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管仲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 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 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兇;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 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余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涂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后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洵一生仕途失意，雖具王佐之材，抱濟世之志，卻無由自達，其感慨郁憤之辭。多凝入文，故其作文有關任賢用人之篇極多。《管仲論》即為其一。

管仲，名夷吾，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經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命為相，對當時的齊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齊國實力大增，國富兵強。對外方面，他采取了“尊王攘夷”的政策，敗山戎，逐狄人，“存邢救衛”，又制止了楚人的北進，保衛了華夏的文化，使齊國在諸侯中樹立了威信。公元前651年，齊國在葵邱與各國會盟，正式確立了其霸主的地位。管仲相齊四十余年，終其一生，齊國富強，諸侯不叛。齊桓公有管仲秉政。自己貪溺享受，縱情聲色。在其周圍聚集了一些屑小之徒，豎刁、易牙、開方就是圍繞他的幸佞之臣。豎刁為了接近桓公，自宮以進; 易牙知桓公好味，烹子以獻; 開方本是衛國太子，棄千乘之位來投，父喪不奔，皆被桓公愛幸。管仲病重不起時，桓公問以托國之人，管仲請退此三人，以為人情莫不看重自身、愛惜其子、親于父母，三人所為不近人情，必有他圖。管仲死后，桓公逐去三人，卻食不甘味，寢不安睡，百無聊賴，遂又復召三人。后來桓公病重，三人果然各擁公子爭位，隔絕朝庭內外，棄桓公三月不葬，釀成齊國大亂，從此齊國一蹶不振，失去霸主地位。

這篇史論根據上述史實，引出歷史教訓，指出管仲未能力薦賢士承襲霸業，導致身后齊國大亂，闡述推薦賢士對于國家強盛安定具有重大作用的道理。

文章首段，作者以極簡潔的筆法。將管仲相齊興霸，死后國亂的一段歷史予以交待，緊扣題目，開門見山，為議論的展開進行鋪墊。

第二、三兩段，作者一反眾見，將齊國變亂的責住歸咎管仲，指出其未能舉賢托國，舍本求末，進不聽之言，實肇齊亂。議論的起句立意拔俗，振新耳目：“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 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欲說其事，先說其理，高屋建瓴，氣勢陡起，為下文之推進蓄足破竹之勢。順之而下，文章擺出具體的論點：“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不按其事而推其源，管仲之治齊國，實由鮑叔牙推薦而來; 豎刁等三人作亂齊國，卻從未見諸他書曰管仲導之。文章截然推出拂眾之說，頓使觀點突兀，引起懸念。接下，作者于讀者驚愕之后，用“何則”二字一轉，順機剖析其理，侃侃而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豎刁等三人，本來就是亂國之人，關鍵是看誰用他們的。這樣就突破了常人所見的表面現象，把問題的討論深入一層，而舉用此輩之人的是齊桓公，接下話鋒一頓，插入兩例典故：“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兇;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據《左傳》說，“四兇”是渾敦、窮奇、禱杌、饕餮四人，他們是虞舜時代的部族首領，因不聽管制被流放。少正卯是春秋末期魯國聞人，孔子任司寇時誅之，后世一直視之為反面人物。“四兇”和少正卯碰到舜和孔子，自會被誅除。接著話鋒回到原路上來，“彼桓公，何人也?”意思是那個桓公，是什么人?言外之意，桓公好行淫樂，其德行才識豈能與舜和孔子這樣的圣人相比?這樣作者將思路又引深一層：“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古人云：“責君子亦嚴”，桓公既然沒有圣人之才識自行去除小人，作為相國的管仲，“使桓以得用三子”的責任自然難辭。這樣，通過層層推理、步步進逼，使人不由自主被文章論理所折服。接著，作者舉出桓公問疾一段故事，加以評論，進一步指明由于管仲之誤遂肇齊亂。管仲病重，桓公問他誰可以為相，作者寫道：“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而已”二字。作者不值之情態溢于言表，引起讀者急欲知其下文，對此作者論道：“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焉?”這一段話，一聲長嘆，兩句發問，“筆所未到氣已吞”，構成強烈的感情色彩;理挾聲勢，情助理推，剖理未完，其氣勢已令人傾倒：解明桓公、三子、管仲之間的關系后，末句更將事理點破：“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焉?”令人十信服。隨之文章擺出正論：“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講明二者關系，分出輕重，進一步反復辯析：“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數而去耶?”于是嘆道：“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點明管仲失誤所在，提出“因桓公之問，舉天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夫何患三子者?”表明自己見解。這樣通過詰問，剖解，反復論辯，最后擺出自己觀點，邏輯嚴密，事理清爽，加之喟嘆發問，聲情并茂，氣勢沛然，使得議論抑揚生姿，透辟動人。

第四段，文章改換角度，進一步從齊、晉兩國霸業的比較中，來論述賢才對于國家的至關重要。齊桓公和晉文公都是“春秋五霸”中開創霸業的兩位霸主，兩人的聲名最為顯赫，兩國的霸業也最為鼎盛。文章從幾個方面來比較兩國情況：從開創霸業的國君來說，晉文公才能不及齊桓公;從雙方的臣佐來說，晉國諸臣中沒有一個比得上管仲，從承繼霸業的后代來說，晉靈公(晉文公之孫)是出名的暴虐昏君，廚子燒熊掌不熟，他以銅斗擊殺之，令內侍扛抬尸體過朝;筑高臺于街市，在臺上以彈弓彈人取樂。相對來說，齊孝公昭(齊桓公之子)為人寬厚，大大勝過晉靈公。以上諸方面衡量晉均不如齊，但從霸業來看，晉國“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而齊桓公死后，齊國便“一亂涂地”。造成如此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晉國“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老成人，年老成德之人，即閱歷豐富世事練達的人。晉靈公時，趙盾、郤缺、士會、臾駢等一班賢臣主政，故晉不墮其霸主地位;而齊國只“獨恃一管仲”，管仲一死，其政則亂。這樣通過兩國間的幾方面因素的橫向比較，賢才對于國家的重要作用便昭然突出了。

至此，有人會認為，齊國霸業的隕落是緣于齊國人材的匱乏。史載：管仲病重，其時寧戚、賓須無等大臣已死，鮑叔牙、隰朋等也垂垂老矣，桓公探疾問相。管仲論鮑叔牙“一聞人之過，終身無忘”，談及他人也“各疏其短”，認為這些人“皆不足以托國”，作者對此斥為“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所以第五段開句便提出“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意即天下從來不會沒有賢士，只不過是有賢士而沒有明君來發現識拔而已。此話從韓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句化來，以責當朝在位之人。管仲相齊四十年，若說他不薦賢士確為冤枉，隰朋、賓段無等人即由他推薦，寧戚牧牛于野。遇管仲而擢拔之。然而此類事多在其秉政之初，以后遂不復聞，等到管仲老病，他人也相繼凋零，乃致臨終無可托之人。對此，作者舉出兩例故事來對比： 一例是春秋時期的衛國大夫史鰍，向以耿直敢諫聞名，屢次進諫衛靈公，請用賢臣蘧伯玉而退幸臣彌子瑕，不獲采納，臨死之際，讓其子停尸窗下，進行“尸諫”。衛靈公來吊唁，終于省悟納從。另一例是西漢丞相蕭何，病重時向漢惠帝推薦曹參繼任相位。曹參拜相后，一切法度皆依蕭何所定而不加更動，保持了國政的連續性，史稱“蕭規曹隨”。文章借此說明“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因為在當時封建制度“人治”的情況下，國家命運往往“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所以“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把為國擢賢之事提升到個人的生死之上，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齊國之亂，管仲之咎難辭，故文末以“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剎住，與前文遙相呼應，緊扣題旨。

這篇文章的一大特點是立意新穎。作為一篇史論，貴在富有創見，言他人所未言; 又不能超越歷史事實，發無根之言。管仲是個歷史上備受景仰的賢相，蘇洵卻從其身死國亂這一史實，獨辟蹊徑，引出深刻教訓，從而闡述了賢才對于國家興盛的關鍵作用，借古喻今，以擢賢拔能重于個人生死來責在位大臣，立警世之言。

文章的另一鮮明特點是氣勢雄壯，感情充沛。其起句結尾殊為明顯，作者善于將具體的觀點，上升為理論，并錘煉為鏗鏘有力、通俗警辟的哲言，立于句首，使意境上拔，振新耳目。如第二段起句“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 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第五段起句“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文章的結尾處也收煞有力，使得文氣沖蕩回貫，余韻裊裊。如第四段句尾“……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又如全文結尾“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收句均極遒勁，言盡而意未絕，耐人回味，其間行文句式多樣，長短交錯、詰問興嘆、敘述剖解，也寫得疾徐有致，氣勢渾厚，動人心弦。“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伏照應，開合抑揚。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古文觀止》)。

第三個特點便是舉例精當，對比鮮明，剖析深刻，論理透辟。文章舉晉國霸業與齊國霸業相對照，一一比較各方面因素，得出賢才對于保持國家強盛的重大作用。舉史鰍、蕭何不悲身死，憂國之衰的“大臣之用心”，與管仲之死相比，論證其“不知本者”的咎誤，皆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至于文章的觀點明確，語言精煉，“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委曲”(謝疊山語)則是蘇洵的文章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