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蘇軾《三槐堂銘并序》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宋王祜有功德于國家，未得拜相，因植三槐于庭，取周禮“三公面三槐”之義，以決其子孫之必相。后子王旦、孫王素相繼大拜。曾孫鞏與蘇軾相善，請作銘。銘者，述其先世之功德，以為子孫法也。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將安取衷哉?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笔乐撎煺?，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楩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年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后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名祜，顯于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币讯?，其子魏國文正公名旦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shù)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于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其子懿敏公名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余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 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 休哉! 魏公之業(yè)，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天下砥平; 歸視其家，槐蔭滿庭。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遑恤厥德，庶幾僥幸，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嗚呼! 休哉!

中國文學強調(diào)“教化”，歷代巨匠才子們自然都各領(lǐng)風騷。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應(yīng)當時人王鞏之邀，為其家的三槐堂作銘，其目的便在于“述其先世之功德，以為子孫法也。”

為何要為三槐堂作銘?東坡在開首講述了一段頗富傳奇的故事： 宋代的開國功臣王祜，沒能作成宰相，便取《周禮》“三公面三槐”之義，在自家的院子里親手種了三株槐樹，并說：“我的子孫中一定能出宰相?！比舾赡曛螅脑捁粦?yīng)驗，其子王旦、其孫王素都成為宰相了。

這故事的確令人驚異。是一種偶然的巧合，還是天遂人意?東坡把他的神筆點在一個“天”字上，劈首提出一系列的疑問：“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 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將安取衷哉?”幾個問句概括了攪擾人們幾千年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問題。在佛理已入儒學的宋代，因果報應(yīng)，輪回之說是人們解釋命運的信條，但對于用善惡必果之說難以解釋的以上諸現(xiàn)象又如何理解呢? 只有既知佛心，又明儒道的東坡，才能將二者圓通：“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并非不報，而是時機未到。盜跖長壽，孔子、顏淵困厄，并非是天意，而是因為時機未到，天意尚未顯露; 當松柏長成茂密常青的參天大樹時，才是天意的最終顯露。這樣我們便自然而然地隨東坡走向結(jié)論：“其可必也審矣!” (審，果真、的確)。

在這里，我們窺見了東坡輝煌文采的一點折光，欣然領(lǐng)悟到東坡用筆之妙。融天地萬物于一心的圣智東坡，將我們引入他所設(shè)置的“山重水復”之中，然后用他的神來之筆輕輕一撥，使我們頓覺“柳暗花明”豁然開朗，而文章也隨即切入正題。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后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蓖蹯锞褪沁@樣一位“世德之臣”，東坡極言王公的“德”：“歷事太祖、太宗二朝，文武忠孝，天下人望以為相?！钡豕F(xiàn)世沒能得報，“卒以直道不容于時”，因而便有了種槐之故事。果然，后來其子王旦成為宋真宗的丞相，“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王公之“德”已得一報。上天要報的是王公的“德”，這一報是終究要顯露的天意，對天之“可必”的更深一步論述，與前文形成對應(yīng)之勢，相應(yīng)成趣，為了使之“可必”的必然性得到高度的強調(diào)，東坡插入一個比喻句：“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將東西存于別人之手，去取時還有失落的可能性，而“修德于身”的王祜，在種槐十多年后所取的這一報，“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上天之報，天意的顯露是多么地可信可依、萬無一失啊!真可謂“言必信，行必果”，時候一到，必定有報。并且一報還嫌不夠，又來一報，王祜之孫王素又“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余年，位不滿其德”。上天對有德之人是如此優(yōu)待，一人之德，足以被蔭祖孫后世，天意是何等明朗。

東坡的悟心和不爽的天意與歷代的賢德仁義之士，有著天然的契闊，在這里他抒寫的就是這種認知，所強調(diào)的就是“德”。前面極寫王祜之德、天報其德還嫌不夠，又拿他與唐代的名臣李棲筠相此，認為二者“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突出的仍然是“忠恕仁厚”之“德”。緊接著，以承上啟下的一句話為整個序文作結(jié)收尾，并且引出銘文：“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極其灑脫利落。王祜的曾孫王鞏也在被其祖蔭，同時又在揚其世德，王氏之盛因即在于此，王氏之可法者也正在于此。

整個銘文，以一“德”字貫之，“槐”是“德”的象征，種槐便是種德，“吾儕小人……”一句，是對子孫后世的勸勉，也是東坡的自勉，警告后人萬不可忽視天意，不為后世積德，或僅憑僥幸而想得到好運，正與序中的“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一句相呼應(yīng)，使文章起到教化作用。而“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堪稱點睛之筆，這三棵茂盛的槐樹，便永遠成為德行的象征，卓然而立，警醒后人。

在中國文化的大統(tǒng)中，對于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探討，往往最后都歸于道德問題，認為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以“修身為本”，文學家們自然也念念不忘這一教喻的作用。但在這眾多的教化文章里，有誰堪比東坡的行云流水之文，絲絲入扣，水滴石穿地弘揚德行，使人讀來不禁拍案稱絕呢?后代的封建文人們讀后，便以此為鞭策：“然則人欲祈福子孫者，可不一探陰騭之原，而自修厥德也哉!”(清黃仁黼《古文筆法百篇》)就是今天，早已摒棄因果報應(yīng)之說的我們，不是也能從這構(gòu)思縝密，以理服人，不事空談，曉暢易懂的文章中得到啟示嗎?更不用說與東坡同代的王氏家族，因有了東坡的名筆而著稱于世，名垂青史了。有了這些，東坡更欲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