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曾鞏《謝杜相公書》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于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厄。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y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于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醫(y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發(fā)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

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jié)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xiāng)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于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于鞏之德如此! 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于此時也!

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 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俳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于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曾鞏的《謝杜相公書》是一封應酬致謝的書信。所“謝”者杜相公即杜衍，原是宋仁宗時的社稷之臣。慶歷四年 (1044) 官授同平章事 (宰相)，與范仲淹、晏殊推行新政，不遺余力。慶歷七年 (1047)，“衍甫七十”，因遭讒言罷相，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宋史》本傳)，后寓居于河南商丘。此時，恰逢曾鞏之父曾易占由江西轉(zhuǎn)道汴京，途中染重病困于河南安陽，以至一病不起，卒于異鄉(xiāng)。曾子固突然遇此大難，立時悲痛欲絕，“天傾地壞，殊州獨哭”，嘆“數(shù)千里之遠，抱喪而南” (均引自曾鞏《學舍記》)。正當曾鞏面臨孤身艱難之際，杜衍“獨于此時”，“親屈車騎”，趕來“營救護視”、問病問藥，直至妥善后事。對此，曾子固始終感恩戴德，沒齒不忘。事隔多年之后，又專復此書，以表達內(nèi)心真誠的感激與謝意。

然而，作者并不將筆觸局限于誠摯深切的酬謝報恩。卻以不落俗套、飛出題旨的構(gòu)思與文筆、使書信突破純粹私人間的施恩知報，展拓出杜衍的“愛育天下之人才”，曾鞏的銘“大恩”、排“空言”，或施或報皆出自于“無有所私”之心，只求“惟”“存”“天下之義”而已，其題旨深邃，發(fā)人心迪。全篇文字委婉流暢，質(zhì)樸如話卻情遙意深。作者運筆不夸飾、不溢美、言之有物、語出見心。行文中或敘或議，盈溢著晚輩后學對杜相的敬重之情。后人以其謀篇布局的曲折深沉、由小見大，敘議回環(huán)折復，剛?cè)嵯酀鸀樘厣？胺Q曾鞏書信體散文的別具一格者。

全文結(jié)撰明晰，可讀作三節(jié)。首節(jié)回憶當時孤立無援的窘迫困境，滿含悲倫與心酸。感激杜衍的及時救助，又是至誠至情。文字以敘為主，敘中有情，如泣如訴，催人淚下。作者寫“得禍罰于河濱”，寫大難臨頭的悲痛，筆端感情強烈。“河濱”二字點明地點，“禍罰”一詞頗多色彩。突然蒙難可謂“禍”，自責隨父遠行、照顧不周堪稱“罰”。起筆已顯示出逢此大難時至今日曾鞏仍記憶猶新，深慚深愧，不能自制。以下連迭數(shù)層表明“禍罰”嚴重的程度，既是事實的追敘，又極盡情采與氣勢上的喧染。為下文的議論鋪好基礎(chǔ)。從父親的突染重病，求醫(yī)問藥，到卒于異鄉(xiāng)，善理后事，護柩而歸。曾鞏每回顧起這一切，首先想起的便是“去家四千里之遠”的第一難處。古人遵從葉落歸根的古訓，家鄉(xiāng)的一丘黃土總是死者的最后安慰。所以曾鞏忘不了當時的困于遠，實在是難如登天。文中作者連用一組齊整的排比句式，先嘆“遠”： 黃河、淮水迅猛寬闊;“埭堰湖江”連綿不斷; 山川險阻，都成為歸途的障礙。“遠”而望不可及，自然感覺到“孤獨之身”難在無援無救。這是第二層。異鄉(xiāng)異地自成孤，而“無攀緣之親”，無可托之舊，無“至行感人”，無“利勢動俗”，真是叫天地而無應。至于面臨“不測之疾”，一是父病的不可逆料，一是困難的無法預見。這個“疾”字便是第三層。以下求醫(yī)問藥、喪事善后、護柩歸故里諸項，作者以“惟”、“凡”、“賴”，“重”、“懼”數(shù)詞一一點明這些難處，或維系病人生死，或左右了回歸的快慢。作者明是回憶、記敘事實，行文更多的卻是曾鞏當時的體驗感覺，所思所想。所以筆墨既實寫了事又實寫了情，使文章生動感人，真實可信。作者形似無意中原是頗多匠心。

與作者的記事記情互為映襯的是敘寫杜衍的行動。曾鞏著力于杜相公在援助與關(guān)懷時的具體作為。以一句“明公獨于此時”，總領(lǐng)起又一組齊整的排比句式。所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于河上”，無疑將一位救助別人于危難之中，不遺余力的七旬老人刻畫得栩栩如生。這兒的短句中幾乎動詞相連，而“閔勤”的迭用，使讀者從杜衍的行動中也能覺察其內(nèi)心真切的憂忡之感。繼而作者注意層次的變化，直接深寫杜衍的行動所產(chǎn)生的效果。首先使曾鞏有“以為托”、有“以為賴”，所以能“得一意于(父病)左右”。其次，“孤獨之身”的感覺云消霧散，問病亦有與議，醫(yī)藥也“有與謀”。以至無雜事干擾作者盡孝;內(nèi)心愿望，“無有不如其欲”;“四千里之遠”也能“卒致而南”，變得并不覺遠和難了;“莫大之喪”也能得到妥善處理。作者有感于杜衍的品行高尚，救人于難，遂有“存全之恩”、“過越之義”的贊揚之辭。作者以記敘事實來形成強烈的比較，使曾鞏面臨的遠、孤、疾、難對襯于杜衍的近、親、護視和妥善。作者的態(tài)度誠懇、情感真摯、文字顯得自然貼切，令人信服。而曾鞏的筆觸亦各有側(cè)重。寫作者的處境，多用心理的感覺;寫杜衍的相助，多突出其行動的效果。使對比鮮明，又互成映托，給予人的印象極深。而末句歸結(jié)為“過越之義”，既收束首節(jié)文字，又啟轉(zhuǎn)下文。遂引發(fā)出揭示題旨的議論，過渡顯得精巧自然。

闡發(fā)題旨要義，必然要評價杜衍其人。據(jù)《宋史》本傳稱，杜氏為宦治邑“清整”、“謹密”，頗負政聲，直至以賢相“風烈”之士著世。杜衍尤善“折冤獄”。罷知乾州、知鳳翔府任時，“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 尚有人作《辯獄記》一文專贊其清正剛烈，一時傳為佳話。《宋史》記載他“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幸，小人多不悅”。所以曾鞏在書信中有“愛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的褒譽之辭，落筆確有所據(jù)。惟杜衍與曾易占之間的交往今不可考，因此辯析文句中“明公存先人之故”的“存”“故”二字，至少應含有兩重意思。一指念及舊情，表示曾、杜乃故交;二是聞曾易占為賢士，久存結(jié)識薦引之心。據(jù)考，曾易占始“以文章有名，及試于事，又愈以有名”。雖多有政績，卻蒙誣失官，“歸不仕者十二年”。雖如此，其志“則欲發(fā)之于文”，洋洋“為文章十余萬言”。所謂“懲己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均引自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銘》)可見曾易占的文章、人品或己有傳聞。杜氏援助曾氏父子于危難之中，無論是素不相識，還是念及舊情，都出于“愛育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的“好賢”之心。曾鞏正有感于此，便著意將杜衍公置于退職宰相的地位來評論，使“存全之恩”、“過越之義”不流于一般的酬謝施恩。作者贊杜衍公的“位之極、年之高”，既使“天子不敢煩以政”，卻仍然志存社稷。“愛惜人才”，“薦引賢士”，救曾氏父子于危難，無不出以公心，出自其天性。作者在論述之中用“天子不敢煩以政”來反襯曾氏父子以“叢細之事”來承蒙杜衍的關(guān)懷“省察”。可見杜衍品德高尚，以天下大事為己任，其愛才好賢始終如一，并不因是否任職而改變，確是難能可貴。所以曾鞏“獨幸遭明公于此時”，筆含至誠的謝意，更流露出賢士渴得明公遇識時的無比喜悅。

曾子固因禍得福，遂與杜衍結(jié)成恩人恩師與晚輩后學之間的真摯情誼。在傳世的曾鞏詩文中，有專呈獻杜衍的詩文數(shù)篇。其中《上杜相公書》一篇作于慶歷七年九月，作者極力稱贊杜衍雖引退，仍“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實乃“真知宰相體者”。書中言“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從文意或可判定曾鞏在父親病故之先曾有自薦書信拜謁于杜衍，其懇切率真之情溢于言表。后又有《謝杜相公啟》《與杜相公書》二封，文中亦有“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然去門下以來，九歲于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于左右”可作參證。此外，曾子固另有《上杜相公》七律一首，以及《上杜相三首》。詩中所謂“世路一人知進退，士林當日計窮通”，(《上杜相·其二》)“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老心”。(《上杜相公》) 無一不是稱道退職宰相心憂天下，好賢愛才，出于公心的美德。

于是作者由二節(jié)的欣慰喜悅轉(zhuǎn)人末節(jié)的再致慚愧與感激之意，進而闡發(fā)了自己愿以杜衍的“無有所私”，求存“天下之義”為己任，將自己的知恩報答也歸結(jié)于“惟天下之義而已”。從而使純粹個人之間的酬謝致意，知恩必報，擴充為以天下公心而“無有所私”的境界，書信的題旨遂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文中，作者為了突出自己的“誓心則然”，由上節(jié)的“獨幸”，輾轉(zhuǎn)對不循世俗，“越禮進謝”，不陳“空言”，“一書未進”的“徘徊迄今”深表慚愧。曾鞏請杜衍理解自己、報答二字“無須臾廢也”。只是在探求報答的方式。其語辭誠懇，委婉，既推心置腹，又波瀾迭起。使全文在典雅莊重，情韻不匱之中更多幾分逸雄相“糅”的風格。

曾鞏行文向以深醇雅淡見長。而《謝杜相公書》能跳出世俗常套，將一篇原屬感恩戴德的文字，寫得侃侃論敘，情寓事理而誠摯深切。行文跌宕縝密，通篇洋溢著一股勃發(fā)直前的力量。難怪后世稱此文“溫雅中有雄渾之氣” (姚鼐 《古文辭類纂》)，果然頗得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