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介祺

王君通隸法，名字采中郎。

好古天機妙，多材雅事詳。

印摹燈照漢，帖摹拓追唐。

何日編鐘鼎，同登叔重堂。

印譜，是輯集鎩印篆刻的書籍的通稱，始于傳為宋徽宗敕集的《宣和印譜》，宋元時代有《嘯堂集古錄》等印譜，但均已亡佚。明清以來，隨著篆刻藝術的發展，輯集印譜已蔚為風氣。

《甄古齋印譜》，一冊，為清篆刻家王石經所著。該印譜成書于清同治庚午(1870)年，有吳大澂、盛昱、陳介祺等行家的序跋。

陳介祺(1813—1884)，清鑒賞家、文物收藏家。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匋父，山東濰縣人。道光進士，官編修。精鑒定，有識見，好鐘鼎古陶，尤好古璽印，收藏甚富，并題其居曰“萬印樓”。有《簠齋印集》、《十鐘山房印舉》等，后者匯錄古璽印一萬○二百余方，選擇極精，計一百九十一冊，為空前巨著，并開創集各家藏印為一譜的先例。陳介祺這首詩，寫于光緒二年(1876)，是題詠王氏印譜及其著者的。

詩篇一開頭，就在印譜著者的名字上做文章：“王君通隸法，名字采中郎。”王君，就是王石經(1833—1918)，他也是山東濰縣人，字君都，號西泉，與陳介祺友善，因而得遍覽陳氏萬印樓所藏古櫻王石經繼承漢印藝術，風格沉靜精工，作品形神俱佳，為金石鑒賞家所寶愛和推崇。

人的名、字或號，有時頗能反映其人的思想、品性、志趣、愛好，王石經就是如此。 《石經》是漢代著名碑刻，為蔡邕所書。 《后漢書·蔡邕傳》載：

熹平四年，與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

這碑就是《石經》，又稱《熹平石經》，后毀于兵火，僅存大小殘石，稱為“石經殘字”。蔡邕(133—192)，東漢文學家、書法家，精音樂，也能畫，博學多才。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官至中郎將，人稱“蔡中郎”。書法工篆隸，尤以隸書著稱。所以陳介祺說，王石經“名字采中郎”;而“王君通隸法”，也是與王石經對蔡邕和《石經》的尊崇、學習分不開的。

“好古天機妙，多材雅事詳。”陳介祺自注引清代學者阮元語： “非天機清妙，不能好三代文字。”這是說，愛好夏、商、周的古物文字書法，要具備天機清妙的主觀條件。所謂天機，就是天賦的靈性。陳介祺認為，王石經不但天機清妙，而且有似于蔡邕的多才多藝，他從事高雅的藝術創作，刀無狂發，極其審慎。陳介祺在《〈甄古齋印譜〉跋》中也這樣說：

今之好古者，皆喜新而好奇。喜新則反常，好奇則背正，而識見遠于古矣。西泉(王石經)作印，于篆文刀法，必求之古，若無甚新奇者，而不知無一近時人習也。

可見王石經的作品，不媚俗，不趨新，追求的是淳古雅正之美。

王石經的藝事，體現了取法乎上的原則。 “印摹燈照漢”，他摹刻古印，用的是燈明石，而燈明石的“燈光”，照清了漢代篆刻藝術的真面目。這用的是拈連的修辭手法。 “帖摹拓追唐”，他摹寫碑帖，拓本追蹤著唐代的書法典型。 “何日編鐘鼎，同登叔重堂。”陳介祺進而說，哪一天再編纂商周的鐘鼎文，這樣又可以一同登入“叔重”的堂奧了。許慎，字叔重，是東漢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篆書家，他所著的《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書，也是篆刻家必備的一部參考工具書。

陳介祺在詩的尾注中還寫道：

西泉作印，與年俱進，昔師漢印，今則秦、斯(秦代篆書家李斯)金石刻，三代器文之法，有得于心，徒以古印求，非知西泉者矣。

這說明對于王石經的印藝，不能就印論櫻作為篆刻家，王石經還由漢唐印章書法追溯秦代金石，上窺古籀，聯結商周吉金款識，并與古文字學相合。他的特點是把博學多才和印藝專攻結合起來，從這點上說，陳介祺這首論印詩對今天的篆刻藝事，不能說沒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