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傷仲永》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傷仲永》是一則記述、評論“神童”故事的短文。在王安石傳世的散文中，因其簡約質樸、寓理于事、啟人心迪而著稱。“神童”方仲永秉賦聰穎，五歲即能操筆成詩，一時令“邑人奇之”;及長成，卻因為“不使學”反落為平庸之輩。作者甚感于此，筆墨行文間一掬嘆惋、憐惜之情。而唱嘆發微于人事，辯析明理于篇章，使王安石能直抒胸臆。作者深刻地闡明：即使是“神童”、“天才”，倘若后天得不到教育和培養，一意“恃才棄學”，也必將陷入“卒之為眾人”的平庸結局。王安石更由此而指出：“神童”一類尚且須“敏而好學”，才不至于“泯滅”，何況資質平凡的眾人。可見勤學終生的必要與可貴。

這一短篇雖是王安石青年時期的作品，已然可見臨川為文立論鮮明，因事言理，刻意宜人適世，以氣勢取勝的風格。此文顯示了作者思想的深邃，而短文在藝術上以簡潔切實、層次分明;議論集中，辯析透徹;文辭淺顯、開口見心為特色。則更可證實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能以其氣勢雄健、“拗折峭深”的文風而獨辟一脈，確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文章的構撰很精巧，命題為“傷仲永”，通篇卻并無一“傷”字。然而作者的敘人事，發議論，時時處處都流露出內心真誠的傷悼與惋惜之情。使題、文能始終互為照應。在表面的平靜敘記中，凝聚著滿腹的傷郁; 在暢達胸臆時，又隱散著一片勸諭，可見作者的運筆和用心。

全文以“傷”構筑布局，以“傷”蓄勢運筆而又不留一絲直言傷悼的痕跡，確是難能可貴。全篇可分為三節。一、二兩段純記述人事，不雜一句辯析議論，已顯示作者的匠心。王安石此文是用欲抑先揚之法，他深諳要點明仲永的所“傷”之處，須先寫盡仲永的可“揚”之處。作者落墨于傳聞，將方仲永五歲便操筆成詩的佳話先予記述，歷數其可“揚”處，“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未嘗”而“忽求”，文辭形象生動，當為“一揚”; 繼以“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即書”且“自為”，記事簡明切實，可稱“二揚”; 而“傳一鄉秀才觀之”的“傳”、“觀”二個動詞極富神采，應看作可“揚”之三; 而“指物立就”四字，更令人驚嘆。使五歲“神童”聰穎、機警、可愛之狀活立于紙上。可謂應“揚”之四; 至于“邑人奇之”，則指出“神童”的聲名傳遠，自然是可“揚”之五。凡此五處，已使作者深信“天才”的存在，即便是傳聞夸飾，佳話渲染，王安石似乎也不愿去辯析，只是一心記述而已。對比于篇首的“世隸耕”和“父異焉”，一個“世”字從正面指明仲永出身的卑微; 一個“異”字則從側面寫出仲永的聰慧過人。在作者的筆下，方仲永的秉賦“受之于天”，可褒揚者凡五處，果然與眾不同。給人以“傷又從何來”之感。此處“欲抑先揚”之法運用得極自如。作者繼而敘記因有此五處，“神童”之父“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不使學”。天才之悲劇也就從“日謁”、“不使學”開始了。不過作者行文仍不示明褒貶，雖寓于文句之中，而“傷悼”仍不落一字。其實，王安石對為父者竟以仲永的天賦而力圖“賓客”、“乞錢幣”、“利其然”的作法非常反感。于是順勢提煉出“不使學”三字作為全篇的“文眼”。方仲永的可惋惜、可傷悼處既由此始，亦正在此。從行文看，“不使學”三字仍然是記實的敘述，并不指代褒貶。但可“揚”之處說盡，“抑”而所“傷”者也就不言自明了。王安石的長于說理論辯并非限于正論大體之中，敘事短篇亦可見其端倪。此處“不使學”三字如分水嶺，使“神童”的五條褒揚頓成飯后茶余的談資，作者內心的嘆詠與傷悼也隨之流露出來，雖然，在以“不使學”收束首段文字時，這種傷悼與抑貶，并不明顯，作者的感傷并無一字一句，但“不使學”三字成為傷悼的基礎，為下文的生發議論設下了伏筆。

至于第二段的敘事記人，文句愈加簡短切實。既交代了故事的始末，又使全文的結構整飭。從仲永“十二三”時作者的親見其人，到“又七年”之后的再次詢問，一見一聞，“神童”仲永的故事遂由傳聞而親見，而“復到舅家問焉”，已頗有時日了，但王安石對其事其人的關注反愈加深切。不過仲永已經由“不能稱前之聞”回復為“泯然眾人”。“神童”的佳話亦就此結束，作者由此悟出的一番議論卻不能不發。王安石耳聞目睹，以“神童”方仲永5歲能操筆成詩，“十二三”卻“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更已“泯然眾人”的驚人變化，痛感“不使學”的貽害“神童”、更貽害眾人，傷悼、嘆惋之情頓然直泄無余。行文已非純粹記人事，語辭亦直露作者的情感。“不能”與“泯然”二詞，貶抑明顯，傷悼溢于言表，而二個虛詞“矣”，更是含一片嘆惋之意。

全文結構鮮明得體，敘事議論亦時起波折。后一段的議論，得之于前兩段的三處預設伏筆。“不使學”、“不能稱前時之聞”、“泯然眾人”的事實，使作者能因事立論，由事言理，有感而發，毫無抽象空洞的印象。而議論集中、條分縷析，使論辯有力，文章簡練。以“王子”自稱而闡發的議論，其主旨已不僅僅在“傷仲永”了。王安石以鮮明的三組對比：“神童”的“受之于天”與“受之于人”;仲永前后變化的“一聞一見”;“天才”早期的“通悟”與后期的平庸，寓言式地指出：“不受之天”的眾人，既無“神童”的聰穎“通悟”，若“又不受之人”，不愿努力學習，加強后天的教育。其后果更不堪設想，“得為眾人而已耶?”，或許連普通人都跟不上了。這里的語重心長而又感情濃烈，遠不是一、二兩段中斂氣蓄勢、不示褒貶的純粹記述所能比擬的。作者并沒有采用夾敘夾議的方法，全篇的結構。首先為末段的議論有根有據。而行文巧用對比，寓言式的點明題旨，以及將方仲永這一悲劇人物的形象同作者頗有哲理的闡述穿接在一起，使敘述和議論產生了極大的概括性，神童的泯滅幾成一例含有特定意義的典型。標題與行文的相得益彰，而蘊藉主旨卻出題外，短文的意義也就更深刻了。

《傷仲文》一文“以盤折勝，……造語極危悚，又極精切”(《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古人的這種見解雖是一家之言，倒也有可取處。以散文的語言而論，王安石追求“篇無余語、語無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數轉于數行中”(《王荊公年譜考略》)的語辭風格。這篇短文以選詞精切，簡短切實見長。如贊仲永5歲“書詩四句”，即指出“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說明“神童”亦有其所限;而“文理皆有可觀者”，仍旨在體味“指物立就”的詩作尚可一讀。至于語言的簡潔質樸，生動形象、蘊含激情則文中更有多處。如“借近旁與之”一句，頗具形神，使“父異焉”三字有落實。至于“日扳”，“環謁”二詞，用得恰到好處。將仲永迫于父親的貪圖而四處奔波，終日獻“異”技的情景揭示無遺。王安石行文講究一波三折，而語言卻無拖沓枝蔓之虞。末段的議論，句式多變，層層遞進。其文辭卻淺顯，且多用虛詞，使論證更加有力。然而，王安石的散文語言雖有洗盡鉛華凡艷的長處，卻因過于重視文學的實用價值，常給人以說理有余文采不足的疵病。此文雖文句簡短切實，議理深入淺出，終究缺少文采的厚味。

以文中所述“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以及“又七年，還自揚州”推斷，此文似寫于作者寶元二年(1039)至慶歷二年(1042)的入仕以前。據王安石的《憶昨詩》有“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句，可知16歲時的王安石，正是個恃才傲物，我行我素的青年。詩中又感嘆“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證實了作者直至17歲那年 (1039) 才猛然醒悟、立志發奮。在北宋六大家中，王安石作為一個大政治家，其胸襟自然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比。青年時期的王安石，其理想亦在做時代的弄潮兒。所以，他能借《傷仲永》一文，因事言理，寄托心志。行文中更是奇思橫溢，議論超群，屢出新意。而通篇由傷悼仲永到警策眾人，從而使短文的題旨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這既是一般同齡人所不能達到的思想深度，亦是散文大家王安石行筆落墨的獨特之處。《傷仲永》僅僅是這種“拗折峭深”、曲折暢達、氣雄詞峻風格的雛形，是一種抒發心志的鋒芒小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