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¹⁾，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²⁾!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 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chuàng)之; 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³⁾，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⁴⁾，見于虞、夏、商、周之《書》⁽⁵⁾。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⁶⁾。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⁷⁾。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⁸⁾。

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⁹⁾。”當(dāng)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 “殺之”三; 堯曰： “宥之”三⁽¹⁰⁾。故天下畏皋陶執(zhí)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 “不可! 鯀方命圮族。”既而曰： “試之⁽¹¹⁾。”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¹²⁾：“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¹³⁾。”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¹⁴⁾。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 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¹⁵⁾。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¹⁶⁾。故曰： 忠厚之至也!

《詩》曰⁽¹⁷⁾：“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¹⁸⁾。”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shù)哉?時其喜怒⁽¹⁹⁾，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²⁰⁾，立法貴嚴(yán)，而責(zé)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注釋〕(1)堯、舜、禹、湯：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前后四代帝王。文、武、成、康： 周文王昌、武王發(fā)、成王誦、康王釗，四世天子。(2)天下： 指天下之人。君子長者; 兩詞近義復(fù)用，增強語氣，都指有德行的人。(3)詠歌嗟嘆： 歌唱贊嘆。哀矜懲創(chuàng)： 哀憐懲誡。(4)吁(xu)俞： 《尚書》中常用的兩個嘆詞。吁：憮然疑怪之聲。俞：欣然贊許之聲。歡休： 高興，即形容上述的“俞” 。慘戚： 悲傷，即形容上述的“吁” 。(5)虞、夏、商、周之《書》： 《尚書》中的“虞書” 、“夏書” 、“商書” 、“周書” ; 《尚書》中無唐書，帝堯的言行則入于《虞書》的《堯典》里。(6)穆王： 名滿，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周道：周朝的治道，勢道，政治形勢。(7)呂侯： 一作甫侯，周穆王司寇，相當(dāng)后世的大理卿。告之以祥刑： 指導(dǎo)他以善于用刑之道。祥：善。呂侯后來就修訂了中國第一部成文的刑典，世稱《呂刑》，也稱《甫刑》，《周書》中專題載其事。(8)孔子猶有取焉：唐孔穎達疏曰，“以其事合于當(dāng)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這就是說孔子在整編《尚書》過程中對它還是有所肯定的。(9)賞疑從與： 賞功時遇有疑難，則依從給予、參預(yù)的原則。廣恩：推廣賜恩面。罰疑從去： 罰罪時遇有疑難，則依從舍去、排除的原則。慎刑：慎重施刑面。這里，賞疑從與的“與”和罰疑從去的“去”協(xié)韻;因此，這兩句同結(jié)物、同韻腳的話似屬當(dāng)時成語，故作者寫作“傳曰” 。(10)皋陶(yao)： 堯舜時大臣。為士： 作司法官。宥： 赦。(11)四岳： 堯舜時掌握四方事務(wù)的大臣，一說如四方諸侯的頭領(lǐng)。鯀(gun)： 人名，大禹之父，治水九年無功，舜殺之于羽山，為四兇之一。方命圮(pi)族：違抗命令，毀敗族類(善類)，原文見《尚書·虞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jì)》作“負(fù)命毀族”。試之： 用他。(12)《書》：此處指《虞書·大禹謨》。其中的話就是皋陶說的。(13)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罪有疑，則以輕處理;功有疑，則以重對待。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 與其枉殺無辜(臣民)，寧可妄失不尋常(罪犯)。(14)忍人： 殘忍的人，狠人，與君子相對。(15)勸： 鼓勵。不足以勸： 不夠用(它)來鼓勵。裁： 制裁。不足以裁： 不夠用(它)來制裁。(16)舉而歸之于： 統(tǒng)統(tǒng)包舉起來使之歸趨到……。相率而歸于：相互帶同起來(使之)歸趨到……。(17)《詩》曰： 《詩經(jīng)·小雅·巧言》說。其中所說的君子，偏指在位者，與上文的君子，泛指有德行的人，有所差別。(18)君子如祉(zhi)，亂庶遄(chuan)已： 在位的君子如果喜歡起來(任忠賞賢)，禍亂差不多可以迅速制止。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在位的君子如果惱怒起來(除奸罰邪)，禍亂差不多可以迅速剎住。(19)異術(shù)： 特異的方法，奇妙的手法。時： 及時適度掌握。(20)《春秋》： 古編年史，相傳為孔子據(jù)魯史修訂而成，起隱公元年，迄哀公十四年，記載這一時期各國的大事，共二百四十二年。義：義法，體例，《春秋》的義法，主要就在于褒貶。

〔鑒賞〕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禮部貢舉考試，梅堯臣助理閱卷。當(dāng)時學(xué)風(fēng)卑靡，士子“尚好險怪奇澀之文，號 ‘太學(xué)體’，修痛排抑之” (《宋史·歐陽修傳》)。一天，梅氏忽從這類成堆的試卷中發(fā)現(xiàn)一份“有孟軻之風(fēng)”的佳構(gòu)，連忙轉(zhuǎn)呈歐公。歐公一看標(biāo)題《刑賞忠厚之至論》，已感耳目一新;再看全文，更是十分驚喜。但恐此文或為自家門人曾鞏所作，只好把它取在第二，等到撕開彌封糊名，則赫然是“蘇軾” 二字。

蘇軾這篇成名之作，開頭就是目光悠遠、意味深長的一句感嘆：“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 ”這里，唐、虞、三代的圣帝賢王八位，一脈相承，先后輝映。他們“愛民” “憂民” “待天下” ，怎么都是那樣的“深” “切” “以君子長者之道”啊! 對此，《古文觀止》編者評點道： “正是忠厚處，一篇主意，在此一句。”很對，這好比有人欣賞蘇軾后來名篇《潮州韓文公廟碑》的破題“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評之為“一句道盡昌黎之道義矣” (孫奕《履齋示兒編》)一樣。但相形之下，“廟碑” 的破題用的是帶有轉(zhuǎn)折語氣“而為” 、“而為”的陳述句，而“刑賞論”的開頭用的則是帶有疑問語氣“何其” 的感嘆句，別有委婉多姿，一唱三嘆之妙。這個感嘆句，有力地揭示了論點，振起了全篇。不過，它畢竟尚屬虛筆，要使它落到實處，還得借助于緊接的一組平行而對立的文字：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 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chuàng)之; 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賞” 一“罰” ，初步切上標(biāo)題;兩個“從而” “又從而” ，分別說明賞罰之事做得同等細(xì)致深入，而其目的和效果不外乎鼓勵為善者“樂其始而勉其終” ，鞭策為不善者“棄其舊而開其新” 。這樣，八位圣帝賢王的吁嘆和歡笑的聲音，愉快和悲戚的感情，就彪炳于《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大史冊上了。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周朝自文、武、成、康而降，歷昭王，到穆王，國勢開始衰落。然而先王仁政，源遠流長，穆王還能任命呂侯負(fù)責(zé)法制工作，“而告之以祥刑” ，即告之以“善于用刑之道” (《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疏)，頒布《呂刑》。穆王的告諭說得那么“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 ，在一定程度上繼承著那“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 的精神。因此，作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贊同“刑期于無刑” 的孔子，對此也還是有所肯定的。這里，作者使用兩句含有“猶”字的句子——“然猶命其臣呂侯” “孔子猶有取焉”，以退為進，用本段衰世的刑罰尚存忠厚來烘托上段盛時刑賞的何其忠厚，從而明晰地表述了刑賞忠厚之至原有歷史傳統(tǒng)，而且它們的流風(fēng)余韻，歷久而未絕。

可是社會事物極其復(fù)雜，碰到具體的刑賞問題，往往有吃不準(zhǔn)、斷不定、難于掌握的地方。那該怎么辦呢?對此，作者特舉帝堯為上古八位天子的總代表，援引其有關(guān)的兩件典型事例以作佐證： 其一、皋陶將判人以死刑，再三說，“殺之” ; 但堯卻再三說，“宥之”。這就充分體現(xiàn)了“慎刑”。因此，天下老百姓心悅誠服，既“畏皋陶執(zhí)法之堅”，又“樂堯用刑之寬”。作者用“皋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 三。”語氣強烈，場面緊張，令人深嘆其遣詞造句之精，其二、掌管四方事務(wù)的大臣四岳，在推薦人才時說：“鯀可用。”而堯卻說： “不可! 鯀方命圮族。”但過后則又說： “試之。”這就充分體現(xiàn)了“廣恩” 。此處，作者匠心獨運，曲折論證。他先設(shè)問：“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 ” 令人懸念。接著作答： “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未有明說，含蓄深沉，盤馬彎弓，引而不發(fā)，更耐人尋味。實則正在這自問自答的字里行間，忠厚之至的圣人用意，原已呼之欲出了。作者繼又引述《尚書·大禹謨》：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這段名言，尤其末句高度發(fā)揚了圣人的“好生之德” ，也常為后世循吏奉為治獄辦案的準(zhǔn)則。無怪作者為之抒發(fā)了一句聲情并茂的贊嘆： “嗚呼，盡之矣! ”不過，以上夾敘夾議，加上這一贊嘆，多半還偏于感性認(rèn)識，于是，文章又從理性認(rèn)識上來加以闡發(fā)。某人“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 ; 某事“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對這兩個常遇的疑難問題，作者把它們提高到倫理道德上來考察，同樣是“過” ，卻加以原則區(qū)別： “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 前后用“不失為”和“流而入于”兩語，寫得各具分寸; 中間安個“則”字，單刀直人，把“君子”和“忍人”截然割開。因此，順理成章，下面得出一個至言快論： “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這樣，全篇主旨就深化了一大層，上段的“圣人之意” 正是忠厚之至，也說深說透了。

除了縱向加深外，作者筆觸又橫向拓展。從“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 出發(fā)，指出： “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這就深刻地揭示了“爵祿” 和“刀鋸” 分別作為“行道”和“施威” 的手段，雖有一定使用范圍，卻有很大局限性。先王深知天下之大，善不勝賞，惡不勝刑，所以，“疑則舉而歸之于仁” ，對待這些疑難問題還是一舉而使它們歸趨到施行仁政上去，“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反過來能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 ，也就是達到本文開頭所說的善者“樂其始而勉其終” ，惡者“棄其舊而開其新”的目的。然后作者隨勢點出：“故曰：忠厚之至也! ”

然而，雄文健筆，意猶未盡，下面又補兩條書證，再掀余波。一引《詩經(jīng)·小雅·巧言》：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要制止禍亂，何嘗有什么特異的方法，只是因時制宜，或喜或怒，亦賞亦罰，而不失于一個“仁”字罷了。二引《春秋》之義：“立法貴嚴(yán)，而責(zé)人貴寬。”這也照應(yīng)了上文“天下畏皋陶執(zhí)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的確，東晉范寧曾提示《春秋》的義法是： “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 (《谷梁傳集解序》)比蘇軾早一輩的邵雍更直稱： “《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十三經(jīng)概論》轉(zhuǎn)引)所以，作者也指出： “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當(dāng)然，在這些褒與貶、賞與罰的中間都同樣貫串著一個“仁”字。作者縱筆至此，水到渠成，于是，寫道： “忠厚之至也! ”密切題意，總結(jié)全文。

關(guān)于刑賞問題，古人早已有所論述。例如，西漢孔安國在《尚書》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條下就傳注： “刑疑附輕，功疑從重，忠厚之至。”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也說：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但是，前者語焉不詳，后者詳而欠深。現(xiàn)在蘇軾揮起如椽之筆，洋洋灑灑，寫成一篇專題論文，踵事增華，鞭辟入里，大大發(fā)展了前人觀點。我們不妨說，“刑賞忠厚之至” ，正是這位年方二十一歲的士子所向往的政治理想，同時也適應(yīng)那骨子里積弱積貧的北宋和表面上溫和寬慈的仁宗的政治需要，無怪那份貢舉試卷當(dāng)時就為主考官所賞識，而這位文場射雕新手，事后還使歐陽修器重得“吾當(dāng)避此人出一頭地” (《宋史·蘇軾傳》)。當(dāng)然，這篇文章所闡述的思想是有階級性的，不過，可把話說回來，這篇杰出的政論文，歷來倒也受明主清官的崇揚，而為暴君酷吏所唾棄，尤其蘇氏自己后來擔(dān)任地方官時，確乎身體力行愛民憂民的仁政，對待士庶以君子長者的忠實敦厚之道。那么，本文的思想光芒或可于此略窺一斑吧。

更值得借鑒的是，這篇政論文的高超的寫作藝術(shù)。除了上面已作的分析外，還可簡述幾點： 一是它作為應(yīng)試的策論，前前后后適當(dāng)?shù)匾昧私?jīng)典著作，于《書》《詩》取其名言警句，于《春秋》撮其微言大義，借此奠定了立論的理論基礎(chǔ)，增強了說服力，同時顯示出典雅富贍的氣派。二是它為了避免單純“引經(jīng)”有流于枯燥板滯之弊，便巧妙地安排“據(jù)典” ，在篇幅間穿插了兩則相反相成的故實，一則是士林熟悉的，一則則為作者所杜撰。有趣的是，這一杜撰并非信口胡謅，而是服從論證上的需要，編得那么動人視聽，竟使歐公信以為真，垂詢杜撰者這個“皋陶為士”“將殺人”的出處，以致后來還傳為文壇佳話(見于《老學(xué)庵筆記》、《誠齋詩話》等書)。這就使文章持之有故，從而平添了生動性，發(fā)揮了吸引力，并且展現(xiàn)出雄雋豪奇的風(fēng)格。三是在上述的引經(jīng)據(jù)典的前提下，它采取縱橫捭闔、跌宕頓挫的手法，把其卓犖的中心論點闡發(fā)得精辟透徹。“刑” 與“賞”并行論證，而又比較側(cè)重于“刑” 。全文六段，基本上都運用歸納法，前五段常以“故” 來寫結(jié)語，而末段則省去“故”字，改用一“亦”字，顯得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