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一番番地開，喜歡開就開了，那顧得人們有沒有鼻子去嗅?鳥兒一曲曲地唱，喜歡唱就唱了，那顧得人們有沒有耳朵去聽?彩霞一陣陣地布，喜歡布就布了，那顧得人們有沒有眼睛去看?

嬰兒“咿嘻咿嘻”地笑， “咕囁咕囁”地哭;我也像這般隨意地放情地歌著：這只是一種浪動罷了。我極真誠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詩里;我所要發泄的都從心底涌出，從筆尖跳下來之后，我就也慰安了，暢快了。我是為的“不得不”而做詩，我若不寫出來，我就悶得發慌!

回想幼時在家鄉，有親愛的姊妹們每于清風徐徐的早晨的園里，閑靜時家人團敘的廳前，或鋪滿銀色月光的草地上，教我唱俗歌童謠的情景， 尤令我神往。

我很慚愧，我底詩是這么幼稚，這么微弱，這么拙劣!但我有堅決的志愿，我要把靈魂的牢獄毀去!我只盡我所能，努力做著。

至于詩國里還有要把一切的作品撳入一個范圍的蠢魯的專制的事情，這也只能當作笑話罷。誰耐煩和他們廢口舌!

去年5月間圣陶先生來信說起刊行詩集;我也覺得這種很壞的成績也許有報告的資格。詩集去年已編成，但直至今年離杭州以前的詩都加入了。集內除了另外注出作于何處的幾些首以外， 其余的都是旅居杭州兩年間做的。

我借此處謝謝替此集做序的諸先生和寫封面字的周作人先生，畫封面畫的令濤君，題卷頭語的菉漪君。

1922年7月15日于吳淞，中國公學

(《蕙的風》，亞東書局1922年8月版。)

賞析 在文學品類中，什么最能贏得熱情的青年人的喜愛?是詩歌，尤其是熱烈的愛情詩作。五四是青春的時代，而中國是詩的王國，詩歌也就成了新文學家最早涉足的領域，一時“嘗試”者眾。而《蕙的風》就是新文學初期較早出版的一部新詩集。詩人汪靜之以純真而有些幼稚的詩心，歌詠愛情，贊美自然，情感真摯熱烈，詩風樸素清新，洋溢著五四的時代氣息和青年人特有的蓬勃朝氣，激起了青年人強烈的心理共鳴;同時卻遭到了封建衛道者的無端誣蔑，甚至有所謂“含淚的批評家”，竟至陰險地“哀求”詩人從此不要再作這類詩，因而激起了魯迅以及新文學者的憤慨，紛紛起而聲援詩人。魯迅為之審閱詩稿，在致詩人的信中稱贊《蕙的風》“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汪靜之《回憶湖畔詩社》)，并撰寫雜文痛斥“含淚的批評家”。胡適、朱自清、劉延陵等也都為詩集作序，肯定汪詩“多是性靈的流露”，無論淺深工拙， 自有其思想和詩體解放上的價值。

而在詩集自序中，汪靜之以五四青年特有的坦率天真表達了他的詩國的夢想。在詩人心目中，詩完全是人類天性的自然流露，就像花兒要開，鳥兒要唱，彩霞要流布天空一樣， “喜歡開就開了”， “喜歡唱就唱了”， “喜歡布就布了”，這就是五四青年的心音，坦率、熱烈、真純、自然，這就是五四文學的特色，既與傳統的“載道”、“言志”不生任何關系，也尚未感受到爾后詩人們所背負的沉重的人生使命，這詩也只能屬于五四那一時代，屬于那一代的青年人。同時代的魯迅已經分明意識到： “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爾后殷夫、艾青們一代，一涉世便是階級斗爭烈火的考驗，或是反侵略炮火的淬煉，都難得有如汪靜之們五四青年一代輕松自如的心態。

如前所說，汪靜之的《蕙的風》是專詠愛情，那態度，同“湖畔詩社”諸詩人一樣，是“專心致志”的， “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自然，那情致也并不完全一樣，汪靜之是更多天真、稚氣。那原因，汪靜之在自序里說得十分明白，詩人是懷著一顆童心，如嬰兒歌哭般“隨意地放情地歌著”，毫不矯飾做作， “我極真誠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詩里;我所要發泄的，都從心底涌出，從筆尖上跳下來之后，我就也慰安了，暢快了”。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把靈魂的牢獄毀去”，至于“幼稚”、“微弱”、“拙劣”，詩人坦然地加以承認，然而并不自悔、自慚。對于道德家們的專制的責難，則不屑一顧，以為“要把一切的作品撳入一個范圍”，不僅是愚蠢的，可笑的，而且是徒勞的。

這篇自序恰與詩人的詩作相印證，質樸、坦率，這也正是五四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