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非非堂記》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于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于靜也，毫發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其于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視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向，植叢竹，辟戶于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幾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歐陽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舉進士，同年五月，任兩京留守推官。第二年，改元明道，他在辦公廳修整后，在“其西偏”構筑一堂，并命名為“非非堂”。《非非堂記》就是作者記敘營建非非堂的緣起、體制和命名涵義的一篇文章。

文章分前后兩大部分。第一自然段是本文的前半部分，作者闡述了自己的是非觀，亦即辨明是非的外部條件和對“是是非非”的態度。

為廳堂作記，一般寫法應先寫廳堂建筑緣起和形態體制，而歐陽修卻另辟新徑，一反常人寫法。未寫廳堂之前，先論“是是非非”之理，記前有論，以論引記。這種寫法是很新穎而高明的，其妙有三：以非非名堂，既非用典，又非狀景，新奇而又費解，不加以詳細解釋，讀者一時不易明了其寓意。同樣闡釋“非非”，而置于開篇，則不致淹沒在泛泛的記敘之中，且又位置突顯，引人注意：其妙一也。廳名堂號，總是寄托主人的某種思想情趣的，以非非名堂，表現了歐陽修對現實的強烈批判精神，這和他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一致的。故本文雖為一堂之記，但記的目的是借以表達作者對錯誤事物否定批判斗爭的思想，而置闡述“非非”于記前，正好適應了突出這一思想的要求：其妙二也。用大段筆墨闡述了非非之義，就為下文打下基礎，所以，用“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一句作解，不嫌簡略，用它戛然而結，亦不顯突然： 其妙三也。

前半部分又分三個層次，從“權衡之平物”到“聞見必審”是第一個層次，作者通過“權衡之平物”、“水之鑒物”、“耳司聽，目司視”，等三組事物，從理論上泛論事物只有處于靜態的情況下才能正確地反映客觀現實。從寫法上，它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將深刻的哲理寄于淺顯的事物之中。“權衡之平物”是三組極普通又人人熟悉的現象，用它們的動態靜態時對各自功能影響的情況來說明問題，就形象地把高深的哲理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了。二是選擇作喻事物的典型性。這里所說的典型性是指所選事物間所具有的某種共同性和與下文要論述的事物間的某種共同性。所選的三組事物都有動有靜; 都是在動態條件下不能正確反映客觀現實，如權衡的“動則輕重差”、水的“動則不能有睹”、耳目的“動則亂于聰明”; 它們又都是在靜態條件下能正確反映現實，如權衡靜則“錙銖不失”、水靜則“毫發可辨”和耳目靜則“聞見必審”。正是這些共同性，使它們所要表達的道理具有了普遍性，并產生了使讀者的認識逐步加深的作用。同時，排比的修辭方法，更加強了這個藝術效果。三是在選擇事物時，注意了選用與下文正題所論相近的事物，以便于轉入正題。權衡、耳目與水，和廳堂本不相涉，和“非非”亦不相干，而作者作記，卻從這些事物落筆，初看起來，似是離題千里。但作者卻迤邐寫來，眨眼之間，已與題榫卯嚴合。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所選的事物最后一組能與前后皆有關聯。權衡和水，與人無涉，筆勢盡可蕩開，耳目則屬于人，則與“處身”的人相近，立將天外之筆，拉近咫尺之間，于是乘勢一筆收束，從容轉入正文。

從“處身者……”到“無所施而不中”是前半部分的第二個層次，作者在上個層次泛論動靜與反映現實的準確性關系的基礎上，引伸到人們處身立事，只有思想平靜而不受干擾，才能正確地“是是非非”。對這個層次，讀者應注意三點： 首先它在本層次中處于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上文為了說明動靜與反映的關系，以權衡平物喻之，猶嫌不足，復舉水之鑒物，又嫌不足，再舉耳目之于視聽，反反復復，不厭其煩，費了這多筆墨，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說明“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的道理。而下文對是是非非的剖析，正是從“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生發出來的，其次，就全篇來說，本層次也是處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位置。本文所記，無外乎兩點，一為堂之構造體制，一為堂之命名，而此二點，無不以此層次為基礎。既然“處身者”“心靜則智識明”，那么處于此堂者，亦必然要使堂室處于靜的環境，故下文的堂室構建，實際是以能“靜心”為設計原則。堂名“非非”，而真正能正確地“非非”，又必須以“靜心”為條件。一篇大文，文脈綿延，若常山之蛇，首尾呼應，而本層次，猶如蛇之七寸，實在是要害之處。再次，要注意文字的表層語義和深層蘊意。就文章說，所記者為堂，對照下文“朝夕居其中”，則這里的“處身”似指居處之所，“外物”指居處環境，這樣全文才能統一。不注意這點，是看不到文字的前后呼應，然而若僅注意了這點，還不算讀懂此文。言在此而意在彼，是作者常用的手法，說的是廳堂處身，而實際兼含為人的立身行事。綜觀作者一生行跡，確實是堅持原則，不為外物所眩晃，無論是支持慶歷新政，還是推行古文改革運動，都不為朝野小人攻訐和個人升降浮沉所動搖。這里實際是借以說明作者的立身處世的原則。

從“夫是是近乎諂”到“未若非非之為正也”是前半部分的第三個層次。具體評價是是和非非及作者對二者的選擇。讀這一層次，要從兩個方面著眼。第一，注意作者的行文筆法。一是先分后總的寫法：先分敘“是是非非”出現過分情況和不過分的情況，然后綜合二者“一以觀之”，得出“未若非非之正也”的結論。由于先分寫了兩種情況，故后一總結就顯得十分周嚴和可信。二是對比的方法：“是是”和“非非”，二者都可能過分，稍一過分，則“是是”就變成了“諂”，“非非”即變成了“訕”。正確的“是是”與“諂”之間，正確的“非非”與“訕”之間，就象真理與謬誤之間，只差一點點，故曰“近于”。先將二者危險性擺出來，若“不幸而過”，權衡二者利弊，“寧訕無諂”，亦即比較的結果是取“非非”。三是采取排他法：對于“是是”、“非非”做得都不過分，恰到好處，是不是二者都取呢?也不是，也是取“非非”。但作者并不是將二者一一論述再加以取舍，而是只論證其中之一是不必要的，則結論自然是剩下的一個是可供選擇的。他說“是者，君子之常”，沒什么可奇怪的，用不到人們去“是是”，并且，即使去“是是”，對君子也不能增加他的光榮。無論從哪方面看，“是是”都是不必要的，而二者必取其一，于是只能選擇“非非”。第二，注意本層次對表現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如果說第二個層次在文章結構方面居于關鍵地位，那么這第三層次則在文章主題思想方面居于重要地位。非非堂地處西偏，室又簡陋，既非名勝古跡，又非宏室廣廈，只不過是作者一個讀書思考問題的小耳房而已，本無須費這多筆墨作記。其所以為它作記，主要是因其以“非非”命名。以“非非”命名亦不一定必須寫篇文字，而作者偏要大寫特寫，則說明作者是有意讓人們了解它的寓意，表達這種思想。可見以非非名堂，實際是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情趣，表現了作者不肯阿諛奉承、敢于批判保守勢力的斗爭精神。而本層次正是集中而突出地表現了作者的這種思想。

第二自然段是本文的后半部分，具體記述非非堂建造的緣起、布局、用途和命名。

作為“記”來說，本部分的“堂”是記敘的主體，前半部分只不過是“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一句的提前注解而已。但從作者的寫作目的說，亦即文章借這篇“記”所要表達的思想來說，它又不是重點。這正如司馬光與“赤壁之戰”一樣，從歷史角度看是寫赤壁大戰，但作者之所以寫這次戰爭，是要通過這次戰爭總結經驗教訓供后人借鑒，故行文以戰前各方力量對比、思想狀況、戰略得失為主，而戰爭本身卻極簡略地一筆帶過。本篇的重點是在于表達作者的非非思想，不在于為堂畫象立傳，故對堂的記述也比較簡略。

從“予居洛之明年”到“朝夕居其中”是后半部分的第一個層次，具體記敘非非堂的興建緣起、房室構造、室外環境和室內陳設。內容豐富而文字精練，寫得很有特色。一是剪裁得當，因為非非堂營建在“廳事”的“西偏”，故須敘“廳事”的整修; 但過多追敘“廳事”事，則又喧賓奪主，故用“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一筆帶過。若讀者仍對此有興趣，盡可去看墻上臥碑，即作者的《河南府重修使院記》。省卻了許多筆墨，使文章不枝不蔓，馬上轉入正文。二是寫出非非堂的特色。“戶北向，植叢竹”是寫環境之幽，“辟戶于其南，納日月之光”是寫室內之明，“設一幾一榻”是寫其簡，“架書數百卷”是寫其雅，無一閑文，各有功用，寥寥數筆，就把一個幽靜、明亮、簡樸而雅致的非非堂描繪出來了。三是景物描寫緊緊圍繞一個“靜”字。堂在“廳事”西偏，是說其地之僻;“戶北向”，且為叢竹所繞，則北門不為廣納賓客所設; 南窗僅為采光，則其南亦與外界隔絕; 室內僅一幾一榻，別無琴棋古玩，則無擾亂性情之物;“架書數百卷”，便于獨自潛心誦讀;“朝夕居其中”，是摒棄干謁奉迎之事。凡此種種，都表現出非非堂是一個使心情安靜且又“不為外物眩晃”之所，故下文生發出“以其靜也”之句。

從“以其靜也”到結尾，是后半部分的第二個層次，寫作者在非非堂的主要活動和命名緣由。讀這段文字，要注意兩點。第一，本層次是全文的收束部分，前文已經大開，這里就要處處照應，以便將文氣收束停當，“以其靜也”是對非非堂記述的一個總結，也是下文敘述活動的原因，且與“其于靜也”遙相呼應。“閉目澄心”，是照應“心靜”;“覽今照古”是照應“智識明”;“思慮無所不至焉”則與“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相呼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則是對整個前半部分關于非非論述的收結。第二，敘述時利用了模糊語言的藝術效果。作者只說“覽今照古”，覽的什么今?照的什么古?“思慮”了什么? 前者作者避而不談，后者則以“無所不至”含糊帶過。實際這里邊融注了極豐富的內容，隱括了極深刻的潛臺詞。對照前文與聯系“故其堂以非非為名焉”，可知作者“覽今照古”所“思慮”的乃是對“今”時之“非”予以“非”之，即對當今現實的不合理的事物給予嚴厲的批判和否定。這就決定了文章必須用抽象的、模糊的語言來敘述，“今”時之“非”，豈可勝言，若一具體，必連篇累牘，且貽漏萬之累; 官場風波，尤宜慎重，若具體描寫，必授人以柄。而使用模糊語言，既囊括無余，又不露痕跡;同時文章也顯得簡練自然，圓融無礙。

綜上所述，這篇文章雖為記非非堂所寫，但所要表達的思想則不在于讓人們知道他建了個堂。中心思想應該是作者在記述營建非非堂和闡釋命名含義的基礎上，闡述了心情平靜而不為客觀事物干擾是認識判斷事物是非條件的道理和不取“是是”而取“非非”作為處身行事的原因，表現了作者積極進取的批判改革精神。

這一思想在當時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作者寫此文時在宋仁宗明道元年，時北宋積貧積弱已歷百年，外有北遼西夏之逼，內有水旱之災，而土地兼并、宮寢修建、租稅徭役，還在日益加緊地進行，這就更激化了社會矛盾和引起廣泛的農民起義。我們從后來作者所寫的《準詔言事上書》中的“三事五弊”和《原弊》中對造成社會弊病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作者在居洛期間于非非堂中所思慮的是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這一階段作者對社會問題的反思為他支持范仲淹慶歷新政和自己日后政治改革主張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另一方面，盡管當時社會已經呈現出十分危機的征象，但是執政者們卻照舊生活靡亂，尸位素餐。官場中冗員充斥，“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人間，相師成風”(《與尹師魯書》)，只知阿諛奉承而不敢爭諫。這就是為什么作者在這里否定“是是”而伸張“非非”的原因。因而本文是一篇對北宋社會現實具有很強針對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