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可齋記言記行》的主要內容,《適可齋記言記行》導讀

《適可齋記言記行》是中國近代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馬建忠的重要文集。有光緒二十二年(1896)木刻本，光緒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適可齋記行》的《東行初錄》、《東行續錄》、《東行三錄》1946至1947年曾編入中國歷史研究社主編的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東行三錄》1942年還編入程演生主編的“中國歷代逸史叢書”，均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知可齋記言》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過張豈之、劉厚祜的校點本。

馬建忠(1844—1900)，字眉叔，原籍江蘇丹陽，生于丹徒(今鎮江)。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年長開始研究西學，博覽上海所出譯書，1876年被派赴法國留學。精通英、法、拉丁文，兼諳希臘文，獲博士學位。畢業后任中國駐英、法公使郭嵩燾的隨員。回國后在李鴻章幕中辦理洋務。曾去印度、朝鮮處理外交事務，遂有《適可齋記行》中諸篇行記。1898年與兄馬相伯撰有《馬氏文通》，從經、史、子、集中精選例句，參考拉丁語法研究古代漢語的結構規律。

《適可齋記言記行》匯集了馬建忠回國前后倡議學西方，行新政的主要論說和參與外交活動的記錄。旨在“敘吾生遭多難，其所以考究洋務之緣起如是”，“貫穿中外之端，與所以挽回世運者”。分《記言》、《記行》兩部分。《記言》4卷，由留法及回國后有關洋務、維新之函稟、論說組成。卷1《富民說》、《鐵道論》、《借債以開鐵道說》; 卷2《法國海軍職要敘》、《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巴黎復友人書》、《瑪賽復友人書》;卷3《上李伯相復議何學士奏設水師書》;卷4《復李伯相札議中外官交涉儀式洋貨入內地免厘稟》、《上李伯相論朝鮮商約界務稟》、《上李伯相論漠河開礦事宜稟》等，批判了洋務的官僚資本的種種弊端，希冀資產階級的“民”富，述及了西方的議會政治，透露出對西方民主形式的模糊認識。末篇《擬設翻譯書院議》提出了譯文的形似、意似和神似的標準，堪稱翻譯理論上的一家之言。《記行》分 《旅順記》、《南行記》、《東行初錄》、《東行續錄》、《東行三錄》6卷，以日記體形式記錄了自己在光緒七年(1881)以來辦理外交的經歷。《旅順記》、《南行記》分敘考察旅順防務、出使印度查辦鴉片所經過的香港、新加坡、檳榔嶼的情形。《東行初錄》記述光緒八年(1882)朝鮮與美國立約通商，其政府不諳外交愿請中國大員蒞盟，于是李鴻章命馬建忠率威遠、揚威、鎮海三艦至煙臺，會同美國公使薛孚爾駛赴朝鮮議約，隨后英、法相繼與朝鮮立約通商。《東行續錄》記錄了朝鮮與德意志立約通商，《東行三錄》主要記錄有關朝鮮李昰應問題。

《適可齋記言記行》在維新變法時期深受學界重視。1896年梁啟超在該書初版序中稱馬建忠對西學能“鑒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識革遞嬗之理，通變盛強之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認為此書中 “每發一論，動為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議，皆為數十年以后治中國者所不能易。”1897年蔡元培閱后認為，馬建忠于“西學極深，論鐵道、論海軍、論外文，皆提綱挈領，批卻導窾，異乎沾沾然芥拾陳言、毛舉細故以自鳴者。”《適可齋記言記行》是研究近代中國早期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化史與外交史的一部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