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王安石《上運使孫司諫書》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眾。無賴奸人，將乘此勢，于海旁魚業(yè)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yè)。艚戶失業(yè)，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

鄞于州，為大邑。某為縣于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shù)口之家，養(yǎng)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于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扦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

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于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于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 出于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chǎn)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

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于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

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于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于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 竊獨為閣下惜此也! 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 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 而必欲重之乎?

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cè)，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于世，而復之乎二帝三王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之事，豈待講說而明? 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于公家用調(diào)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quán)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于古書，無所不觀。觀之于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

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茍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于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 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于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王安石自慶歷二年 (1042) 三月登進士第，旋即“簽書淮南判官”，赴揚州韓琦幕府任職。三年“秩滿”，依舊制，“許獻文求試館職”(《宋史·本傳》)，以期踏入一條穩(wěn)妥的仕宦之途。偏王安石“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以“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的實干家精神，“獨否”傳統(tǒng)舊例，遂“再調(diào)至鄞縣”，時在慶歷七年 (1047)。從此王安石輾轉(zhuǎn)歷任地方官吏凡十余載，深得民俗民風，多見朝政利弊，為他后來的“改易更革”打好了堅實的基礎(chǔ)。其間，知任鄞縣的三年，政績卓著，最得后世稱贊。所謂：“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吏人便之。”(《東都事略》) 他初到鄞縣便審時度勢，親自勘查，跑遍鄞縣境內(nèi)，勸督鄉(xiāng)民“大浚治川渠”，以修河防旱。寫出了著名的《上杜學士言開河書》。第二年，又在青黃不接的春季，開官府糧倉借貸于民，“立息以償”，使官民兩利。至于鹽政多弊已久，而州官查禁私鹽日甚，更似逼鹽民為“盜”。王安石雖為一縣小吏，卻慷慨陳詞，又寫下這篇為民請命的《上運使孫司諫書》。后人常指稱王安石的鄞縣之任為其“熙寧變法”的試驗場，似不無所指。以這篇《上運使孫司諫書》而言，其文以書代論，剖析深刻，識見精辟; 而據(jù)理直諫，語言犀利。雖“與上大夫言，絕無忌諱如此”(蔡上翔語)。恰如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的鋒芒小試。歷來因其多有可讀之處而傳布于世。

開門七件事，鹽在其中，吏民皆或不可缺。但宋代鹽政素苛重，而天下鹽利皆在官府，歷朝“尤重私販之禁”(《宋史·食貨志·鹽》)。因鹽利乃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自建隆二年起，鹽政屢經(jīng)調(diào)整，其宗旨仍在維護鹽入的聚斂。至于對私販之禁，朝廷頒法，州郡有律，更是不擇手段。所謂：“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無形中助長了查禁私鹽中的弊端滋生，以至竟如逼鹽民為“盜”者。轉(zhuǎn)運使孫司諫當時正是王安石的頂頭上司，作者敢于對上峰據(jù)理力諫，寫下這篇以書代論的宏文，足以顯示了王安石為民興利的志向與膽識。

作者落筆即開門見山，嚴肅地指出孫司諫“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令之不妥，“竊以為過”。文字簡潔，立論明確。一個“竊”字極符合下屬的身份與口吻，頗為傳神。而一個“過”字，含意無窮，作者不加解說便不明其義。行文反促人細讀。首節(jié)文字揭示此令既出，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與影響將適得其反：或其“勢不止”，或刑獄者必“眾”必“蕃”;或奸賴“乘勢”、“艚戶失業(yè)”;或盜仇者日多。凡此四項，遠非閣下擬令時所料，自然“不可不以為慮”。作者以事實說話，語辭明析，語氣委婉。一個“慮”字，設(shè)身處地，使人易于接受。雖是以書代論，仍不失書信的格式與禮儀。

二、三兩節(jié)為一段。作者指出鄞縣盛行販私鹽的原因，恰在于地少人多，手中無錢。無論“大戶”、“少者”，還是小吏、庶民，皆難于“尤不可時得者，錢也。”既使百畝良田，需供養(yǎng)家活口，需支“州縣百須”，生計尚不能維持，又怎行閣下的捕鹽之法，“責購而可得”呢?作者按抑下滿腔的激憤，為民請命。而筆觸深沉中盈溢著指斥。此處令不得行的道理依然由事實來說明。使貌似平易的文字，更顯露出一種格外的深刻和尖銳來。作者運文很注意書信的對象是令行一州、數(shù)州乃至一路之隅的轉(zhuǎn)運使，所以連用二句“非所以為政也”。點明了孫司諫令出而不能為政，捕鹽之法既使良民與無賴顛倒，又使法令全憑鞭械相督，此法此政的或明或暗已顯然。至于朝廷大臣，為官為吏，口必稱師“古之君子”，而令行卻無一字同古法，無疑會“失百姓之心”。所謂“禁而又重之”，懸賞緝捕之“購勢不止”，以及錢無由所出的現(xiàn)象連續(xù)發(fā)生，又怎能解釋“仁人在上”，但“令下有失職之民”。作者由設(shè)問起筆，以反詰句式作結(jié)，答在問中，又不直接傷害上峰的臉面。頗能見作者的匠心。

四、五、六節(jié)從文意和結(jié)構(gòu)上正合成一段。作者寫這封書信的特點之一是極善于設(shè)身處地的為對方著想。王安石的闡述極嚴密，此時宕起一筆，從上行下效的世風，論及世輒指上人“以為師”，而閣下此令出又“欲有為”，實在是“不可不慎”。結(jié)論順理成章，表面的文字并不含斥責，語勢已充滿了譏切。“不可不慎”幾近反語，孫氏令出，已純?nèi)皇谴蟛簧鳌Ｒ韵伦髡弑嫖隼糁蔚摹暗馈迸c“利”; 又退一步論及“出錢購人捕鹽”之法，其實并不能為國家斂財。王安石并不強求孫司諫能革除鹽政積弊，指出只須“循今之法而無所變”，取“欲重之”令是要不得的。否則，這種措施不僅于國于民無補，必將逼民紛紛為“海盜”，社會危機必然加劇。可見“欲重之”令，無異于抱薪救火。乏善可陳。

末節(jié)由時風日下，吏治頹廢發(fā)端。作者辨析上情與下情的企求通達，或囿于“憎人之言”，或困于“恣所欲為”，上下已經(jīng)是久不相往了。王安石就此慨然嘆曰： 如今上之人能聽取下言者惟剩你孫司諫; 而下言者能匯報上之人，也只有我王安石了。語辭含蓄，凜然，發(fā)人深省。

作為一封下級給上峰的書信，全文論述精辟而深刻，語辭質(zhì)樸中透露出凜然正氣。文字雖循書信體，卻處處表現(xiàn)出王安石體恤民情，見識卓越，富有政治遠見的敏銳和氣魄。王安石在鄞縣任上的三年實踐，使他受益匪淺。他之所以能寫出這封敢于直諫的書信，恰在于作者以下層官吏的身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的心志和吏才。全文由一項政令措施的行止利弊人手，語出有據(jù)，直抒胸臆。而文字簡潔婉轉(zhuǎn)，犀利之中又頗多趣諧，給人的印象很深。書信的文意不僅在指評辨駁捕鹽之法，實質(zhì)是對吏治黑暗的揭露和對州縣為政的探討。王安石從來反對“一州之善，不足書之”，輕視下層的認識。他在鄞縣時，“好讀書，三日一治縣事”(《東都事略》)，以“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通州海門興利記》) 鞭策自己，遂有考察十三日，步行數(shù)百里，查訪“東西十有四鄉(xiāng)” (見《鄞縣經(jīng)游記》) 的政績。

北宋鹽政弊端種種，緝查私鹽，“出錢購人”尤為首惡，鹽民深受其害。作者另有《收鹽》一詩，控訴了這種暴政。詩中“州家飛符來比櫛，海中收鹽今復密”，“爾來盜賊往往有，劫殺賈客沉其艘”二聯(lián)正是這封書信的寫照。后世有人指誣王安石與民爭利，恰證實了他們無視作者親撰的書信和詩作，用心卑劣。與之相反，鄞縣人民不忘王安石為政三年的政績，對于青黃不接時出官錢、官糧“輕息以貸”卻“至今德之，立祠院山下，神亦至靈。”(《宋人軼事匯編》卷十) 記載雖有附會，亦可證王安石所得到的擁戴之深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