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鶴野

把杯展卷獨沉吟，咫尺煙云自古今。

零碎山川顛倒樹，不成圖畫更傷心。

苦瓜和尚，即清初大畫家石濤(1642—約1718)。原名朱若極，廣西全州人，一說桂林或梧州人。明藩靖江王朱守謙之子——悼僖王朱贊儀的十世孫。明代末年，危在旦夕的王朝偏安南方時，石濤之父朱亨嘉起兵廣西，反對唐王聿鍵在福州建立的隆武王朝，被瞿式耜所殺。在復雜的民族矛盾和南明內部爭奪權位斗爭的動蕩時代里，童年的石濤不幸遭此“巢破卵亦隕”的險難，只好“披緇出塵寰” (石濤《鐘玉行先生枉顧》詩)，自幼出家當和尚，以免于難。他法名原濟，亦作元濟(后人誤傳為道濟)，號石濤、苦瓜和尚、大滌子、清湘陳人、瞎尊者、零丁子等。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個人的悲劇。

石濤善畫蘭竹、花果、人物，尤擅山水。對于石濤的山水畫，有人欣賞其師法造化，氣韻生動;有人欣賞其“自有我法”，落筆不凡……富于藝術修養而又了解石濤身世并留戀朱明王朝的張鶴野，面對石濤的山水冊， “把杯展卷”，如何領略，如何題詠，必然會獨自深思沉吟。

在審美想象的領域里，張鶴野看到的是咫尺千里，煙云浮動，古往今來，遷移變幻，于是頓生滄桑之感。他融合了畫意和自己的體味，在詩中寫下了以情讀畫的警句： “零碎山川顛倒樹，不成圖畫更傷心。”當時，不但石濤早已家破父亡，而且南明王朝也覆滅了。石濤飽經了“板蕩無全宇，滄桑無安瀾” (《鐘玉行先生枉顧》)的悲劇性變亂，以情觀物，以意命筆，當然會感到山河零落破碎，樹木橫倒雜亂，以至想要作畫也難以完成，因為心靈創傷太慘重了;然而，如不寄情于畫，借畫排遣，那么心靈創傷又更難愈合……

張鶴野題畫詩的創作，是伴隨著借酒解愁而進行的。作第一首時還只是“把杯展卷”，而第二首就已進入了深夜：

寒夜燈昏酒盞空，關心偶見畫圖中。

可憐大地魚蝦盡，猶有垂竿老釣翁!

張鶴野憑著昏黃的燈光，突然發現畫家的心態顯現在一幅垂釣圖中。在“板蕩無全宇”的蒼天之下，在“零碎山川顛倒樹”的大地之上，幾乎什么都沒有了，當然也不會有魚蝦，但還有可憐的癡心人在一意垂釣呢!這令人想起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給人以一種蒼茫孤獨、凄涼沉寂之感。

張鶴野的題畫詩，既超越了友誼往來的題贈應酬模式，又不停留在對繪畫美贊頌的一般水平上，而是慧眼獨具，緊密聯系畫家的時代、生平和思想，把繪畫的創作動機及深寓畫中的情思內涵——家國之痛挖掘出來，可謂探得驪珠!詩人浸漬著真情實感的題畫詩，深深打動了畫家的心，于是石濤不但視為知音之作，錄入詩畫冊內，而且自己也唱和一首，以抒感慨：

讀畫看山似欲顛，盡驅懷抱入先天。

詩中有畫真能事，不許清湘不可憐。

讀畫看山的欣賞，達到了似顛欲狂的程度， “盡驅懷抱”進入了“先天”——宇宙本體，天與人已合而為一了。石濤又從張鶴野詩中看到了豐富的畫意和動人的詩情，所以既說張鶴野“詩中有畫真能事”，又說他同情自己——清湘陳人石濤可憐的身世處境。

張鶴野和石濤的題詠唱和，知音感遇，可謂古代藝林佳話，它對于了解詩畫的結緣——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藝術傳統，對于了解石濤大師繪畫美的意蘊，都頗有啟發。然而還值得鑒賞的是，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這一佳話還有其有意味的續篇。

在日寇蹂躪祖國山川的年代里，著名畫家傅抱石(1904—1965)創作了一幅題為《張鶴野詩意》的畫。這種詩意畫，是詩畫結緣又一形式，即畫家選擇某一詩篇，遷想妙得，將其中詩意轉化為畫境，如石濤就取李白《靜夜思》詩意作畫，成為現存詩意畫的名作之一。傅抱石有感于國破家亡、山川零落的現實，以張鶴野詩意繪成水墨著色山水畫。據郭沫若描述，畫面上右側危崖突起，上有寒樹，下有水涯，草木雜出;左側峭壁挺立，向右傾欹，上有古松數株，枝條遠逸;右上方有一帶遠近山影，隔斷水天空白，其前水際，蘆荻叢生。左側巖端附近，一漁翁艤舟水中，向巖垂釣。畫面右上角空白處，題書張鶴野原詩，并跋云：

右張鶴野苦瓜和尚山水冊詩，為余最近所見。苦瓜且唱和一絕。惜唱和時代暨鶴野生平不可考，未能入所撰《上人年譜》……今余放筆點染，猶覺水墨沉重，不勝余痛。民國三十一年正月下浣，傅抱石燈下記。

這幅滿紙蒼涼的詩意畫及其題跋，更寓有深沉的家國興亡之感，表達了現代畫家的憂患意識和民族感情。

傅抱石作畫，喜歡請詩人郭沫若題詩，以求珠聯璧合。值得鑒賞的是，傅抱石借張鶴野的詩，畫中了自己心中的境界;而郭沫若借用張鶴野的韻，題出了自己心中的詩。第一首寫道：

畫中詩意費哦吟，借古抒懷以鑒今。

猶有山川猶有樹，莫因零落便灰心。

第二首繼續寫道：

凝將心血未成空，畫在詩中詩畫中。

縱令衣冠古今異，吾儕依舊主人翁。

郭沫若畢竟是新時代詩人，他雖步張鶴野的韻，卻一掃原詩悲涼傷感情調。詩人不僅探尋畫中詩意，指出其借古鑒今、抒寫懷抱的特色，而且一反張鶴野詩意而用之，指出作為國家主人翁，應該振奮精神，看到未來……

郭詩還啟發人們：詩人畫家的精神勞動是可貴的，畫境已溶化在詩情之中，詩情也凝定在畫境之中，詩與畫是相互滲透、相互生發的。聯系上述藝事佳話來理解，是石濤的畫，孕育或啟迪了張鶴野的詩;張鶴野的詩，孕育或啟迪了傅抱石的畫;傅抱石的畫，又孕育或啟迪了郭沫若的詩。在這一嬗遞轉化的序列中，后者又依次表現為對前者的生發和點化。這一序列，可謂中國詩畫合作史上罕見的范例!

遺憾的是作者張鶴野的生平，連對石濤卓有研究并寫過《石濤上人年譜》的傅抱石也認為“不可考”。根據石濤題跋中有“昨干凈齋張鶴野自吳門來，觀予冊子”之語，傅抱石說他是吳(蘇州)人。郭沫若則認為“自吳門來”不一定是吳人。他認為張是明末遺民，可能是鐵橋道人張穆，廣東東莞人，當然這也沒有多少根據，因此只好付之闕如了。至于以上藝林佳話，郭沫若曾扼要地把它寫在1942年的《題畫記》 (載《今昔集》)中，此文值得詩畫愛好者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