝和黃帝一起，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也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共同締造了整個的中華民族。在南的炎帝主火，祝融這個主火正的官員自然是炎帝的主要官員了。總之，祝融的起源很早，而且地位不低。祝融的后代分為八姓，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區，后來先后被強大的商朝所滅，只剩下季連一支，流落到南方，以羋為姓。因此，楚人一直將祝融奉為自己的先祖。《左傳》中記述，楚人因封于夔地的子孫不祭祀祝融和先輩鬻熊，把他們看作是犯了不可饒恕的忤逆之罪，發兵將他們滅掉。就是這樣一支從北方過來的祝融之后裔，被學術界大部分人承認是創造了楚文化的一個民族。

到商王武丁時期，他又率領軍隊，深入到羋姓楚人居住的腹地，打敗了荊楚。《詩經》中有詩句就表現了這一時期的事情。如“撻彼殷武，奮發荊楚”，這時的楚人已是居住在南方，《詩經》曰：“維女(汝)荊楚，居國南鄉。”雖然遭到強大的商王朝的打擊，但楚人剩余的部落民卻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在這塊土地上，繼續開拓著自己的一方領地。從《詩經》中我們還得到一條信息，那就是楚人最早出現在南方，是在殷商時期。既然楚文化的主流是由祝融的后裔楚人所創造，那么江漢地區的原有文化又是由何方人氏創造，它們與后來的楚文化之間又有哪些關系呢?

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前居住在江漢地區的土著部落是三苗族。“三”是表示多的意思，即部落紛雜、種姓繁多之意，而不是確指具體的數字。在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三苗人不斷和黃河流域的部落發生沖突。第一次大的沖突發生在堯舜之際，《史記·五帝本紀》上有記載說，三苗族在江、淮和荊州地區多次作亂，因此，舜回去對堯說，把三苗遷到三危這個地方去。三危在西邊，據這段材料可知，三苗當時的居住地在江淮和荊州之間，因為戰敗，而被迫向西遷徙。但這次戰爭并沒能把三苗完全打散，相反，舜卻在這次戰爭中死于此地，三苗仍然活躍在這一地區內。在舜、禹之時，又爆發了第二次戰爭，戰國時楚國的令尹吳起在談到這次戰爭時，曾經這樣說戰爭的起因：三苗依據彭蠡之波，洞庭之水，自恃有文山和衡山之險，而為政不善，因此被禹討伐后放逐。經過這次戰爭后，三苗終于逐漸衰落。吳起的話里除了告訴我們自夏代開始，三苗由于為政不善，開始離開原居地遷往偏僻之處外，還概括了三苗所處的具體位置，就是左靠鄱陽湖，右界洞庭湖，南靠鄱陽洞庭之間的文山，北鄰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論文集》)三苗族在夏代之前活動的這一地區，正是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在考古發掘中，長江中游系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布范圍就大體與此相當。在三苗作為主體活動于長江中游地區的同時，這一地區還有不少小的民族活躍其間，主要是越族、庸、麋、巴、濮等等。他們也都是江漢地區的土著居民，一直居住在這里，直到楚民族的興起。

由于三苗族與中原地區經常發生戰爭，因而相互之間的文化都有影響的痕跡。江漢地區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點外，就帶有中原文化的痕跡。(馬世之《楚文化覓蹤》)三苗族在夏代被打散后，沒有夏人直接深入到江漢地區的記載，但考古發掘中卻可以找到夏文化的一些影響痕跡。在河南淅川下王崗、宜昌白廟子、隨州市西花園和武漢盤龍城等遺址中，都發現了一些早于商代、晚于龍山文化而和二里頭文化相同或相似的陶器，有些是壓在上層商文化遺址之下的。(郭德維《湖北簡史》)夏朝之后，商人進入到南方，對南方大力進行武力滲透。楚人這時雖然已在南方生存下來，但還十分弱小，在強大的商王朝的打擊下，已處于茍延殘喘之際，讓人感到它若有若無。這時商人稱之為荊，或楚荊。商人大舉向南推進，一直進入到大別山和桐柏山以南，這時江漢地區出土的文化遺存大部分都帶有商文化的影響痕跡，主要是商文化與江漢地區土著文化結合的產物，并且出土的遺物十分豐富，而這時暫時看不到楚文化的痕跡。到商朝末年，西邊興起了新興的周朝，它比商朝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苦于無力擺脫商人控制的楚人，很快便抓住這個機會。楚人的首領鬻熊開始與周王朝打交道，主動地向周朝稱臣，史書上稱此事為“子事文王”、“子”應是周王賜給楚部落酋長的封號，即原始的爵位。(張正明《楚文化史》)表明周朝對楚人的承認。周文王任命鬻熊為火師，負責農業和天文方面的事務。楚人自離開中原以后，經長期的遷徙，已經到漢水的支流丹水口北面的丹陽定居下來，這時開始重新發展。到鬻熊的第四代孫熊繹之時，周成王為表彰楚人的勤勞輔佐之功，封給熊繹子男之田，姓羋氏，允許他居住在丹陽這一帶。這時楚人地盤雖然還不大，如果按周朝封給的土地算，是“土不過同”，一同只有方圓百里，但與以前相比，總算是有正式的封號和名正言順的國土了，從此楚人開始向國家過渡。

楚人在周朝初年，以荊山一隅為基地，從部落酋長到下屬，都穿著粗制的衣服，只乘坐簡陋的柴車，進行艱苦的開創。作為周天子的下屬，楚人還要以自己微薄的出產貢獻給周天子，如貢獻桃木制作的弓和棘枝制作的矢，奉獻給天子用以禳災;苞茅貢獻給天子用以瀝祭祀用的酒，還要在祭天時為周天子看守火堆，才能獲得周朝的信任，求得安定的發展環境。就在這種艱難而又卑微的處境中，熊繹帶領楚人努力地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力量。又經過四代人的努力，楚人已初步具有實力，境況比前有較大的改觀。這時，楚人中出了一位既有開拓精神，又富有謀略心計的部落酋長，這就是熊渠。周朝此時正處在周昭王大舉南征而又未能得手之際，并且周昭王自己還出師未捷身先去，淹死在漢水中，周朝的勢力受到大的打擊。于是，熊渠趁此機會，利用先輩積存的力量，開始了自己的開拓之舉。熊渠采取了近交遠攻的策略，籠絡周邊的小國，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擁護，然后開始攻伐遠處的小邦之國。向西，熊渠征服了庸國;向東，攻下了湖北中部的揚越;然后打下了湖北北部的鄂國。打下三個邦國后，熊渠把自己的三個兒子封到那里去為王，享受戰爭的果實。然而楚人畢竟羽翼未豐，開疆拓土又封王的行為冒犯了周朝的權威，熊渠懾于周厲王的淫威，又因國力敵不過周朝的勢力而去掉三個兒子的封號，保存住自己的實力。但熊渠的舉動卻是石破天驚，楚人多年壓抑的愿望終于爆發。從此以后，楚人性格中這種開拓進取的精神開始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付諸實踐，再沒有中斷。它成為楚人用以激勵后人的傳統教科書。這時正值周厲王統治時期，時間大約是公元前9世紀。

從考古發掘所出土的遺物可以看到，這時的楚人的文化風格還處在萌芽中，由于多年來楚人一直處在商王朝和周王朝的控制和壓服下，祝融部落內部所蘊含的文化特性未能盡情顯現，更多地表現出來的還是中原文化的浸染痕跡。湖北當陽縣趙家湖發現過從西周晚期到戰國時期的楚墓，其中西周晚期的楚墓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楚墓。這批墓葬共有二百九十七座，它有一點十分令人高興的特點是，墓葬的分布從早到晚排列有序，各個時代的不同特征都清晰地表現出來，楚文化發展的軌跡在這里一目了然。有學者將這些墓分為三類七期。前兩期是西周晚期和西周晚期后葉至春秋早期之交，這正是楚文化發展的萌芽時期。從這兩期的墓葬看，中型墓，即“士”這一級的墓葬棺槨使用都因襲了周制的規格，為棺槨“再重”，即一棺一槨，棺板外用麻繩捆扎，五橫一豎，這是中原的“棺束”習俗。這兩個時期的墓中發現的青銅器還比較少，但還是可以看出其基本特征，銅鼎和銅簋與周朝的形式相似，只是鑄造得輕薄和簡陋一些，帶有自己的特征。它自身的特征開始逐步顯現是從春秋中期以后開始的。墓中所見的磨光黑陶器，其中鼎、鬲、豆、罐等，器形也主要是繼承了周式器的風格，但陶質、陶色和造型卻有了或多或少的楚文化風格，這種風格的完全形成是在春秋晚期。(《當陽趙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

時間進入到春秋初年時，周王朝已一步步地走下坡路，終于一蹶不振，僅僅成為眾諸侯征討別國時所需的一面旗幟。利用這一機會，經過一百余年的發展，楚人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它迅速地強大起來了，并開始邁進國家的門坎，正式成立國家。到楚君熊通時，大大地發展了先輩的膽量和豪情，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令世人刮目相看之舉。軍事上，他首先攻打周王朝封在南邊涢水流域的姬姓隨國，迫使隨國與楚訂立和約。政治上，他以發展壯大的軍力作后盾，大膽地向周天子要晉升的封號。熊通派打敗了的隨國到周天子面前去通報這一要求，周天子這時雖然大勢已去，可外頭的架子還沒倒，因此拒絕了熊通的要求。熊通憑著一股盛氣，干脆把周天子撇在一邊，毫無顧忌地自己樹起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旗號，自封為楚武王。

武王熊通借助勝利的激勵，向外拓展的勁頭越發不可收拾，他一鼓作氣地滅掉了鄖國、權國，隨后又向東滅掉了盧戎、羅國。這時楚國的疆域東邊已達漢水，北邊與鄧國接鄰，西邊到達彭水，南邊則已抵長江。(何浩《楚滅國研究》)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他終生征戰，為后世掙下了一份頗為豐厚的家業。武王之時，楚國已打破僅以江、漢、睢、漳為楚疆的界限，開始了向北向東的擴展。自武王之后的文王，繼承先父的遺志，繼續向外拓展，他征服了周朝封在漢水之北的姬姓諸國，又把勢力擴展到南陽盆地、淮河流域和洞庭湖以北。在疆域大大擴展的輝煌勝利面前，文王覺得還把楚都放在西邊一隅已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必須遷都。于是楚文王把楚的都城由丹陽遷到了郢。這時的郢還不是江陵紀南城，具體位置雖有爭議，但郢處于靠丹陽東南的江漢平原腹心之地則是大致無誤的。文王之后的成王拓土更廣，他滅國十三，并征伐了東南的夷越，把江淮流域歸入了自己的版圖，使楚國的地盤達千里之廣。成王之后兩世的莊王，已進入春秋中期，他是楚國歷史上又一個建立了豐功偉績的國君。在他統治期間，楚國不僅繼續向西、向東擴展，而且與南邊的吳越結成聯盟。繼晉文公稱霸之后，楚莊王登上霸主之位，并在周天子的境內陳兵示威，并詢問象征周天子權力的九鼎輕重大小如何，一副雄心勃勃、年輕氣盛的姿態，周王也奈他不得。楚人實現了數代人夢寐以求的心愿，洗凈了數百年所受的屈辱，以自嘲為蠻夷之民的身份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寶座，從此，不再有誰敢輕視這一新興的大國了。楚國的威勢和地位這時達于頂峰，此后的各代楚王雖然也有擴張和戰勝之舉，但威勢都不及莊王，只是奮力開拓壯大楚國的傳統卻一直繼承下來。

楚共王至昭王時，楚國不斷奮進開拓的精神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楚國的疆域這時達到了春秋時的最大面積，東邊已達淮南，北到方城之外的鄭國邊境，與晉對峙，西達川陜之地，南起五嶺到達長沙、常德、衡陽一帶。也就是現在的湖北、湖南、安徽(長江以北的西半部)、河南(南半部)，以及陜西的東南角、廣西的東北角、廣東北部等大片地區，地廣達三千里。這片土地中，湖北和湖南所占的比重最大。楚文化進入湖南的時間大約在春秋早期，這期間主要是民間的往來，楚人政治勢力的進入應該已到了春秋中晚期，這一點從考古的遺存中可以看出來。同時史書也記載，楚文王時起，開始涉足洞庭湖以北，為避免當時處于荊山東麓的羅國與盧戎再次聯合攻楚，文王滅掉羅國后，把它遷到當時尚未開發的湖南汩羅。(何浩《楚滅國研究》)這是楚人最早向湖南派出的開拓者。隨后楚成王又奉周天子之命，負責鎮撫南方夷越，經營南方，因此才出現了一個“楚地千里”的局面。楚共王時又曾有“撫征南海”的舉動。被楚人稱為“南海”的地方，就是湖南中部的沅、湘、資流域的群蠻居住之地。這時民間的交往也日益擴大。春秋中后期的楚平王，除繼續征討湘西以外，開始對南方進行一些建設，如在州、屈兩地筑城等。由于春秋時期楚人對湖南地區的開發和征討及政治勢力的進入，使楚文化在這一地區得到發展。楚人的先進的制度、耕作方法、手工業技術等等，都影響著這一地區百濮、夷越和群蠻等少數民族的較落后的文化。到春秋末期，兩湖地區的文化已基本融為一體，湖南的沅水、湘水、資水流域發掘出的大量的春秋楚墓可以證實這一點。此后兩湖地區的基本文化因素已是楚文化。進入戰國后，楚人的大舉南進更加促進了這種融合。

歷史進入到戰國的時候，楚人帶著春秋時期的輝煌成就，以無可爭議的大國地位進入到戰國七雄的行列。七雄的逐鹿將是對國力和國君強弱的更大考驗，楚人在戰國舞臺上更進一步地顯示出它勇于開拓、奮力進取的傳統精神。這時楚國的擴張目標是東面、西面和南面，在北面楚人已和中原諸國處于毗鄰和針鋒相對的狀況，楚國向西、向東、向南擴張的目的，就是為了聚集一切可以聚集的力量與中原對抗。還在春秋末期，明智的楚惠王就已經開始實行發展東方、經營江南的戰略。越國滅掉楚國的夙敵吳國之后，越、楚瓜分了吳國的土地，楚惠王自此開始了向東的發展，他把勢力擴展到泗水流域，滅掉淮北的陳國、蔡國和北邊的杞國、莒國。中原諸侯國為抑制它的發展，不斷攻擊楚國北部的邊境，西邊興起的秦國也開始窺視楚國的地盤。進入戰國后，楚人一方面鞏固北方邊境，同時也開始經營自己廣闊的后方，向江南發展。戰國初期，楚悼王任用吳起為令尹，開始了楚國又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吳起向南收服揚越，使洞庭、蒼梧和沅水、湘水、資水這一塊縱橫大半個湖南的地方涵蓋在楚文化的范圍之內，成為楚國的疆域。向北邊最終吞并了滅而又復的陳、蔡、許等國，以對付強大的三晉。繼悼王之后的楚宣王和楚威王，又一次在強手對峙的狀態下，擴展了自己的疆域。楚向西奪取了漢中以南的巴及黔中之地，向東南滅掉越國，到戰國時期為止，楚滅國達六十一個(何浩《楚滅國研究》)，居各國滅國擴疆之首，成為戰國時期首屈一指的大國，楚國的疆域此時已占周朝疆域的一半。當時的游士蘇秦向楚威王游說時，曾這樣概括楚國的疆域：楚國是天下的強國，在西邊有黔中、巫郡之地;東邊據有夏州、海陽;向南據有洞庭、蒼梧;北邊占有關塞，汾陘和郇陽，地方達五千里。清代史學家顧棟高更是深有感慨地說：“天下之勢盡在楚矣。”(《春秋大事表》)

軍事上的擴展帶來的不僅僅是疆域的擴大，同時也帶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楚國的文化向東、向南、向西廣為擴散的同時，也不斷地吸取中原地區和周邊各國的文化精華，逐步充實和完善自身的文化，形成為既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又有各地文化影響的絢麗多彩的楚文化。

楚國的疆域在戰國“宣威盛世”時達到楚歷史上的極盛，然而這種極盛之勢在群雄爭霸的情況下，稍有不慎，馬上會招致眾諸侯國的攻擊，從頂峰上跌落下來。楚國的開始隕落是在楚威王統治的末期。首先是北面魏國乘楚威王之死，攻取楚徑山;后雖經懷王上臺后苦心經營，擊敗魏師，奪回土地，但由此群雄開始合力攻擊楚國。懷王時，宋國又打敗楚國，奪取楚國在淮北的土地三百里，使楚國的勢力退出泗水流域。西邊的秦國這時已經過商鞅變法，國勢大振，自然就把疆域最大的楚國和強大的齊國看作主要的敵人。楚懷王的無能使得秦國連連得手，導致楚國的大片土地喪失。楚懷王十七年(前312)，楚秦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漢中郡落于秦國之手，這就等于讓秦國打開了楚的后門，使秦國對楚國的進逼步步成功，隨后秦國又攻占了楚召陵。對于背后的攻擊，楚國不僅不加抵御，反而自恃在東邊尚有可以伸展的余地，一直圖謀向東南發展。楚占領越國都城吳之后，在吳地設江東郡。與此同時，西邊的秦國卻味口大開，利用國力的強大和戰略方針的得手，大口吞食楚國的地盤，到懷王之后的頃襄王之時，終于讓秦將白起攻陷了郢都，楚國不得不退出郢而遷都于陳，即今安徽淮陽。楚國喪土遷都的主要原因在于，楚不能很好地與北邊的諸侯聯合起來，共同抵御秦國，反而對秦國洞開了西邊的大門。戰略上的重大失誤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至此，楚國的國土已喪失一半，雖然頃襄王后來又奪回了秦占領的江旁十五邑，將其改作郡作為抵御秦東下的據點，但已是強弩之末。頃襄王后期，楚國趁秦伐韓、趙、魏時，得到一段短暫的喘息之機，但也僅僅只能偏安于東境，經營著陳郢之地，偶而有向東攻取之舉。楚考烈王時期，由于諸侯的聯合，暫時扼制了秦國的東進，考烈王不失時機地滅掉了東邊的魯國，小邾、邾、邳和費等小國，考烈王后期，楚與三晉和燕打算合縱攻秦，但沒有成功，楚國又一次被迫向東遷都，到達壽春，即今天安徽壽縣。此后秦與楚多次交戰，盡管這時還有約三千里江山，并占有豐富的銅鐵出產，但畢竟二次遷都，元氣大傷，大勢已難以挽回。面對強秦的進攻，楚國雖然也曾竭力抵抗，偶有勝時，但最終還是戰不過蒸蒸日上的秦國。公元前223年，秦王翦、蒙武攻破壽郢，占領淮南，楚王負芻被俘，楚國滅亡。

自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將白起攻破郢都后，秦國就在這里設立了南郡。當秦國全部占領楚地以后，將這里全部改為秦所屬的郡縣。南郡所屬擴大到湖北的大部分，將今湖北的南部和今湖南的大部歸屬長沙郡，今湘鄂兩省的西部，即湖北的西南部和湖南的西北部歸屬黔中郡，另外楚國的部分地區劃歸南陽郡、漢中郡和九江郡等。楚國雖已為秦所滅，國土也被分散，湖南湖北的地域有分有合，但楚國原有的文化已根深蒂固，生命力極強。除了被秦人徹底搬遷夷平之地的楚文化被硬性中斷以外，如楚郢都紀南城，其余被秦人占領的地區，楚文化仍頑強地保留下來。強烈的楚文化的觀念，以及蘊藏在楚人心中的復興楚國的意識，由于秦人的專橫的壓制和暴虐的摧殘而最終爆發。秦統一六國僅十二年后，就由楚人陳勝、吳廣聚眾舉起了“伐無道、誅暴秦”的旗幟，揭竿起義。《史記》記載，當時“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陳勝、吳廣順應民心，立國號為“張楚”(意為復興楚國)。陳勝、吳廣死后，起義軍擁立楚懷王的后裔熊心為王，并仍稱楚懷王。最后由劉邦在秦王朝的廢墟上建立了漢朝。有學者言，漢朝之所以稱為漢朝，是因為楚人項羽把楚人劉邦封在漢中和巴、蜀，稱之為漢王，劉邦稱帝后不改國號，如此而已，究其實，漢朝是楚人建立的。(張正明《楚史》)此話不無道理。漢初，將全國的行政設置改為州，全國共分十三州，州下設郡。原楚地所轄的湖南湖北的絕大部分都劃為荊州。這與楚人所建立的漢朝有意光大楚文化，凝聚楚意識，恐怕不無關系。

從湖南發掘的許多漢墓中，發現其基本風格仍然是楚式的。長沙發掘了秦至漢代的上千座楚墓，長沙馬王堆還出土了幾座大型的西漢墓，所出器物風格與楚文化的風格完全是一脈相承的。盡管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對政治制度、文字、貨幣、道路以及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進行了強制性的統一，然而扎根于社會和人們傳統觀念中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卻不是可以輕易統一或取代的，它需要的是更先進的文化和更強有力的文化觀念。長時期的相互影響，才能互相融合，產生出新的文化。

東漢王朝因襲西漢的舊制，兩湖地區也大致囊括在荊州之內，荊州下設的六郡一國中，除南陽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外，其余南郡、江夏、桂陽、武陵、零陵五郡及長沙國所轄俱為楚地。

東漢末年，三國鼎立，荊州一分為三，曹魏據有沔口到宜城一帶;孫吳開始僅占有鄂州一地，后又占領南郡;蜀漢則向南發展，占領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后劉備又向孫吳借得南郡，共占有荊州五郡，漢時的荊州已大部歸劉備所有，所以《三國演義》中稱劉備借南郡為“借荊州”，大約就是這個意思。三國后期，曹魏在南陽立住腳，稱此地為荊州，孫吳占據江陵，又收蜀漢所占的江南五郡，也稱所據地為荊州。西晉統一后，曹魏的荊州與孫吳的荊州合并為一，下屬郡二十二個，基本上將楚國時期的兩湖之地包括在內，外加上楚國在河南的地盤。直到這時，楚國原來的地盤仍大體保持在一個行政區內，兩湖地區也基本為一體。

東晉以后的南北朝時期，荊州就開始被不斷地重新組合，基本上處在分裂狀態。隋朝統一后，起用漢朝的舊制，分全國為九州，兩湖之地仍被歸于荊州之內。唐朝改州郡為道，依據山川的形勢，劃全國為十道，唐玄宗后又增為十五道。兩湖地區統而劃之分屬于山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淮南道和嶺南道等監察區內，其中湖北的大部分歸山南東道管轄，湖南則大部在江南西道之內。這種劃分雖已打破過去楚地的界限，但對兩湖地區卻基本上還是作為一體看待的。唐代宗廣德四年(764)設置湖南觀察使，這是湖南之名最早出現在歷史上。(《湖南省志·地理志》)五代十國時，大體上如南北朝時一樣，兩湖處于分裂狀態。宋朝時期出現了一點值得注意的新情況，那就是兩湖地區開始分置荊湖北路和荊湖南路，北路的治所在江陵，南路的治所在潭州。雖然兩湖地區仍然互相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它卻預示著兩湖之地從此開始了一種新的劃分，并為后來的兩湖分離提供了新思路。

元朝改地方最高行政機構為行省，下設道。湖北分屬河南江北行省、四川行省和湖廣行省;湖南分屬湖廣行省和四川行省。但湖北、湖南的主體部分則包括在湖廣行省之中的荊湖北道、川南江北道、湖南道和嶺北湖南道內。

明朝建立后，地方政權機構基本承襲元制，但在設置上進行了重新安排。廢除行中書省，在全國設十三省，省設布政使司，直屬中央。湖南湖北同屬于一個地方行政單位，稱為湖廣布政使司，治所在武昌。這一行政設置已大體在今天兩湖的地理區域內。湖廣布政使司下領府十五、州二，屬地在湖南境內的有七府、二州，屬地在湖北境內的有八府。

清朝沿用明代的行省制，清康熙三年，湖廣分省而治，在康熙六年(1664)時，最后將兩省之名確立下來。(潭天星《湖廣分省時間小議》)到這時為止，兩湖之地的行政管轄權才最后完全分離開來，這就大體上是今天的兩湖行政范圍。歷時二千多年的歷史，兩湖之地始終是互相交纏在一起，或統而合之，或分而治之，但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一地理沿革的歷史過程，包容著兩湖地區千百年來文化上的一體性、相似性和相容性，它應屬歷史 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