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上韓昭文論山陵書》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昭文相公執事：

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國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于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于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余年，而官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

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于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于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不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

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 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于圣人; 況復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

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誡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誡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

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 漢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圣明，而后世安于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而萬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子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 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

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 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為不可，于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以為政，與其坐視百性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 幸甚!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皇帝繼位。宰相韓琦自任山陵使，主持修建仁宗陵園，大興土木，實行厚葬。蘇洵此時任霸州文安縣主簿，是個八品小官，正在與項城縣令姚辟同修《禮書》，聽到此事，寫了這篇《上韓昭文論山陵書》，對宰相韓琦的作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評。

信首稱韓琦為“昭文相公執事”。相公是對宰相的稱呼，古代拜相同時封以公爵，故稱相公。韓琦官職宰相之外，又兼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所以蘇洵稱之“昭文相公”。執事是指侍從左右供使令的人，后來書信中用做敬稱，意思是不敢直接與對方講話，請手下人予以轉達。書信開始，蘇洵先敘與對方的交情，感謝對方的提掖之力。宋朝取士有兩條路，一是科舉，二是恩蔭制度(皇族、貴官到一定時候有多寡不等的官缺空額可以任用自己的子孫，親屬和門客等。)蘇洵不善科舉，又無福蔭，走的是古代游說之士獻書達官，交結公卿，用才學打動當權人物，從而求得引薦的入仕之路。這種求仕方法確曾有所奏效，得到張方平、歐陽修諸人的盛口稱贊，極力推薦，一時名動京師，公卿大夫爭相結交，韓琦也延為坐上之客，但是知其才而不為用。所以遷延數年，直到嘉祐五年，才被授予試秘書省校書郎的九品小官，還是“試”職。一年以后，蘇洵上書韓琦，要求“別除一官”。嘉祐六年七月，蘇洵再被命為霸州文安縣主簿，從九品官上到八品官。這就是信中所說的“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對此蘇洵表示一直想“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言下之意此信正是為了報恩而寫。但文章開始，卻從當前形勢談起，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此“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身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的相國，“將何以處之?”引起思索，為下文的進言造勢。

第二段，仍不直說，從古代天子即位談起，舉出漢昭帝即位所行之政“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除舊布新)”及其“天子未曾逾月，恩澤下布于海內”的效果，定出調子。然后說出自己認為當前“最急”、“天子之所宜先行”的事。行文卻又一盤旋，不肯作一點平直敘述、話鋒轉到先帝身上，舉出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余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的行為為先人之言，然后指出當前“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的做法，作為對照。文中不言韓琦(韓琦實主其事)，而曰“有司”，巧妙地避去了直指之弊。接著才吐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的主題。行文極盡曲折變化之能事，千回百轉，直把對方引領到極窘極難之境地，才輕輕吐出真意，使自己立于牢固不拔之地。

宋朝奉行儒學，孟子是儒家亞圣，他所主張的民本思想遂也成為士林中尊奉的治國之準則。蘇洵在第三段便從立國之本的百姓身上說起，給韓琦敲警鐘。文章談到，仁宗皇帝去世后，赦書頒下，地方上要賞賜兵士，又沒有錢，便從百姓中取。而百姓“皆莫肯自輸”，于是對百姓“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使得民怨沸騰，“為國結怨”。接著話題轉到當前，說老百姓因前事尚未安定，“狼顧而不寧”的時候，修筑山陵的一切“配率之科”(各種有關費用)，又使百姓難以承擔，這樣下去，“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是婉曲地表明會有農民起義事件發生，以此對韓琦大興土木，廣攤費用提出警告。

第四段把視線又從下轉到上面來，稱先帝“愛惜百姓”是“如此其深”，“檢身節儉”是“如此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抬出先帝之意，為己立言。再對舉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以先君對臣下，“愛惜百姓”、“檢身節儉”對“過當逾禮”、“拂戾其意”，順逆之勢自現，作者也亮出自己觀點：“竊所不取也。”反對厚葬。但是蘇洵文章“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歐陽修“蘇明允墓志銘“) 至此又反跌一步，說即使府軍之中財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猶且獲譏于圣人”; 而況如今“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循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退后又進，直逼對方無地。顯得意念堅定，正氣浩蕩，憂民愛國之心，躍然紙上。

第五段，作者考慮到對方可能提出的理由，主動出擊。有人也許會站在帝王之尊的地位來說話：“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順。”對于這種言論。蘇洵不愧是個策論高手，采用太極揉手，順而接之，說：“洵亦以為不然。”并且加以引進：“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將對方矛頭讓出，又加上一把力，說自己也是反對墨子儉葬之過的。(墨子曰：“古者圣人制為葬坦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復惡。”) 使對方力量落空，重心失據，再有力地回擊：“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挫退這種攻擊。接著引用子思的話，說明對待死者重要的是“盡其誠信”，而附葬財物這類“外是者則略之”可也。

第六段，舉出華元厚葬其君與漢文帝儉葬兩例典故，從正反兩方面引史訓為鑒。據《左傳》記載，華元葬宋文公“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君子謂華元“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斥之不臣。漢文帝則是歷史上有名的恭儉之主，臨死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之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他死葬霸陵，《史記》載霸陵陵園：“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此即蘇洵文所稱“木不改列，藏無金玉”(“木不改列”指不挖山治墳，草木不動)。由于漢文帝、景帝以儉治德臨天下，到武帝時，漢王朝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國勢大張，進入封建社會空前繁盛時期。文章將上述理論一一收束歸納，指出實行薄葬，“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而萬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接下，文章鋒芒漸漸亮出，“意在沛公”卻又婉轉盤旋，引而不發。稱“古者厚葬”，皆因“時君之不達”，想用金器厚其親于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只好“佩俛而從之”。今日之事卻不然，“太后至明，天子至圣”，是“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這個“有司”涵指韓琦，千秋之罪，盡歸于他。而蘇洵表示“是深可惜也。”語意稍露，即深加嘆惋;接著又忽縱其韁，直言吐快：“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此處所指“不世之功”指仁宗皇帝無子嗣，皇儲久虛不定，是韓琦大力進促之下，得立其侄為皇太子，不久仁宗去世，皇太子繼位，是為英宗，韓琦擁立之功最大。所以蘇洵說他既已立此不世之功，為什么還愛“一時之勞”(指大修山陵事)，且這種“勞”又是“無所建明”(無功德名目可表)之事。段末一句“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從功業利害關系分析后，又從輿論方面促其考慮，其言甚重。

蘇洵寫此文時，厚葬的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面對這種情況，考慮到韓琦可能動心，卻可能又成命難收，猶豫不決，所以最后一段緊追不放，進一步進言。說如果“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舉出唐太宗葬高祖的先例。當初葬高祖準備用漢長陵之制，立九丈高墳，“百事務從豐厚”，因遭到群臣反對，遂改為按漢光武之陵的規模，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援引此例后，用“君子”以說之，說君子執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堅持不能出令再改，還不如改令以救百姓之急。話盡于此不再多言，信末表示向往之情，告罪之意，留待對方自去尋思。

韓琦當時權高位重，素有威望聲譽，收到蘇洵此信，深為觸痛。尤其責以華元不臣之言使他讀罷臉為“變色”(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因蘇洵講得有理，還是對厚葬中過分奢靡的地方略加削損，對蘇洵的意見有所接受。從這篇文章中，也很能反映蘇洵具有的民本思想，反復要求韓琦“救百姓之急”，“紓百姓目前之患”。為此不惜得罪宰相，敢以“過當逾禮”，“拂戾”先帝，甚至以臣子最忌諱的華元“不臣”的罪名去套韓琦，其錚錚鐵骨，剛烈敢為的浩然正氣馳溢辭間，令人仰懷。

蘇洵研究戰國縱橫之說，頗有心得，其中游說之術他歸結為五諫法，即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在這篇上書中可以說全都用了出來：舉漢昭帝即位，采用休息百役，布恩澤于海內，仁宗先帝以儉德治天下，愛惜百姓，這是理諭之。以府庫空虛，取于民則“海內必將騷然”;“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禮”，是勢禁之。說韓琦“既已立不世之功”，又“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是剖析利害，屬利誘之。舉華無厚葬其君被遭“不臣”之譏，是隱諷之，又是激怒之。蘇洵深諳說諫之理，雖言辭激切，指責甚明，行文卻回旋盤折，極盡委曲變化之能，使韓琦“動心”且又“忍性”，最后“謝之，為省其過甚者”。(《東都事略》) 時人評述蘇洵之文有戰國縱橫家之風，觀此文可以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