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的主要內容,《文心雕龍》導讀

《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文學理論著作。著者劉勰，成書于公元5世紀南北朝時期的梁朝。現存最早的是唐代手寫本，宋代辛處士曾為此書作注，注本已佚。元朝開始有刻本，現存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禾本及元至正嘉興郡學本。明代刻本有20余種，楊慎曾用五色墨批點，梅慶生音注，后又增曹學佺的評，這是現存最古的注釋本。清代刻本更多。乾隆年間，黃叔琳校訂本文并注、評，成 《文心雕龍輯注》，后又增紀昀的分篇點評，影響較大。本世紀以來，流行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周振甫的《文心雕龍注釋》，陸侃如、牟世金的 《文心雕龍譯注》等。

劉勰 (約465-522)，字彥和，南宋東莞郡京口(今江蘇鎮江)人，出身庶族。曾叔祖父劉穆之因軍功官至將軍、國公，叔父劉秀之官至刺史，父劉尚曾任越騎校尉。劉勰成年時，父母先后亡故，生活困頓。487年前后，隨僧佑(俗姓俞)到南京定林寺整理佛經。約于501年前后寫成《文心雕龍》。書成后受到尚書令沈約的賞識，劉勰被薦舉為“奉朝請”(榮譽職稱)，后以“奉朝請”的身份兼任臨川王蕭宏的記室。5年后遷任車騎倉曹參軍。511年受命出任太末(今浙江衢縣)令。513年回京任南康王蕭績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繼遷步兵校尉。519年奉詔回定林寺抄經，編成 《眾經要妙》。經成請求出家，曾皤發明志，敕許之。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著作除《文心雕龍》外，今僅存論述佛教教義的《滅惑論》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象碑》文。

《文心雕龍》用當時流行的駢文寫成，共50篇，約3.7萬字，分為上、下兩卷。劉勰又細分為四部分并標以名稱。

第一部分是“文之樞紐”，論述文學原理。共5篇，即《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在《原道》篇中，劉勰認為天地之外存在“道”。“道”既指造化天地的混沌元氣，又泛指儒家的思想原則。一切文(包括天地山川廣義的文)都源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道”經過圣人顯示成文，圣人借文明 “道”，人們只有通過圣人的經書才能了解“道”，所以劉勰提出宗經，即以經書為典范。而“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六義要求文章在內容上感情深厚，道理正確，格調純正。在形式上引事真實，結構嚴謹，文辭華美。劉勰宣揚 “六義”，目的是糾正南朝時輕浮、華麗的文風。《宗經》篇后有 《正緯》篇。“緯”指漢代用迷信觀點解說五經的書，“正”是糾正。劉勰“按經驗緯”，指出“其偽有四”。同時又認為緯書“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應該“宗乎經，酌乎緯”，即剔除緯書中譎詭荒誕之說，采擷其中豐富的文采。在 《辨騷》篇里，劉勰比較了 《楚辭》與經書主要是《詩經》的異同。他認為《楚辭》有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這些都與經書相同。但是《楚辭》又有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卻是違背了經書的原則。但是在總體上他又對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因而將 《辨騷》與《宗經》并列納入“文之樞紐”內，主張 “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貞，玩華而不墜其實。”這里揭示了文學及一切審美創造中奇與貞(真)，華與實的辯證規律，作為一種文學原則，對于后代發生了積極影響。

第二部分是“論文敘筆”，共20篇，論述了35種文體。當時人們把韻文稱作“文”，包括詩、賦、銘、誄等;不押韻的文章稱作“筆”，包括傳記、論說、章表、奏啟等。在論述每種文體時，劉勰又分為四個方面：一是依據文體的名稱解釋文體特點; 二是回顧文體的起源與演變;三是評論有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四是說明文體的寫作方法。例如《詮賦》篇論賦，先說賦的名稱與《詩經》的“賦”法有聯系，所以賦體特征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又說賦的發展受到屈原的《離騷》的影響，即“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接著，評論了戰國時代直到晉代著名的賦家作品，如論“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鵬鳥》，致辨于情理”。“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雖然是寥寥數語，卻抓住了作品的審美特征。最后總結寫作賦體在內容上要明達典雅，文辭上要巧妙艷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論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質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因為每一篇文體論，都結合具體作品，按其產生先后說明該文體的發展情況;這樣，20篇文體論，可以看作是20篇分體的文學史，勾勒了從上古到當時的中國文學發展的概貌。

第三部分是“割情析采”，是創作論，共19篇。這部分內容豐富，論述了文學創作中一系列重要問題。在《情采》篇中，劉勰闡明了文學中質與文的辯證關系。質與文相當于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思想與藝術。劉勰認為“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具體說就是“情理為文，秀氣成采”。用文質術語說即“文附質”、“質待文”，因而好的文章應該文質彬彬，內容與形式，思想與藝術得到完美統一。為此劉勰批評了“為文而造情”的創作傾向，提倡要“為情而造文”：“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文質彬彬的最高境界就是 “風骨”美。在 《風骨》篇里，劉勰認為文章“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風”指文章中高昂駿爽的志氣，志氣即思想感情。“骨”指文章端莊正直的文辭，典雅而不艷麗。“風骨”合在一起，指一種生機勃勃的文章美。具體地說，就是情感奔放，格調剛健;詞語典雅、樸實、精警、頓挫。所謂“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

劉勰論述的“文心”相當一部分指的是詩心，他提倡 “宗經”，《詩經》是其中之一。根據經書總結的“六義”，也可以說是詩的原則。《明詩》篇論述了詩的歷史，詩的特征，《樂府》篇論述了詩與音樂的關系。《物色》篇論述了詩情與自然與景物的關系。《比興》、《夸飾》、《麗辭》、《隱秀》、《聲律》諸篇分析了詩(賦)的各種表現方法。在當時，詩、賦是文學的典范形式，因而在這些論詩的篇章里最能表現劉勰的文學思想。劉勰認為，詩起源于人的天性：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即喜、怒、哀、懼、愛、惡、欲，實際上是人的情感能力。情感能力要能成為詩，關鍵在于 “應物斯感”。這體現在詩的意象創造中，如以山水詩為例，就是一方面要“隨物以宛轉”，真實地再現景物的形貌、色彩、生氣、音響; 一方面又要“與心而徘徊”，在景物的再現中，浸潤著詩人獨特的體驗。而且好詩要具備 “物色盡而情有余”，“余味曲包”的特色，就是說一首成功的詩，其意象不僅形象鮮明、情思新穎，還要有余味，有魅力，能給讀者提供再創造的空間。在《比興》篇中，劉勰論述了詩歌意象的表現方法問題。劉勰認為 “比”是比附，即 “切類以指事”; “興”是起興，即 “依微以擬議”。具體到 “比”，又分為兩種，一是比義，以物象比擬意義;一是比類，以物象形容物象。“興”也是一種比，但是 “比顯而興隱”，婉轉曲折，“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包含諷喻社會的含義。通過“比興”創造的意象，既 “擬容”，即再現客觀的景象，又 “取心”，即抒發出詩人獨特的感受。在 《夸飾》篇中，劉勰總結了漢賦的創作教訓，探討了詩賦如何運用夸飾。他認為夸飾與詭濫不同，應該“夸而有節，飾而不誣”。對于詩(賦)的麗辭對偶及聲律協調，劉勰也有一些中肯的意見。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還論述了文章的寫作方法。《熔栽》篇提出文章要熔意。熔意有三準： “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于終，則撮辭以舉要”。這三準強調了設情、酌事、撮辭對于熔煉文意的重要作用。在《附會》篇里談到了文章應有合理的結構，其要點在于 “總綱領”、“統首尾”。《通變》篇論述了文章既要遵循常規，又要善于變化。此外還論述了裁剪浮辭、巧用典故、繁略得當等問題。

《文心雕龍》還論述了文學風格、形象思維等文藝美學的重大問題。《體性》篇中的“體”，指文章的體貌，即風格。“性”指作家的個性，隱微的個性體現在作品里就是風格。作家的風格是多種多樣的，作品的風格也是千姿百態的。作家的個性可以從才、氣、學、習四個方面考察。才是才能，氣是氣質，學是學識，習是習染，即文學修養。相應地風格也分為四個方面：辭理、風趣、事義、體式。每個方面，都包含一正一反的兩種風格，合起來為八類即“八體”： 一典雅;二遠奧;三精約;四顯附;五繁縟;六壯麗;七新奇;八輕靡。在劉勰看來，這八體又是會通合數的，即相輔相成。因此，一個作家的風格，常常是一體或數體交相輝映，很難用某一種類型完全概括。同時，劉勰認為文體也具有個性，有獨特的風格，即 “勢”。《定勢》篇將22種文體分為六類風格即典雅、宏深、核要、明斷、清麗、巧艷，這六類與作家的八體風格大同小異，說明作家風格也受文體風格的制約。但是劉勰指出，高明的作家要善于 “總群勢”，即在剛、柔; 奇、正; 雅、俗; 典、華之間融會貫通，在具體作品里形成獨特的風格。《神思》 篇是《文心雕龍》第26篇，列為下卷之首，是文學創作論的基礎，清代曹學佺說： “文，神物也，故以 《神思》先之。上篇 ‘神道設教’，與之相應”。“神思”，相當于現代所講的形象思維。劉勰在陸機《文賦》的基礎上，論述了神思的心理特征及其在創作中的具體表現。如論述 “神思方運，萬涂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寥寥數語即揭示了構思的想象性特色。又如論“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論 “拙辭或孕于巧義，庸事或萌于新意”等.都是創作的甘苦之言。劉勰并指出，要想神思成功，“貴在虛靜”，即平定專一、全神貫注，使得志氣純潔、充沛。具體地說，“虛靜”包括“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即要有豐富的學識，明確的是非，豐富的生活積累及純熟的語言技巧，這樣論述神思具有較強的實踐性，顯得不空泛。在《養氣》篇里，劉勰指出寫作要精神飽滿，全神貫注，與神思也有聯系。

《文心雕龍》的第四部分包括 《時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這4篇劉勰沒有概括的名稱，今天看來，相當于批評論。《時序》篇是按照歷史的順序，評論了從上古到當時的詩文作品，像一篇文學史提綱。在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上，提出“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著名論斷。《才略》篇論述了文學的批評原則及方法，認為創作是“情動而辭發”，批評是“披文以入情”。批評者要“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在批評方法上，劉勰強調“六觀”： 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六觀”具體說明了應從哪些方面去鑒賞、批評一篇作品。在《才略》篇里，劉勰強調作家應有高尚的品德。清代黃叔琳說： “此篇于文外補修行立功，制作之體乃更完備”。

第50篇《序志》是序言，說明《文心雕龍》的寫作原因、目的及全書的結構、綱領，將全書各篇聯結成整體，體現出 “體大而慮周”的特色。

總起來說，《文心雕龍》評論了35種文體，163位作家，涉及的作品在千篇以上，概括了至遲能從《詩經》算起直到南朝將近1500余年的文學歷史，并且從理論上總結了這千余年的創作及批評的經驗，闡明了文章學、文藝學、美學以至文化學上一系列重要問題，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的、系統的文論巨著，在當時的世界文學、美學史上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正如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說： “《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 籠罩群言，而 《詩品》深從六義溯流別也。”

《文心雕龍》在后世發生了重要影響。梁朝昭明太子主編《文選》，其文體分類大抵依從《文心雕龍》。劉勰認為優秀的作品，《文選》也多為選入。在《文選》對于后代深遠的影響中，應有《文心雕龍》的部分作用。到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多次征引此書注釋《尚書》、《詩經》。宋代出現了第一部 《文心雕龍》注本，說明人們的重視。元代有了刻印本，錢惟善在刻本序中說，此書“立論井井有條不紊”，與圣人學說不謬。明代謝榛在《四溟詩話》 中，徐楨卿在 《談藝錄》 中，胡應麟在《詩藪》中都曾引《文心雕龍》為據論述詩歌創作。清代，《文心雕龍》更受重視，許多詩文評論著作如《原詩》、《說詩晬語》、《四六叢話》都征引了劉勰的言論。《四庫全書》收入了《文心雕龍》，并在“總目提要”中作了較詳細的論述。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古代文化曾一度被全盤否定，但是《文心雕龍》仍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出現了一批較好的校注本、譯釋本，研究論文、專著日益增多。同時，《文心雕龍》也傳播到國外，目前已有日文、英文、俄文、法文全譯本或節譯本，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國都有一些學者對此書進行專門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特別是近10年來，《文心雕龍》取得了新的進展，在劉勰生平考證，《文心雕龍》本文校訂，《文心雕龍》中“道”、“風骨”、“體”、“勢”等一系列概念、范疇的含義方面，在劉勰的哲學觀、美學觀等重要問題上都開展了深入的探討，得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不僅有助于加深對中國文藝思想史的認識，而且對于現代文藝理論與批評也有借鑒價值。1983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先后舉辦了數次國內、國際學術討論會，標志了此書在當代學術界的地位，以至《文心雕龍》研究被有的學者稱為 “龍學”。

參考文獻

• 1. 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 2.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 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 5.牟世金:《雕龍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