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海關志》的主要內容,《粵海關志》導讀

《粵海關志》是清人編修的一部中國最早的海關史志。梁廷枏總纂。清道光十八年(1838)始修，次年成書。有道光年間刊本。1935年北京文殿閣曾排印其中一部分。近年臺灣省學者沈云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出版的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續編) 第19種輯有全書。

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號藤花亭主人，廣東順德人。早年受乾嘉學派影響，究心于辭章考據之學。道光十四年中副榜貢生，選州判，改就教職，先后任廣州越華書院監院、學海堂長、澄海縣訓導、粵秀書院正監。道光十五年秋入廣東海防書局，參加纂修《廣東海防匯覽》。道光十八年應粵海關監督豫堃聘，負責總纂《粵海關志》。鴉片戰爭期間積極協助林則徐、鄧廷楨、祁土貢等，籌劃禁煙和反侵略斗爭。戰后熱心研究外國史地，先后編撰成《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合省國說》、《蘭侖偶說》、《粵道貢國說》，合刊為 《海國四說》。道光二十九年積極參加和組織廣州反英人入城斗爭，因功賜內閣中書，加侍讀銜。主要著述尚有《藤花亭十七種》、《藤花亭駢體文集》、《藤花亭詩集》、《夷氛聞記》等。

粵海關是廣州海關的舊稱，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后設立，乾隆二十二年(1757)寧波、廈門等處港口被關閉后，成為中國唯一對西方國家開放的通商口岸。鴉片戰爭前夕，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不斷東來，向中國輸出商品，走私鴉片，并不時炫耀武力，挑起沖突，中國東南海疆危機迫在眉睫。編修《粵海關志》，正是反映了清政府為加強海關管理和海防建設的需要。

全書共30卷，依據歷代史書、方志、粵海關署歷年檔冊，以及前人、時人記敘海外見聞的著述，分為皇朝訓典、前代事實、口岸、設官、稅則、奏課、經費、禁令、兵衛、貢舶、市舶、行商、夷商、雜識等14門。書中較全面詳細地追溯了漢代以后中外海上通商的歷史，輯錄了歷代、特別是清代中央政府有關管理中外貿易的政策、法令和制度，記載了粵海關的設置沿革、行政制度和關稅稅則，以及廣東海疆的港口變遷、地形險要和兵衛設施，并著重探究了中西貿易的歷史以及歷次海疆沖突的始末，為研究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外貿易關系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梁廷相對西方列強日益猖獗的商業擴張活動和鴉片走私行徑，極其警惕，深為憂慮。他嚴厲譴責英國等國“以鴉片煙流毒中華”，呼吁加強海上緝私，“嚴立規條，除惡務盡，此實海關要務”，并在 《禁令》門 “詳載歷次辦理鴉片煙章，俾萬世有所遵循”。為了有效地對付西方的軍事侵略，他強調“兵可百年不用，不可 一日無備”(《兵衛》)，主張在整頓關務的同時，加強水師和炮臺建設，使榷務與邊防“相資為用”，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意識和積極的反侵略思想。

通過對中外貿易的研究和海關事務的調查，梁廷相對商業貿易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初步認識，并表現出一定的重商傾向。《稅則》門詳細記載了粵海關自乾隆十五年起，至道光十七年止歷年征稅稅額，以及各種貨物的進出口稅率，并且指出粵海關在當時每年征銀已達“一百六十余萬兩有奇”，“華夷交資其用，公私均享其利”，主張加強口岸的設置和管理，使商船“有往來之利，無復溺之虞”，并要求大力整頓海關關務，“必清榷務之源，而后可以裕課，可以通商，可以便民，可以柔遠。”

在編纂《粵海關志》的過程中，梁廷相發現“東南番舶實有從古未通中國者”(《凡例》)，出于知己知彼的需要，他努力 “辨其種族，考其程途”，在 《貢舶》、《市舶》、《夷商》、《雜識》等門中，對20多個通過廣州對華貿易的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英國、葡萄牙、荷蘭等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歷史沿革、地理位置、物產風俗、對華通商狀況等作了初步的探索和介紹，開了中國人研究世界史地的先河。

《粵海關志》問世以來，長期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研究中國近代海關史和中外關系史的基本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