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唐論》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圣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 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 官無虛名，職無廢事; 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 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 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 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則安且治; 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

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湯之治; 由湯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 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并，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極治之世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 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雖孔子之圣，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唐論》是北宋著名散文家曾鞏議論說理文章的代表作。它從剖析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入手，分別從治國的志向、才能、成效三個方面，評論了初唐政治、經濟與軍事制度的是非得失。表達了自己推崇“先王之治”的政治理想。體現了作者歷史觀上的保守性。

這篇文章價值在于篇幅不長，容量極大，簡繁得當，把千年歷史容于千字文中。充分反映了曾鞏的散文風格。曾鞏在中國古代文壇上，能夠獨樹一幟，名屬“唐宋八大家”之列，決非偶然。他的散文長于議論，平易樸實，結構謹嚴。如果說蘇軾的風格是雄奇奔放，體現了一種陽剛之美，那么曾鞏的文章是淡雅委婉，表現了陰柔之秀。

曾鞏雖然在39歲時才中進士，但這篇《唐論》大概是他及進士第以前的一篇策論。

“論”是一種說理的文體(包括一切論政、論史、論學之文)，成于兩漢、在唐代古文運動中得到很大發展，到宋代歐陽修領導的古文運動中更是蔚然大觀，形成昌盛的局面。

北宋由初期到中葉，由于外部民族沖突加劇，內部階級矛盾尖銳，一直表現為積貧積弱，從來沒產生過漢唐初期的興旺氣象。當時有識之士要求變法，紛紛上書獻策。皇帝也有心革新政治。早在慶歷時期，范仲淹就主張推行科舉新法，廢除明經等主試科目，提倡策論。一時期，文人學子欲中舉及第者，紛紛引經據典，察古觀今，就國家安危治亂等問題寫出了不少精彩的策論。曾鞏的《唐論》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的第一段，夾敘夾議，簡要論證從秦漢到晉隋，沒有一個朝代達到了古代先王太平盛世的理想境界。

第二段從治國的志向、才能、成效三個方面贊頌了“貞觀之治”的功績。

第三段論證了“貞觀之治”與先王之治在幾個方而的差距。

第四段是文章的重點。闡述了先王之治千年不遇的原因與士之難遇明主的不幸現實。表達先王之治難于實現的感概。

曾鞏為什么這樣向往先王之治，以至連史書盛譽的“貞觀之治”，他都認為不能與先王之治相比呢? 這就需要了解儒家“道統”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影響。自從孔子提出“克己復禮”，“吾從周”之后，歷代儒學圣賢都把堯、舜、禹、湯、文、武等圣君明主的時代美化為太平盛世。稱之為“先王之治”。封建社會的文人，由于歷史的局限，看不到歷史的發展，把實現“先王之治”當做自己向往的目標，在心造的幻景中尋找精神寄托。這樣，“先王之治”也就成了他們不滿現實，批評朝政，提倡變革的思想武器。曾鞏的文學與思想都源本于儒家經典。他自謂“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奉行“宗徑明道”。在這篇文章中，他的目光巡視千載，筆鋒跨越秦漢隋唐數朝，然而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先王之治”，這不僅表現了曾鞏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想，也說明了他歷史觀念的保守態度，這些自然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曾鞏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治國的志向、才能、成效三個標準，還是有感而發的。他對唐太宗政治、經濟與軍事制度的稱贊，隱藏著他對北宋王朝混亂朝政的不滿。他贊頌唐代“官無虛名、職無廢事”，自然人們會聯想到北宋官吏冗濫、貪污腐化的現實; 他夸耀唐代“粟米之賤，斗至數錢”，自然人們也會聯想到北宋年年向遼和西夏輸銀納貢，國內土地兼并，農民傾家破產的狀況。從他對志士難遇明主的慨嘆中，人們也可以體會到封建王朝對人才的埋沒與壓抑。

這篇文章的主要價值還在于它的藝術技巧方面。此文的一大特色是詳略得當，剪裁得體、結構謹嚴。本篇只有千余字，卻要論述千余年的歷史，而要突出中心，全靠剪裁的功夫。題目是《唐論》，重點自然要詳述唐代政治得失。但是如果直接論唐，則顯得突兀。再則把成、康之后到晉隋這數百年間的歷史當成空白也不利于對比說明。作者文筆簡捷，僅用二百余字，從古談起，一路寫來，夾敘夾議，從而概括了七、八百年的歷史。跨越數朝而無喧賓奪主之感，指點秦漢晉隋又不劍拔弩張。在從容平和的氣氛中以一句“其為不足議也”輕淡地一抹，就收住了筆鋒轉而論唐。唐朝也難以全都論述。作者寫道：“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他巧妙地從唐代三百年的生命中截取它最為蓬勃興旺的時期。一下把對象縮小了，也更突出、更有代表性了。好象照相取景一樣，隨著光圈的縮小。所取的目標反而更加清晰、集中。這就為作者飽蘸濃墨、詳論盛唐做了極好的鋪墊。此外，在闡述太宗有“天下之志”、“天下之材”、“治天下之效”三方面長處時，由于漢文帝也曾被作者說成是有“天下之志者”。所以作者也不再詳述，只用“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八個字加以肯定，而把筆墨放在后面。作者以簡捷的筆法領著讀者逐級而上，跨越了數個臺階登上一個寬闊的平臺。然后馳騁縱橫。大筆淋漓，充分闡述太宗的“有天下之材”與“治天下之效”。這樣寫詳略分明，疏密相間。既有利于突出論點，又可減少筆墨，足以表現作者高超的藝術剪裁功力。在縱論唐朝以前的歷史中，作者疏中有密，談論秦朝說它“盡除前圣數千載之法”;指說漢代，寫它“非放先王之法”，文帝也“天下之材不足”。至于敘及唐的“貞觀之治”，既說它的功績，又說它的不足，行文沒有疏漏偏頗之處。盡管作者的觀點是保守退步的，但在結構安排上卻是嚴謹周密，足以令人贊賞。

本文第二個特色是欲抑先揚，波瀾起伏的布局謀篇藝術。作者在本文中是通過剖析太宗的“貞觀之治”來論證“先王之治”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作者沒有一開始就推出這個讓人失望的論點。相反，作者先以昂揚的筆調，充滿熱情地綜述太宗三方面的功德。“以租庸任民”到“以尊本任眾”六個排比句形成奔放急切的氣勢。這樣引起了讀者對唐太宗的敬佩之情，似乎“貞觀之治”大概接近于“先王之治”了。但在作者肯定了唐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才之材”和“治天下之效”之后，筆鋒一轉，接連以“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等句子拉開一個大大的差距，仿佛盛贊太宗的感情激流一下撞在先王的“法度，”“禮樂”、“田疇”、“庠序”等幾塊高高的屏嶂上，濺起一片遺憾的浪花，在一放一收，一揚一抑之間，突出了“先王之治”的神圣，高遠與渺茫。此外，在論述秦漢晉隋各朝時，如果依次否定都沒實現先王之治，就會顯得平淡直露，所以，中間提起一筆“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造成一個懸念。緊接著一轉，說文帝“仁聞雖美，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又是一放一收。這樣全篇跌宕起伏，表現了充沛的氣勢與說服力。

作品的第三個特色是作者遣詞造句的杰出才能與富于變換筆調的本領。在句式的過渡銜接時，往往以精練的連詞做轉折。如“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其中“為”字，“更”字，“垂”字，都到了一字不移的地步。第二段中大段的排比句，對偶句，多以四、五字的短句出現。如“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 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 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抑揚頓挫，整齊凝練。全段急切緊湊。到第三段，筆調為之一變“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等一串“者……也”的句式又顯得從容舒緩，似乎文章也如河水一樣穿過窄谷高峽到了寬敞的平川變得飄逸自如了。

再，排比句式的長、短、奇、偶配合得當，使文章有跌宕起伏的節奏，這也是本文的藝術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