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送薛存義序》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于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存義序》寫于柳宗元被貶永州之所，此時，他待罪荒蠻之地，身遭不白之冤，然而，匡世濟民、許國用世的積極人生觀并未稍減，反而在現實的壓力下得到加強，儒家民本思想通過深刻觀察社會及自身的遭遇，表現得更加鮮明。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在文章的論說部分，劈頭一個問句，以凌厲之筆拈出“職”這個要旨。行文如星墜于天，轟然落地，其勢之猛烈，足可震聾發聵。繼而提綱挈領地斷言：這個職，就是“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也就是說，官吏只不過是人民的公仆，并不是人民的主人，沒有任何權力役使人民，欺壓百姓。

中唐以后，吏治敗壞，各級官吏貪臟枉法，荼毒生靈，“公門少推恕，鞭樸恣狼籍。”(《田家·其二》)，柳宗元目睹這一封建統治階級江河日下的腐敗景象，深感憂慮，他擎起“人民是主人”這一鮮明旗幟，雖然是出于維護封建政權的目的，但在尊崇三綱五常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無疑是沖決羅網的翻天覆地之舉。

柳宗元標明論點之后，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論據：人民“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即指拿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納官府，這十分之一并不是官府應得的，而是老百姓出錢雇傭了官吏，令官吏去為老百姓做事。柳宗元將剝削階級顛倒了的人民與統治者的仆主關系，再顛倒過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這個論據本身的精深獨到，大足新人耳目。

下文，柳宗元倏爾筆鋒一轉，情懷憤懣，直刺現實：今天的官吏，拿了老百姓的錢財，卻不好好為老百姓干事，完全違反人民“傭乎吏”的本意，天下都是這樣的啊!“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柳宗元推進一層，憤怒地指出：貪官污吏不僅不為老百姓干事，反而敲榨勒索，明盜暗偷，不一而足。這對當時的吏治，揭露得尖銳深刻，入木三分。

推理至此，柳宗元猶覺胸中塊壘未消，他插入一個比喻，既使文勢曲折，又順勢再推進一層：如果某家雇傭了一個仆人，拿了報酬卻不認真干事，進而還偷竊主人的東西，那么，主人一定會憤怒地懲處并驅逐他的。同樣，官吏既怠且盜，揆諸常情，人民終究會“甚怒而黜罰之”的。但人民現在不敢這樣做，何以至此呢? 柳宗元指出：“勢不同也”。所謂“勢”，從柳宗元在《貞符》、《封建論》中的論述看，當指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這里還有勢力、地位的意思。這個“勢”是會變的。本該是仆人的官吏卻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本該是主人的老百姓卻被踩在腳下，任人宰割，如果這種現象繼續下去，人民就會據理變勢，“黜罰”這幫貪官污吏的。柳宗元的這一段精彩的議論，“等于暗示革命” (章士釗《柳文指要》)。當然，柳宗元基于其地主階級立場，是不希望革命發生的，故在本段末句，向統治者敲起了警鐘：“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應驚恐畏懼而知所戒惕。

柳宗元與薛存義是同鄉友人、柳宗元在柳州任上尚處“賤且辱”的地位，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只能借贈別之際，將不平心事訴諸文字。

薛存義在永州治所零陵縣代理過兩年縣令，辦事公正而勤懇，深得柳宗元的贊許。薛存義官職調動，將要離開零陵，柳宗元對于同道惜別，自是一番感慨，將其心聲發而為文，作為臨別贈言。柳宗元在文章的第二段。肯定了薛存義是一位能為百姓做仆的正直官吏。“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 其知恐而畏也審矣!”這一段，柳宗元暗扣文題，照應上段，使文章前議后敘，前刺后美，于正反相形中，極其鮮明地表現了作者自己為官理民的精辟見解。

《送薛存義序》一文采取首尾呼應的表現手法，開篇盛好肉，斟滿酒，“追而送之”，其中“追”字的使用，道盡作者欲向同道盡訴其辭的急迫心情。末段“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一個“重”字，則是對“追”字的交待，這樣用“有話要說”將前后關合，以送別始，以送別終，使全文渾然一體。文章在語言上質樸自然，簡捷明快; 行文迂回曲折，層層遞進; 議論獨到，推理嚴密，以其直面現實的人生態度，揭示了深刻的社會問題，改造并發展了儒學觀念中的民本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