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桂林淪陷的時候， 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下一間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 晚上常常要準備蠟燭來照亮書桌，午夜還得拿熱水瓶向叫賣“炒米糖開水”的老人買開水解渴。我睡得遲，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礙著我的睡眠。白天整個屋子都是叫賣聲，吵架聲， 談話聲，戲院里的鑼鼓聲。好像四面八方都有聲音傳來， 甚至關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靜。那時候，我正在校對一部朋友翻譯的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有時也為著幾位從桂林逃難出來的朋友做一點小事情。有一天趙家璧兄突然來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 他是空手來的。他在桂林創辦的事業已經被敵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搶救出來的一小部分圖書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為灰燼。那損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決心要在重慶建立一個新的據點， 我答應幫忙。

于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里我開始寫了長篇小說《寒夜》。我從來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連做夢也不敢妄想寫史詩。誠如一個“從生活的洞口……”的“批評家”所說， 我“不敢面對鮮血淋漓的現實”，所以我只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我只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活與死。但是我并沒有撒謊。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常常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著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這小說我時寫時輟，兩年后才寫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務的那個書店已經停業了 (晨光出版公司還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這中間我還失去了一個好友和一個哥哥，他們都是吐盡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這中間“勝利”給我們帶來希望，又把希望逐漸給我們拿走。我沒有在小說的最后照“批評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喲喲， 黎明!”并不是害怕說了就會被人“捉來吊死”， 惟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被生活拖死的人斷氣時已經沒有力氣呼叫“黎明” 了。

但有時我自己卻也會呼叫一兩聲，譬如6年前我在桂林寫的一篇散文《長夜》里，就說過“這是光明的呼聲， 它會把白晝給我們喚醒。漫漫的長夜逼近它的終點了”。那文章的確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寫的，我真實地寫下了我當時的感覺和感想。

上面的話是我在一年前寫的。現在《寒夜》再版本要發印了，我不想為它另寫后記， 因為要說的話太多，假使全寫出來，應該是另一部更長的《寒夜》。今天天氣的確冷得可怕，我左手邊攤開的一張《大公報》上就有著“全天在零度以下， 兩天來收路尸共100多具”的標題。窗外冷風呼呼地吹著， 沒有關緊的門不時發出咿呀的聲音，我那兩只躲在皮鞋里的腳已經快凍僵了。一年前， 兩年前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寒夜”。我還活著，我沒有患肺病死去，也沒有凍死，這是我的幸運。書銷去5千冊，并不是什么值得高興的事。我知道許多寫得更壞的書都有更暢的銷場。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寒夜》，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版)

賞析 這篇后記，反映了巴金一貫的創作態度。他曾說過， “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他不想編造生活，他所寫的都是他親歷的生活和真實的感受。因此，他以回憶的筆調寫起抗戰勝利前后他在重慶時的生活，一個窮困的知識分子的生活，而且寫得極具體，讓讀者好像聽到了午夜時“炒米糖開水”的叫賣聲，老鼠的打洞聲， 日間街市上的喧鬧聲;他自己校稿直到深夜;有朋友從戰火中的桂林逃到重慶，他要為這些朋友做點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開始寫《寒夜》的。讀到這里，讀者不由得會被帶回到小說所描寫的氛圍中?！逗埂穼懙木褪悄菚r候霧都重慶下層知識分子的事，寫讀過大學、曾有志于教育興國的汪文宣、曾樹生夫婦的家破人亡。寫汪文宣的愁苦、軟弱、病重和死去，寫曾樹生與婆婆之間的矛盾，寫她不忍離開汪文宣但又經不住誘惑，飛往蘭州，最終以“我要痛快，我要自由”為由和汪文宣分了手。這些都是發生在寒夜里的事?？箲饎倮?，他們是在國破家亡的恐懼的寒夜里苦捱時光;抗戰勝利后，局面并沒有絲毫的改善，汪文宣還是在一個寒夜里死掉了。等到曾樹生從蘭州回來看家時，竟不知文宣身葬何處，婆母與兒子出走哪方，她同樣也陷入了生活和心靈的寒夜之中。這些都是真實的，我們仿佛聽到巴金在大聲疾呼， “我并沒有撒謊。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著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睆倪@篇后記到小說《寒夜》，我們真切地感到，文學就是巴金生命的一部分。

寫這篇后記時，巴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他在向讀者申訴著什么。巴金在他的小說里寫的只是普通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寫無產階級的英雄。之所以如此，理由當然再簡單不過，即普通知識分子的生活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但是，一些批評家并不能理解巴金，以至對他如此寫作多有責難，指責他“不敢面對鮮血淋漓的現實”，沒有寫出生活的希望等等。巴金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讀者。他激動地說， “我從來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就連做夢也不敢妄想寫史詩”。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生活，這似乎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總是有人不顧作家的實際情況，要求作家應該寫什么，不應該寫什么。在這篇后記里，巴金要為自己，也為那些曾經活過并被他寫到了小說里的人物據理力爭，“我沒有在小說的最后照‘批評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喲喲，黎明!’，并不是害怕說了就會被人‘捉來吊死’，惟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被生活拖死的人斷氣時已經沒有力氣呼叫‘黎明’了”。這再一次表明，他忠實于生活，忠實于自己的良心，不愿違心地去編造什么。對巴金來說，他把他最熟悉的生活于寒夜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寫出來了，而且寫得既有強烈的現實性，又有獨特的藝術性，我們還能對他再苛求什么呢?何況，他還不僅寫了這些，他在小說中寫到了抗戰的勝利。但對國統區的百姓來說，勝利卻無喜可言，因為勝利和沒勝利一個樣，甚至還不如以前。作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巴金絲毫不想回避現實。書中的老百姓說：“現在是官復員，不是老百姓復員”，“勝利是他們勝利，不是我們勝利。我們沒有發過國難財，卻倒了勝利楣。”在后記里他也沒有忘記對這“勝利”加以指責：“‘勝利’給我們帶來希望， 又把希望逐漸給我們拿走。”在這樣的沒有希望的生活中，作者認為連他的小說的暢銷都成了不值得高興的事，因為“我知道許多寫得更壞的書都有更暢的銷場”，這是何等不公的世道啊! 巴金敢于指斥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揭露黑暗的現實，可見他確實不是怕被“捉來吊死”的軟骨頭。

巴金是非常善于渲染氣氛，寄托感情的，但這并不一味地依靠技巧，而是來自真實的感受。就像在作品中一樣， “寒夜”的氣氛在這篇后記里也是非常突出的。作者引用《大公報》上的報道，好像是信手拈來，“全天在零度以下，兩天來收路尸共100多具”。不僅讓人感到了凜凜寒氣，更讓人感到作者當時的存身之地無異于人間地獄。因此， “寒夜”不再僅僅是對嚴酷的冬天的形容，更是對國民黨統治下了無生機的社會現實的憤怒比照，以至作者要發出“一年前，兩年前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寒夜’”的喊聲，甚至認為能活下來就是一種“幸運”了。在此，作者特意給寒夜二字加上了引號，使這兩個字格外地醒目，讀者無論如何不會誤解作者的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