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蘇軾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棲遲那可追。

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暇窺園葵。

朅來東游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

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

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

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

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這是一首慷慨悲涼的送別詩。蘇軾少時就“奮厲有當世志”，“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墓志銘》)。他積極關心當時社會的情況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上韓太尉書》)，希望能繼承范仲淹、歐陽修的事業，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是，自嘉佑六年應仁宗直言極諫策問而步入仕途以后，蘇軾在政治上卻屢受挫折，升沉不定，幾經出入朝廷。此時，王安石所推行的變法運動正在展開，蘇軾由于上書反對，受到打擊，遂放外任。本詩即在外放地所作。遠大的濟世理想與殘酷的現實人生之間的巨大矛盾使蘇軾產生了滿腹的悲憤和牢騷，于是便借送別失解西歸的安惇之機傾瀉了出來。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懷才不遇，屢困場屋。蘇軾于其失解之時賦作此詩為之送別，并借此抒發了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情。

詩歌開頭四句為寬慰安惇之語。“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勸其多讀“舊書”，熟讀深思之后自然能明白許多有關人生進退的道理。這里化用了三國董遇之語。據《三國志·魏志注》載：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回，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歷史是現實的鏡子，人們是不難從舊書中找到有關現實人生的借鑒的。歷史上有多少人物雖命運乖蹇、歷盡坎坷，但不屈不撓，終成大事。因此，今日的失解雖然已經無可追悔、無可補救了，但是只要堅韌不拔，銳意進取，他年功成名就仍然是有可能、有希望的。這是蘇軾對安惇的寬慰，意在勉勵遭受失解打擊的安惇振作起來，再謀進步，而不要一蹶不振、自暴自棄。這種寬慰既切合了特定的對象和特定的情景，同時又流露出了作者本人在命運的無情播弄中的曠達灑脫之情。開頭兩句從上下文的關系上來看，是有特定的所指的;“子自知”實際上具有領起下一聯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將它從該文境中剝離開來，可以發現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哲理意義的。即讀書時不能搜艷獵奇、無所用心，而須一邊閱讀一邊思索;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對其內容的理解。然后在初步理解的基礎上再反復地閱讀、反復地思索，循環往復，周而復始;這樣，在多次的重復閱讀和重復思索之后，就會深刻地領悟到書的內涵，便對這種內涵作出自己的補充、發揮和創造。蘇軾在這兩句詩中所昭示的讀書方法，對于我們的學習和研究都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身處逆境中的作者雖然發出了“他年名宦恐不免”的曠達豪邁之語，但是他自然不會忘記自己“今日棲遲”的窘境。理想與現實的懸隔壓迫著他、折磨著他，使他產生了沉深的苦悶與巨大的心靈創痛。這種巨大的痛苦促使他改變了送別不遇之人詩歌的通常寫法，而將抒寫重心轉向了自己;他不再故作豪爽，故作瀟灑，而是將自己辛酸的血淚如數地拋灑出來。于是詩歌轉入對其坎坷遭遇的傾訴之中，向安惇秀才發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式的心靈歌哭。“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暇窺園葵”是說自己在家居出仕之前斷絕了與他人的來往，聚精會神，閉門著書。“不暇窺園葵”用董仲舒之事，借指專心致志、心無旁騖。《漢書》云：“董仲舒，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蘇軾閉門謝客、發憤著書，本為研求學理，以期學有所成;但是，為了實現其濟世的宏愿，他毅然拋棄舊學，離家東游，以求仕進，哪知從此卻陷入“從兒嬉”的尷尬境地。“從兒嬉”一語是蘇軾對這個庸俗的社會和這群庸俗的世人的抨擊和控訴，其中蘊含了這位具有曠世奇才的大詩人的多少辛酸、多少淚水!在這個兒嬉般的社會環境里，作者高超的志向、遠大的理想既無從施展，也無從實現，它們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個個虛幻的泡影而迅速地破滅了。理想沒有預期實現，而兩鬢的白霜卻如期降臨了。“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一聯用鮮明的對比展示了理想未遂、年歲已老的人生悲哀，這是英雄暮年的嘆息，雖悲卻壯，雖哀亦雄。蘇軾出仕以后的歲月，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度過的。歲月無情催人老，他深感這種嚴峻的政治斗爭空耗了自己的青春、浪費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不由得萌生了歸家的念頭：“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他從自己兩鬢飛霜中看到了歲月流逝的迅疾，于是便想到當年自己在故鄉的山頭上親手栽種的松柏現在已經長得很粗大了吧。”松柏拱矣”用秦穆公之語。《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中載，秦穆公使孟明等伐鄭，蹇叔哭之。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時間飛逝樹木已拱，而自己卻不知何時才能歸家。這里作者深深流露出了因理想破滅所造成的失落感和由政治斗爭所帶來的疲憊感。也許只有故鄉的一切才能撫慰他那心靈的創痛，所以他才對故鄉充滿了一往情深的向往和依戀。這種向往和依戀恰恰也曲折地反映了他對充滿傾軋的黑暗官場的厭惡和憎恨、對自我濟世理想的懷疑與迷惑。在這樣復雜的情結中，他終于發出了“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的沉痛的懺悔和呼告。這兩句化用沈攸之語“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談書”(《南史》)，表達了作者對命運的無奈和浪費“十年”生命的悔恨：要是早知萬事皆有命，那我就不會在外徒勞奔波而會在家閉門讀書了。但是作者悔悟已晚，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無法補救了——這是何等慘烈的人生悲劇啊!

這一層起于“著書”，終于“讀書”，是將著書讀書與求爵仕進比照著來寫的。顯然，它們不單是兩種行為方式，而且也代表了兩種人生態度。作者用現身說法的手段通過對自己坎坷際遇的回顧確證了仕進人生的虛枉和淡泊人生的價值。這里固然有與安惇秀才之間的痛苦的心靈感應，但也因此起到了勸慰的作用：求功求名過于虛幻，讀書著書其樂無窮，失解西歸何愁之有?讀書著書不僅是求知、創造的方法，同時也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手段。在無道如兒嬉的社會中，如何堅守節操、實現自我的價值，蘇軾以其血淚和生命為代價換來的人生體驗，無疑是會給人們以人生觀方面的哲理啟示的。

詩歌第二層打破送別詩的通常寫法，側重抒寫了作者自己的經歷和感受。最后，作者又以“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兩句從形式上回到了“送別”話題中。雖然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蘇軾在情感上是傾向于淡泊明志的佛老人生觀的，但是在理性上他又是一直服膺儒家的入世學說的。這種人生觀方面的矛盾在上文中已有表現，一方面他以積極入世的態度情緒豪邁地相信“他年名宦恐不免”，另一方面，他又情緒痛苦地悲憤“十年浪走寧非癡”。這種矛盾是蘇軾雜揉儒、道、釋三家思想的結果，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作者的思想深處。這就使他無從比較起以書為業的淡泊人生和汲汲干進的仕途人生的得失，因而在與失意之人臨別之際，他只能發出充滿悵惘、困惑和迷茫的長長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