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云。

趙倚兩虎斗，晉為六卿分。

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

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斷定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那是從他創作的總體上說的。其實，作為詩國巨擘的李白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體考察他現存的九百多首詩，可以劃歸現實主義杰作的為數也不少。比如，他的 《古風》 的五十九首，就相當集中地體現著這方面的成就。這些詩，大抵所謂感時托物，慷慨沉著之作，不僅內容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即使藝術上也不同于詩人矜才使氣，縱橫馳騁的一貫特色，而顯得渾穆典雅，直逼漢魏古詩之風。這里選來的這首“戰國何紛紛”，就是其中雖算不上首屈一指，卻也自有其獨特價值的篇章之一。

這首詩，就題材說自應屬于詠史一類，但就其思想意義說，卻遠遠超出詠史本身，而不啻是以詠史為抒懷的借題發揮的典范。全詩通過吟詠春秋戰國的史事，抒發了詩人對當朝安史亂前至亂發一段時間社會狀況的政治觀感，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這首詩，從內容看可分兩層。前四句為一層，借詠戰國史事，影射唐朝安史亂前至亂發的社會現實，形象地顯示出： 國家內部出現了爭權奪利的嚴重糾紛，勢必造成大動亂的社會危機。

戰國，是我國上古社會有名的大動亂時代。顏師古《漢書注》說：“春秋之后，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詩的起首兩句：“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云”，正是對戰國這一時代特征的總體概括。“紛紛”，紊亂的樣子，這是直接形容；“亂浮云”，亂如天空爭扯飄飛的云縷，這是形象比喻。兩句意思是說： 戰國社會是何等的動亂不安啊，大地上兵連禍接，猶如天空亂云飛渡一般 。當然，詩人這里寫戰國的時代特征，實際上是影射著唐朝社會的。試將句中 “戰國”二字換成“大唐”，不也正好概括了唐代安史亂發后社會的總狀貌嗎？

那么，戰國時代為什么會出現大動亂的局面呢？“趙倚兩虎斗，晉為六卿分”兩句，即用典型舉例的方法，對其原因進行具體的追敘。“趙倚兩虎斗”，舉的是廉頗與藺相如爭位的史例。據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載，戰國時代，趙國曾以廉頗藺相如二人為兩大支柱，使強秦多年不敢輕易侵辱趙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廉頗看不起藺相如，多次尋釁羞辱藺相如，而藺相如以國家為重，不計私仇，終于以“現在秦國所以不敢攻打趙國，就因為有我們兩個人團結合作；如果我國自己鬧起矛盾來，那就象兩虎相斗，勢必兩敗俱傷，而對國家不利” 的誠懇勸告，感動了廉頗，消除了隔閡，二人更加團結一致，共保趙國，對抗強秦。可見，這一史事的基本情節，原應是廉藺和睦，共保國家；二人鬧矛盾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插曲。但詩人在這里卻采用定點截取法，偏偏隱去廉藺和睦，共保國家這一基本情節，而只抓住二人矛盾的插曲大做文章。句中 “倚”，此處作“因”解。“兩虎”，借藺相如的話喻指廉藺二人。“斗”，聯系上下文意，可引申為“動亂不安”。這樣，全句意思就成了： 趙國只因廉頗藺相如將相之間不和，終于釀成了動亂不安的局面。顯然，詩人在這里對史事只取一點，不及其余，僅憑因由，生發改造，目的是為了貼合所要影射的社會現實。史載，安史亂前“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而“楊國忠欲厚結(哥舒) 翰共排安祿山”(見 《資治通鑒》 二百十六卷)。這樣，二人爭權奪位的矛盾愈演愈烈，終于形成了 “兩虎斗” 的嚴重局面，大大加劇了唐朝大動亂的政治危機。這句詩，就是針對這種社會現狀而發的。

“晉為六卿分”，舉的是三國分晉的史例。據《史記·晉世家》所載，晉頃公十二年，發生了六卿削弱公室力量的嚴重政治事件。自此以后，晉政權即一蹶不振，終于被韓、趙、魏三國所取代。但在這里，詩人也同樣采用定點截取法，干脆撇開三國滅晉的情節不提，而逕直說成晉國是因六卿而分裂的。句中 “為”字，與上句“倚”字同義相對，也作“因”解。這樣，就特別強調出六卿削弱公室力量正是導致晉國覆滅的根源所在，從而，也就更緊密地扣合了唐朝安史亂前“藩鎮”(如安祿山)勢力已經堀起，朝廷權力大大削弱，終于形成社會大動亂的政治形勢。

詩的后四句為另一層，借詠春秋史事，深一層影射唐朝安史亂前至亂發的社會現實，進一步形象地揭示了： 當國之君不能及時消除奸臣謀權竊位，結黨營私的隱患，終于招致了國破身亡的滅頂之災。

據 《春秋》、《左傳》 等史書的記載，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內部奸臣謀權竊位，結黨營私的史例不一而足。“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兩句，正是對這一社會狀況的總體概括。“竊位”，竊取權位。“樹黨”，培植黨羽。“自相群”，各自拉幫結派。兩句意思是說： 奸臣們為了謀權竊位，正紛紛培植黨羽，拉幫結派。因為這種現象是當時各諸侯國普遍存在的，所以這里不作特稱式的引述，而只作不定指的泛泛描寫。當然，這樣寫歸根結底也還是針對了唐朝安史亂前的社會現實的。史載，當時玄宗 “漸肆奢欲，怠于政事”(見 《資治通鑒》 卷二百四十)，而將 “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見 《資治通鑒》 卷二百十七)。正是在他的縱容下，一方面宰相 (如李林甫、楊國忠)專權跋扈，任用親信，結黨營私；一方面邊將 (如安祿山之流) 擁兵自重，擴充實力，割據一方，結果把個好端端的大唐帝國搞得烏煙瘴氣，岌岌可危。這兩句詩，就是對這一社會狀況的形象寫照。

“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這結末兩句再次用典型舉例的方法，進一步揭示了春秋時代齊國田常弒君的歷史教訓。《春秋》 邢昺疏說，魯哀公十四年，“齊人弒其君王”。又 《莊子·胠篋篇》 載：“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有其國。”均指此事。兩句詩即據《莊子》 原文稍作變化而成。句中 “果然”一詞，與前兩句所寫內容緊相呼應，強調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形象地揭示出當國之君不能及時消除奸臣謀權竊位，結黨營私的隱患，終于招致國破身亡的可悲結局。值得注意的是，從詠史的角度看，這兩句詩固然與前六句一樣，都是對上古史例的引述；但從抒懷的角度看，這兩句詩則與前六句又有所不同： 如果說，前六句還是對安史亂前既成的唐朝社會現狀的影射的話，那么，這兩句則已經是對安史亂發后可能導致的唐朝前途命運的示警了。李白寫此詩時 ，正是安史亂發后的第二年(見詹锳著 《李白詩文系年》)，當時，雖說國尚存，君亦在，但京師已經淪陷，玄宗倉皇出逃，大唐帝國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大有朝不慮夕的勢頭。由此看來，詩人面對當時萬分危迫的政治局面，愛國心切，憂憤難名，從而寫出這樣故作聳聽之言的詩句，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從詩歌發展的歷史看，詠史詩最早起于東漢的班固。不過班固的詠史詩僅敘史實， 且一詩專詠一人一事， 所謂“檼括本傳， 不加藻飾” 而已。在班固之后的近百年間，詠史詩的創作大都沿著這個路子走，詠史就只詠史，并不旁涉。到了漢末，孔融的《雜詩》 獨創性地引述歷史人物以自況，開始突破詠史詩僅限詠史本身的成例，開了詠史中雜以抒懷的先聲。再到西晉，左思的 《詠史》 詩則更明確地走上聊借古人古事，專抒個人情懷的道路；并且為了抒懷的需要，也不再限于一詩專詠一人一事，而常將有關史例串演成具有啟發性和富于感染力的事實的序列。實質上，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 (或稱“正格”)的詠史詩，倒應屬于政治抒情詩的范圍了。這是一種 “古為今用” 的成功的創造。李白此詩，正繼承和發揚了左思詠史詩的傳統，而只把詠史作為生發感慨的因由，或粗陳史略，或截取一端，使史例成為抒懷的更加靈活機動的形象的鋪墊，從而最徹底地體現出 “古為今用”的現實主義精神。我們所說的這首詩的獨特價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