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謝歐陽內翰書》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右軾啟： 竊以天下之事，難于改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于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 將以追兩漢之余，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余風未殄，薪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 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 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就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為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 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愿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軾謹啟。

嘉祐二年(1057)正月，歐陽修奉命知禮部貢舉，擔任主考官。蘇軾、蘇轍以及著名古文家曾鞏等都參加了這次貢試。在通過皇帝御試賜進士及第之后，蘇軾向以歐陽修為首的主考官范鎮、梅摯和參試官梅堯臣等人寫了致謝信、歐陽內翰，指歐陽修，此時歐擔任掌內命的翰林學士，故稱內翰。

這篇文章分為兩大自然段，第一段不但對唐宋古文運動作出精辟的評論，而且站在文學現實主義立場上對形式主義的文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第二段則抒發了對歐陽修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通讀全文，覺得前后風格稍有不同。前半部立意高宏，行文奔騰傾注、波瀾層出，誠如沈德潛所云：“東坡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后半部以議論、記敘抒情為主，顯示出搖曳多姿的委婉。但都實現了蘇軾散文自然奔放，屈伸自如的主要特征。

文章開頭，便以脫俗之立意，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明明是一篇文論，卻偏要宏觀到天下之事難于改為上，起點高屋建瓴，旋即轉向五代之余文教風俗的日以涂地，干脆爽利地指出本文的放矢之的。從國家萬事難于改革縮寫到文學一事積重難返，利用邏輯上的屬種關系烘托文章主旨，這就比一般的開門見山顯得挺拔峭勁。承下來，又以宋仁宗的慨然太息，澄源疏流之愿，壯大聲勢，同時，含蓄地暗示文壇盟主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君帶臣，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至此僅三句話，行文自然燙貼，而東坡之才氣已經鋒芒畢露。以下從“于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到”自樵以降，無足觀矣”，誠如蘇軾在《文說》一文估價自己的文章時所說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其雄健飛馳的筆勢，“外文綺交，內義脈注”的流轉，真是精采絕倫。在分析這段文字之前，有必要談談蘇軾撰寫本文時的文化背景。中唐韓俞、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曾經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到了晚唐已漸趨衰歇，代之而起的是形式華麗、內容空虛的頹靡之風，北宋開國一百年內，文章體裁仍沿襲五代余習，駢辭驪句、論卑氣弱，而“綴風月，弄花草”的西昆體又風靡一時。此其一也。唐代古文運動中，韓愈提出過“文從字順”和“務去陳言”的口號，但是韓俞的文章卻以雄健奇崛見長，他的后繼者如皇甫湜、孫樵等又進一步發展了他追求奇異險怪的傾向，走上更為生澀冷僻的狹隘道路，以致流弊于北宋士大夫，此其二也。歐陽修正是在文壇陷入泥淖的艱難時刻，挽狂瀾于既倒，揭橥詩文革新運動的大纛。他十分注重獎掖后進，培養人才，使王安石、曾鞏、三蘇父子等得以脫穎而出。經過三十余年的努力，終于扭轉了文壇的不良風氣。中斷了二百余年的古文運動再次獲得歷史性的勝利。蘇軾和歐陽修的觀點一致，反對晚唐以來西昆體“浮巧輕媚，叢錯采繡”的不良文風，而主張“追兩漢之余，而漸復三代之故”; 同時對發展到了另一極端，流為迂奇怪僻的文風亦極不滿，認為這是一種“新弊”。他在《評杜默詩》中，對這種新弊進行了尖銳的諷刺：“默之詩少見于世，初不知之。后聞其篇云：‘學海門前老龍，天子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酒、食瘴死牛肉，飽后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同、馬異極矣，苦更求奇，便作杜默。”他在《鳧繹先生文集序》一文中說：“昔吾先君……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余篇示軾日：‘小子識之，后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若，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中“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可以看作《謝歐陽內翰書》抨擊形式主義文風的指導思想。無論高標三代兩漢，還是針砭學韓而不至者，都是為恢復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而服務的。從寫作技巧上看，蘇軾行文詳略得當。以駁“新弊”為主，以斥”余風”為輔”。同時又用對比的方式把兩者申聯起來，從整體上展現”五代之余，文教衰落”的全貌。這就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采用論說體，但并不是干巴巴的說教，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的強烈感情。如“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這段文學，便表現出對形式主義文學的泡制者誤人子弟、貽害千秋的劣行的極大憤慨。蘇軾善于近義詞的復疊使用，如“雄俊魁偉、敦厚樸直”、“浮巧輕媚，叢錯采繡”，增加了文章的色澤而并不顯得堆砌。他還善于排比具有對仗意味的句子，如“招來”、“罷去”;“追兩漢”、“復三代”;“求深”、“務奇”;“余風”、“新弊”;“大者”、“小者”等等。語言文字在外部形式上交織縫合，而句與句之間在內在意義上又前后貫通。如同血脈的流注一樣，這就使得文章具有浩大的氣勢、鮮明的節奏。劉大魁《論文偶記》說：“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用這句話說明《謝歐陽內翰書》語言表達形式上的技巧造成的”純以氣勝”的美感是十分恰當的。

如果說本文第一自然段表現出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學子在主考官面前真誠地顯示自己的高卓見識以求志同道合的共鳴，那么，本文第二自然段則以抑揚頓挫的筆調娓娓道出不勝感激的心曲，絕無庸俗的攀附之意，頗有為文學事業的發展推波助瀾愿與歐陽內翰同舟共濟的獻身精神。文章以“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總領，與第一自然段的開頭“竊以天下之事，難于改為”對應，起筆便高; 在這里，用嚴肅的歷史定評的方式，把歐陽修承繼先賢，啟迪后學堪稱宋代之韓愈的文壇領袖地位突現出來。同時為后文“軾愿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的麾卒壯志埋下伏筆。說“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古人屢有描述，《冷齋夜話》云：“歐公喜士，為天下第一。”王應麟指出：“歐陽公與梅圣俞書曰：快哉!快哉!……東坡看人文字，于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于公也”(《困學紀聞》)。可見歐公愛才的性格和對蘇軾精神素質的沾溉。而粘出“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在文意上為一承。不愛才的人便不能覺悟學者，又何以收拾先王之遺文。銜接巧妙，很自然地牽出稱謝歐陽內翰之意。接下來文意忽轉，曲折盡致，味道醇厚。“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為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軾也遠方之鄙人”是對“必得天下之奇士”的反接;“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于自謙中含蘊譏諷;面對群嘲聚罵的壓力，蘇軾把歐陽修拔擢人才的眼光和魄力與諸考官眾星拱月般的團結視為自己堅定信念的基礎，復言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的條件，這就從正反、主次等幾個角度把貢試得中的情況說圓了。這里面交織著謙遜、自信、憤慨、嘲諷、感激、欽敬多重感情。款款敘議，情從事生，行文的層次亦錯落有致。于是，冒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的論點以扣謝歐陽內翰之意，并用古之樂毅去燕，范蠡離越的故實作旁證，回溯自己于士論洶洶中躍然登榜的本事，便十分順理成章了。當我們讀到：“夫豈惟軾之事，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當會恍悟，原來東坡作文早有成竹在胸，第一自然段的宏論激言，正是想在歐陽修領導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充當一名重要角色的自薦書。為事業所需，執弟子之禮。而駁難“用意過當”，揮斥皇甫湜之流，也是針對當時追求奇僻險怪的場屋積習有感而發。這就增強了文章的現實意義和戰斗性。歐陽發(歐陽修之子)記述當時的情況說：“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于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后”(《歐陽文忠公全集》附五)。蘇軾僅“亦惟恃有執事之知”一句便盡情盡意。這是慶幸“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悲劇終未發生的心音，也是“楊意不逢撫凌云而自惜，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的點睛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