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賀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惟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為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碧驢?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本篇慨嘆歲月無情，人生短促，具有警策精辟的哲理。作者李賀(790—816)所經歷的貞元、元和之際，正是唐朝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政治極端混亂的時代。唐憲宗李純沉迷于神仙、方士、政治上昏庸無能。作為唐宗室后裔的詩人對此自然憂心如焚，感慨良多;于是作此詩集中譏刺了李純求仙訪道的荒唐行為，闡明了光陰如流、人生難永的哲理。清王琦等認為“此詩大旨雖以‘苦晝短’為名，其意則言仙道渺茫，求之無益而已”。(《李長吉歌詩》)詩歌于人生的思索之中洋溢著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詩歌起篇不凡，境界闊大，刻劃了詩人翹首問天的英姿，表現了探究真理的精神。“飛光”指日月星光。“勸爾一杯酒”引用晉武帝的典故，武帝末年，長星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爾一杯酒。”接著，詩人的詩思就馳騁于天地之間，向日月星辰傾訴自己對時間、生命的思索：我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只覺得夜寒晝暖在無情地消損人的生命。時間永恒、生命有限，這是一條無可規避的人生法則;不管是營養好的胖人，還是營養差的瘦人，都是這樣。“食熊則肥，食蛙則瘦”，是說人有肥瘦是由于生活有富貧的差別。古人以熊掌為珍饈，富貴者食之;蛙則為貧窮者所食。但是，不管是胖是瘦，是富是貧，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歲月催人老，在這一點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而幻想長生不死則是美麗的自我欺騙。于是詩人發出了嚴正的反詰：“神君何在?太一安有?”神君，漢武帝時有長陵女子死后被她的妯娌奉為神，相傳有靈異;武帝將她供奉在宮內，稱為“神君”。太一，有壽宮神君，其中最尊貴的稱為“太一”。這兩個反問是說人總是要老死的，哪有什么神君、太一可以保佑人長生不老呢?當年漢武帝深迷神君太一，如今早已化為塵土，可見神仙之道是虛妄的、荒誕的。以上為詩人向天傾訴的第一層意思，旨在抒發自己對歲月無窮、人生有限的哲理思索，同時譏刺了迷信神仙的荒誕邪說。

第二層，詩人在這種仰首向天傾說的特定情境中，升騰起了浪漫主義的奇思逸想，從對挽留時間的遐想中欲擒故縱地表現了時間之不可留。“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是說天本有六龍駕日前行。“若木”為太陽出入處之樹，《山海經》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出入處。”屈原《離騷》中有“折若木以拂日兮”的詩句。若木生在西方，這里的“天東”疑為“天西”之誤。“燭龍”，屈原《天問》中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銜燭龍”在西北無日明之處，也不在若木下邊。這里只是借來指羲和駕日車的六龍。詩人以六龍駕日而行的神話為前提，生發出了具有濃郁浪漫主義色彩的精彩絕倫的想象：“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日車以龍駕而行，而將龍斬而食之，使白天走不到盡頭，夜晚也不能潛伏下去。這樣，天車不行，日長在天，無晝無夜，無春無秋，自然就沒有老死的悲事和少者的哀哭了。這一奇妙的想象從表面上來看緊緊扣合了詩題“苦晝短”，因為苦于晝短，所以詩人才想屠龍嚼肉，以使日永在天、白晝長駐、生命永在。但是，實際上這一想象是對幻想長生不死的反諷。意即要使“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就必須斬龍食之。但是，這只是一種美麗的夢想，是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而該夢幻之不能實現，就必然會使老者死、少者哭。這一層以正意反言、欲進而退的手法再次申訴了第一層中的“月寒日暖，來煎人壽”之意，是對“神君何在?太一安有”這一詰問的曲折延伸。它不但突出了意義的表達，而且使行文顯得跌宕多變，強化了這首哲理詩的秾麗幽峭的浪漫主義詩意。

詩歌在對日月如箭、人生如梭的真諦作了正反兩方面的申述之后，從翹首向天回到了現實人間、從富于浪漫意味的哲理探索轉到了對求仙訪道的現實批判。“何為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碧驢?”意承上文，用兩個短促有力的反詰問句直捷地表達了對迷信神仙這一荒誕行徑的批判：干什么去瞎餌金服玉，哪有白日飛升的人呢?道教迷信餐金服玉可以延長壽命，《抱樸子》中云“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任公子”為傳說中騎驢上天的仙人。當時李純迷信道教，幻想成仙升天。詩人以冷峻的筆調有力地揭露了這一幻想的荒誕，無情地宣布了這一幻想的破滅，極具現實針對性和現實批判意義。詩歌最后兩句以漢武帝和秦始皇這兩個好求仙、信方士的皇帝仍不免一死的結果借古諷今，再次向夢想長生不死、得道升天的唐憲宗發出規諫：劉徹的白骨仍還葬在茂陵，嬴政的尸車更耗費掉許多鮑魚。劉徹，即漢武帝，死后葬在茂陵。“滯骨”化用《漢武帝內傳》中所引王母語：“劉徹好道，然神慢形穢，骨無津液，恐非仙才也。”“滯骨”即指其“骨無津液”。嬴政，即秦始皇。他死后，李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會暑尸臭，乃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詩歌以這兩個皇帝的凄涼下場暗示了“亂服金丹”的唐憲宗的必然結局。

這首哲理詩鮮明地體現了李賀詩歌的浪漫主義風格。將對時間和生命的思索、叩問同對唐憲宗的迷信成仙的揭露批判結合起來，既有玄遠的人生思索，又有實際的矛頭所向;既于有所指中作出超越性的沉思，又于超越性的沉思中始終不忘現實的錮弊。這突出地表現了李賀的浪漫主義的現實批判精神。在藝術表現方面，詩人不是以空洞的議論為詩，而是運用奇特的想象、新穎的形象，真實地刻畫了一個矯首天外、浮想聯翩而又深沉孤激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這是詩歌浪漫主義手法的體現。浪漫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手法的完美結合，使這首詩歌成了寄托其“哀憤孤激之思”的時間哲理詩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