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晁錯文《論貴粟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據影印宋景祐刻《漢書》本)

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自西漢初就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秦、楚之際，四方兵起，農民失去作業，大饑饉的災難，致使一石米錢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劉邦下令獎耕農桑，休養生息。時天下既定，民無儲蓄，天子遂不能駕純一色的四馬之車，將相或乘牛車。文帝時，人民受戰國余風的影響，舍本逐末。賈誼的《論積貯疏》提出了警告：“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又引古語：“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賈誼痛哭流涕地警告：“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所謂地著)，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竊為陛下惜之!”賈誼從長治久安的愿望出發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兼顧漢初的內憂外患而貢此大計，憂深思遠，是政治理論家的識見。

和賈誼之論有同又有不同的是晁錯的《論貴粟疏》。賈誼為富民安天下而設計，晁錯的立論基點主要的是安劉氏，這就與賈生有所不同。他赤裸裸地提出以具體的辦法積粟、固邊;是貴粟而不是積貯。“錯之為文峭直刻深”，原是一脈相傳于商鞅思想。《商君書·農戰篇》的開始是：“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因此，從性格、思想學術師承根源來看，晁錯比賈誼更為激切。

晁錯寫作政論文的特色，在于他宦途得意，官至亞相;政治實踐的經驗豐富，發為文章，事理的說明細致深入，反復而透徹，說服力強。他引古帝王傳流的功績，從反面、正面，論述達到“畜積多而備先具”的必要條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國無損瘠是古昔。“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的根源是“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從因果關系之層層推演中逼出結論，邏輯性相當強，正反的對照相當明顯。接著，文章同樣一反一正地比較，從生活的習慣現象，從不待輕暖、不待甘旨一轉而至于不顧廉恥，從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的一般經驗直接到必然的結果，從慈母的不能保其子直接到“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的必然結果。文章藉以簡單而明確地推論：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以此確立君子之必有為。

第二節說明粟之貴，導致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的客觀可能性與必要性。比較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眾貴之的根源在上用之故，指出其所具特點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臣因以輕背其主，盜賊歆羨，亡逃者得便。而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不可一日成，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一日弗得而饑寒至。運用極平常的常識，說理卻異常明白易曉，這構成了晁氏政論文的特色。

第三節是全文的精彩部分。晁錯深切指出農夫五口之家的苦難生活，以及商賈無農夫之苦卻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于是大聲疾呼：“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行文痛快淋漓，是全文中最痛快的對商人的揭發。

然后，作者尖銳地指出“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異，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實際上彌補了前文的不足。最后以“入粟于邊”綰住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