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送王含秀才序》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xiāng)記》，猶怪隱居者，無所累于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fā)，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 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曲蘗之托，而昏冥之逃耶?

吾又以為悲醉鄉(xiāng)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xiāng)之后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xiāng)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于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含秀才序》亦作《送王秀才序》、《送進士王含序》，是韓愈所寫的一篇贈序體散文。據(jù)序中“建中初，天子嗣位”一句，此文當撰于德宗之世，參見此文在韓文集中的前后篇，當作于貞元二十年前后。

“序”這種文體始于漢代，至唐逐漸流行。原指說話、敘事有條理的文章。梁代任昉的《文章緣起》中說：“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謂其言次第有序，故曰序也。”后指為書籍、文章所定的介紹性文字，即序言。至于唐代以后開始盛行的，則是由書序派生出的一種贈別文體。唐人在朋友出行時，常寫文章為其送行，表示安慰和勉勵。這種文章，稱作贈序。序在韓愈古文創(chuàng)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一生中寫了大量的贈序文章，一方面勸勉友人，一方面對各種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象進行批判、抨擊。這些贈序筆法靈活，搖曳多姿，變化萬千，無一雷同，而且大都寫得言真意切，寓意深遠，情理兼?zhèn)洌嵨稛o窮。本文便是韓愈為進士王含送別時所寫的一篇贈序，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

王含，生平不詳。由本文所見，當為初唐詩人王績之后，命途多蹇，懷才不遇。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今山西省河津縣)人，為隋朝大儒王通之弟，“初唐四杰”之一的詩人王勃之叔，隋大業(yè)(605)年間中舉孝悌廉潔科，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六合縣丞，后因嗜酒被劾去職。唐初，績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曾任太樂丞，不久即辭官歸田，隱居東皋，自號東皋子，才智英敏，性格豪放，由于官場失意，仰慕阮籍、陶潛，放誕貪杯，寄情于酒，著有《東皋子集》五卷，《酒經》、《酒譜》各一卷。《五斗先生傳》和《醉鄉(xiāng)記》為其著作中的名篇。

酒，自古便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詩經》中有大量以飲酒為題材的詩篇。秦漢以降，眾多文人騷客的詩歌創(chuàng)作都與酒有關。被尊為“詩仙”的李白更是無酒不詩，酒氣愈酣，才氣愈盛，杜甫稱之“斗酒詩百篇”。散文方面，比較著名的要算“竹林七賢”中的沛人劉伶所作的《酒德頌》。文中描述一位“居室無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zhí)觴，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槽，無思無慮，其樂陶陶”，生動形象地反映出魏晉名士崇尚玄虛，消極頹廢的精神面貌，同時也表現(xiàn)出對封建禮教的蔑視以及返樸歸真，向往自然的思想傾向。王績的《醉鄉(xiāng)記》即承此文之意而作。《唐書·隱逸傳》稱王績“著《醉鄉(xiāng)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賤貴輒往”。王績在《醉鄉(xiāng)記》中，虛構出一個距中國幾千里之遙的“醉之鄉(xiāng)”。這里“其土曠然，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谷。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龜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是個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阮籍、陶潛等前朝名流在此縱情飲娛，樂而忘返。文章反映出王績對世俗生活的厭倦、棄絕和對安適、閑散的田園生活的追求、向往。也正是由于文中流露出的這種遁世思想，使韓愈在他這篇勸勉友人的贈序中，藉這篇《醉鄉(xiāng)記》人筆。

韓愈少時讀《醉鄉(xiāng)記》，對那些前朝隱士的行為很不理解，不知他們在擺脫一切世事的困擾之后，是否真能沉湎于“銜杯漱醪”之樂，流連忘返。后來讀了阮籍、陶潛的詩，才知道那些隱逸不仕的賢者們雖然落落寡合，“唯酒是務”，卻并非真的六根清靜，不食人間煙火，而是他們對世事不滿，以逃避現(xiàn)實作為一種消極的反抗。阮籍是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竹林七賢之一，魏詩人，為人放浪形骸，酣飲為常。有詩作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主要以表現(xiàn)懼禍憂生心情和自述生平經歷、理想為旨。其三十八首曰：“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鳥鳶作患害。豈若雄杰士，功名從此大。”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顯然可鑒。陶潛，即陶淵明，東晉文學家。他因對司馬氏專權不滿而辭官歸田，享盡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偶有名酒，無夕不飲”之樂，然而也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jié)，饑寒飽所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飲酒》其十六)之嗟嘆。韓愈顯然從這些詩句中感受到了隱居前賢們的壯心未已，固守窮節(jié)的心境以及這種壯志不為世人理解的苦衷。他們縱情狂飲，不過是借酒澆愁，是一種感情上的宣泄罷了。作者對阮陶等人懷才不遇的惋惜之情在文中已隱隱可見，然而又不便明言，因此韓愈舉出兩位身處亂世，卻能獨善其身的例子說明自己的觀點。顏氏子即顏淵，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孔子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被尊為“復圣”。曾參被尊為“宗圣”，以孝著稱，主張“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莊子·讓王篇》 曰：“曾子曳蹝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二人都是孔子的學生，因此韓愈說他們“得圣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自然沒有時間去借灑澆愁了。

一句“吾又以為悲醉鄉(xiāng)之徒不遇也”，將筆觸由魏晉拉到了當世。建中初年，德宗繼位后，曾想有一番作為，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zhèn)勢力，因此韓愈稱之“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可惜成效甚微。德宗在位期間，廣開言路，大臣爭相進諫。然而醉鄉(xiāng)的后世，卻又因直言而遭黜廢，作者為此忿忿不平。他既悲《醉鄉(xiāng)記》的文辭，又嘉許良臣的忠烈，因此愿意與《醉鄉(xiāng)記》作者的子孫結識。文章至此，才將話題由《醉鄉(xiāng)記》轉到了秀才玉含身上。王秀才品行端正，文筆雋永，不辱祖宗的名聲，可惜得不到世人的重視，因此作者要極力贊譽他，為他張揚。然而又恐怕自己的力量不能使他聲名大振，自己的話不為別人相信，因此只能在他臨別之際，與他共飲一懷酒為他送行。文章至此，戛然而止，留下無限惋惜之情，令人細細品味。

本文篇什簡短，僅得二百余字，卻寫得曲折、委婉，含蓄深沉。韓愈為文，尚新求奇，構思極為精妙。本文也充分顯示出了韓文的這一特點。秀才王含懷才不遇，悻悻而去，正值忿懣不平之際。此時為其送行，惺惺相惜，既要對其有所撫慰，以平其胸中之憤，又要對其鼓勵、勸勉，以防其一蹶不振。若直言相勸其隨遇而安，聽天由命，未免過于唐突、迂闊，令人難以接受，若過于強調其懷才不遇，又恐有譏刺君相不能用才之嫌，冒犯時忌，實在難以下筆。韓昌黎不愧為文章大家，他能獨出心裁，從故紙堆中翻出王含的祖宗王績來，由王績撰《醉鄉(xiāng)記》說開去，深入發(fā)掘其撰《醉鄉(xiāng)記》的用心，羅列古之圣賢、名士對待榮辱、進退的態(tài)度，勸勉王含當以圣人為師，汲汲自治，不以不遇為悲，可謂用心良苦。

文章以《醉鄉(xiāng)記》發(fā)端，篇中歷數(shù)阮籍、陶潛、王績等醉鄉(xiāng)之徒的際遇，處處緊扣一個“醉”字。篇末又以“姑與之飲酒”與篇首醉鄉(xiāng)暗應。一個“醉”字貫穿全篇，前呼后應，結構嚴謹，完整。開篇起筆不凡，出奇制勝，結尾簡潔有力，言簡意豐，無一贅筆，體現(xiàn)出韓文運思嚴密，結構精巧的特點。

全篇行文紆徐舒緩，曲折委婉，一改韓文大氣磅礴，“猖狂恣睢”之風，足見韓文風格多樣，富于變幻。文中夾敘夾議，情理兼?zhèn)洌扔羞壿媷烂艿耐评怼⒆h論，又有濃烈、凝重的感情交流。文章似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又非慰藉，從容淡泊，樸素無華，語言清新流暢，感情誠摯真切，看似隨意文字、閑來之筆，實則匠心獨具，涉筆成趣。娓娓道來，意盡筆止。文從字順，曲盡其妙。受到歷代文學家的好評。桐城派劉大櫆稱此文“含蓄深婉近子長”，曾國藩亦盛贊此文“淡折夷猶，風神絕遠”(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