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詩《詠懷詩·夜中不能寐》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據明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阮步兵集》，下同)

阮籍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曾被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譽為中國古詩中“格調最高”之作。據臧榮緒《晉書》：“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余篇。”據此，“詠懷”之名，疑非阮籍所按，而是梁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選錄其中十七首時所加。自然，這個問題，恐怕難以弄清楚的。但是，這八十余首詩，雖非作于一時，專詠一事，但他們卻又具有頗多的共同之處，也就是內容雖然不同，反映的卻都是詩人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的深刻感受。因而從這一角度著眼又不妨把它們視作“組詩”。后人在論及阮籍詩作時一向將這八十余首《詠懷》詩作一個整體來分析研究，其原因也即在此。

阮籍生當魏晉易代，曹魏王朝已經腐敗沒落，但正在緊鑼密鼓陰謀篡政的司馬氏集團更是兇惡殘暴，為了取曹魏而代之，他們培殖親信，結成死黨，剪滅異己，鎮壓反抗，以致“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并非曹魏的不貳之臣，更不甘心同司馬氏集團同流合污，面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他若稍有不慎，便會立即招來殺身之禍。《晉書》本傳說他“性至慎”，“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正是他在這特定的時代里為避禍全身而采取的處世策略。而其實，他內心充滿了難言之痛。“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這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憂思，泄之于詩便形成了一種深文隱曲、旨意難明的特點。《文選》李善注早就指出： “詠懷者謂人情懷。籍于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己，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力而言。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又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此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蔽，百代之下，難以猜測。”李善的這段話極為概括地揭示了阮籍《詠懷》詩在內容風格上的特點。《詠懷》詩雖然時代和個人的烙記極為鮮明，同社會現實和政治事件的關系極其密切，但其表現手法卻曲折隱晦，“文多隱蔽”，對政治環境或事件極少作敘述，而主要注重于詩人自身的內心活動和感受，因而人們誦讀這些詩，很難證實它們究竟緣何而發。也正因此，他也才得以一方面將內心塊壘借助于詩而一吐為快，又使“當時雄猜之渠長，無可施其怨忌”(王夫之《古詩評選》)。

阮籍的《詠懷》詩，就各篇而言自是“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不易探明其詩旨; 但倘就全體而言，他們的旨意所在還是可以測知的，這也就是李善所說“志在譏刺”和“憂生之嗟”，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凸現出一個不滿黑暗政治而沉浸于憂慮苦悶中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形象，并由此而對黑暗的社會政治作了有力的抨擊。從這一點說，《詠懷》詩又堪稱立意鮮明的。下面就其中七首試加分析。

本篇在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中排列第一，如前所云，《詠懷》詩不是有意識安排的系列組詩，但這一首詩卻又確可視作全部詠懷之作的序詩。正如方東樹《昭昧詹言》指出的“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于言之故”。

詩以“夜中”兩字領起，一落筆就先給全篇確定了一個時間界限。“夜中”應是酣睡好夢之時，但詩人卻“不能”入睡，這里雖未直接說明“不能寐”的原因，可是“耿耿不寐，若有隱憂”(《詩經·柏舟》)，讀者不必細辨便能察覺到詩人的憂慮心情。由于不能入睡，他“起坐彈鳴琴”。《晉書》本傳說阮籍“善彈琴”。彈琴，孤立地看自是文人雅事，但在“不能寐”的特殊處境下，顯然只是藉以排遣苦悶，也即呂延濟所謂“欲以自慰其心”(《文選》五臣注)。接著四句，作者宕開筆墨，由自身的行動轉而描寫客觀環境： 月光如水，映照薄帷，清風勁疾，牽動衣襟——這是目之所及; 孤鴻號于郊野，飛鳥鳴于北林——這是耳之所聞。這段描寫似乎同作者的心緒無關，但如水涼月，拂衣寒風，不是很容易給人以冷峻空曠之感?孤鴻翔鳥的哀鳴，打破了籠罩萬物的死一般的沉寂，正是以有聲寫無聲，更進一步映襯出夜之深沉，描摹出一種凄涼的氣氛。詩人的內心本來就不平靜，至此更是愁緒翻涌，起伏難平，作者的筆觸也就返落到自身，“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此時此刻，詩人連彈琴也無法繼續，“徘徊”這一動作和“彈琴”前后呼應，有力地突出了他內心難以抑制的波瀾起伏，“獨傷心”，一個“獨”字活畫出一個長夜無眠、苦悶彷徨、憂思重重的孤獨的詩人形象。

“性至慎”、“口不臧否人物” 的詩人“詠懷不能已于言之故”，指的是滲透于詩篇字里行間的憂思。但全篇卻又無一處直接道明“憂思”之涵蓄，更不點破“憂思”之由來，僅僅將一系列畫面組成一種境界，制造出一種氣氛，而讓自己內心充滿痛苦、感情倍受煎熬的信息融入其間。我們知道，“本有濟世志”的詩人在險惡的政治漩渦前只得將滿腹牢騷浸淫于酒杯之中，借醉酒而避禍。司馬昭要為兒子“求婚于籍”，他故意“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司馬氏集團的爪牙鍾會多次以時事問他：“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也被他“以酣醉獲免”。但是，盡管他“不與世事，酣飲為常”，司馬氏集團并沒有真正放過他，“禮法之士”更始終“疾之如仇”。詩人白天“沉醉不作”，夜里卻“憂思獨傷心”，這首詩正是詩人矛盾痛苦心情的形象寫照。王夫之《古詩評選》說： “阮籍詩以淺求之，若一無所懷，而字后言前，眉端吻外，有無盡藏之懷，令人循聲測影得之。”聯系詩人所處的時代和個人遭際，我們不難看出此詩所蘊含的深廣的社會意義。

阮籍《詠懷》詩大都寫得文深隱曲，詩旨難明。但它們又不是采取過去人的常用美人香草的傳統的類比手法，而是寓情于景物。像這首詩就“無一字道著正事”，惟將自己的情感包含在具體的動作和客觀的物象之內，以冷峻的場景顯示其主觀的情感，以深沉的夜色暗寓其深切的思慮。有些評論家不明乎此，“摭字以求事，改文以求己”，如呂延濟曰“夜中以喻昏亂”，呂向以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以翔鳥比“權臣”(均見《文選》五臣注)即是，用傳統的比興方法附會曲解，這就未免有乖詩旨，失之毫厘謬之千里，反而不能正確理解詩人的創作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