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與信仰·張中行》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北京大學校刊編輯部的人來，說今年是建校九十周年，想印個紀念文集，希望我寫點什么。我有些膽怯，因為沒有什么值得聽聽的話好說。但又義不容辭，這有如為親長開個紀念會，不管我怎么可有可無，也非參加不可。問內容有沒有什么限制，說要圍繞“我與北大”寫。寫什么呢？大事，沒有；瑣細，敝帚享之千金，讀者會厭煩。困難中想出一條路，幾年以前，感到衰遲之來，常常更加懷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于是把一時的記憶和觀感寫下來，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為《負暄瑣話》。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談我上學時期的北大。“我與北大”，命題作文，我算是已經寫了后一半。還有前一半，“我”，沒寫，這次就無妨以此為內容，算作補闕或拾遺。

寫“我”，選與北大有關系的，也太多了。多，無妨，篇幅可以拉長。有妨的是性質太細小的，如饑餐渴飲，太偏僻的，如個人恩怨，都不值得說，因為，用時下的話說，是沒有教育意義。想了又想，想出上面那個題目，自己認為，分量超過饑餐渴飲，可以說說。由己身出發考慮，也應該說說，因為它，作為問題，已經伴我或說纏我幾十年，而且看來還要纏下去，直到無力再想它。是什么問題呢？記得是當年讀英國培根的書，大概是《新工具》吧，問題的性質才明朗化的。培根說：“偉大的哲學始于懷疑，終于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機會，走進北京大學的門。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長，學會了懷疑；不幸半途而廢，雖然也希望，卻沒有能夠“終于信仰”。這不知道應該不應該算作辜負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后，心里卻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圍繞著這點意思，說說有關的情況。

想扯得稍遠些，由邁入校門的偶然說起。那是1931年夏，我通縣師范學校畢業，理應去教小學而沒有地方要，只好換個學校，升學。北大考期靠前，于是交了一元報名費，進了考場。記得第一場考國文(后來稱為語文)，作文題是八股文的老路，出于《論語·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試申其義”。那時候還沒念過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不知道原文有錯簡(應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于是含胡其辭，在“寡”“貧”方面大作其經義式的文章。其間并引《孟子》為證，說“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云云。這里要插說幾句話。我小學的啟蒙老師姓劉，名瑞墀，字階明，是清朝秀才。以會作破題、承題、起講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里當然有些不釋然。于是錐處囊中，或由于愛人以德，就自告奮勇，晚上給我們一些也還愿意聽聽的孩子們講《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講解，后背誦。“河內兇”這一章靠前，記得牢實些，所以能夠抄在考卷上。其時北大正是被考古風刮得暈頭轉向的時候，推想評卷者看到紙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給了高分。其他數學、外語等都考得不怎么樣，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錄取了。

錄取為文學院學生，選系，聽了師范同學也考入北大的陳世驤(后到美國教書，已故)的勸告，入了中國語言文學系。那時候，文史哲幾乎不分家，于是聽課，雜覽，就三方面都有。主干是溫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膽懷疑，如顧頡剛先生那樣，說夏禹王可能是個蟲子。又要小心求證，于是就不能不多翻書。現在回想，其時的生活是在兩條線上往前走，一條可見，一條不可見。可見的是上課，鉆圖書館，心情有如鄉下人進城，大街小巷，玉釧朱輪，都想見識見識。具體說，也聽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課；圖書館呢，由板著面孔的正經正史等一直到《回文類聚》和《楹聯叢話》之類，都翻翻，這，吹噓一點說是走向博，其實是“漫羨而無所歸心”，關系并不很大。關系大的是那條不可見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這精神是兩種看來難于協調的作風的協調。那是一，亂說亂道；另一，追根問柢。或者合在一起說，是既懷疑又求真。說這關系大，是因為它指引的方向不只是浮在水面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現于外是口說筆寫，要確有所見，不甘于人云亦云。

這當然是說學校，不是說我也這樣有所得。但是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這說來話長，只好大題小作。大概是學程四年的后期，追根問柢和懷疑互為因果，使我的興趣或說思想有了較大的波動。原想寫的《九鼎考》扔下了，認為即使考清楚了，與現在又有什么關系？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說通俗點是怎樣活才不是白白過了一生。這使我相當惶惑。只是惶惑，還不知道這個問題太大。有眼不識泰山，于是問人，以為輕易可以解決。只有兩次，印象深，還記得。先一次，大概是問比較活動的什么人吧，答復是要讀政治經濟學。讀了一點點，覺得不對，因為那只是講怎樣求得溫飽，并不講為什么要溫飽。后一次，是問在生物系上學的牛滿江同學(現在美國)，生物的生有沒有目的，他想了想，答，傳種之外像是沒有目的。我當然不滿足，因為這還不是值得夕死的道。是母校的追根問柢精神使我懷疑，又不甘于停止于懷疑，于是我不能不摸索著往前走。

近水樓臺，先注意本土的所謂道。這也多得很，其顯赫者是儒道釋(外來而本土化)。儒接近常情，有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追根問柢，這種道頗有可取，因為即使學周孔、秦皇漢武很難，努力，寫點什么，總不至于可望而不可即。問題是這種道并不是人人都同意，如老莊就是主張好事無所謂的；佛家更趨極端，認為這都是此岸的事，不只空幻，而且不免于苦。更大的問題來自理論方面，是，為什么不朽就可取？追到最后，恐怕只能乞援于《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說得雅馴，其實性質與倒霉，死于車禍，只好認命，正是一路。上天讓我們樂生，求飽暖，我們除了順從，還有什么辦法？

母校的追根問柢精神使我不能停止于順天，于是冥思，也找書看。書的范圍，一言難盡，總之是這條彎路相當遠，日久天長，甚至發現日暮途遠，想倒行逆施也難于做到。而所得呢，又是一言難盡。情況可能與宋朝的呂端相反，是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所謂大事，是道的理的一面，還是找不到可以貫通一切并為一切之根據的什么，換句話說，是還不能樹立起信仰。所謂小事，頭緒紛繁，這里只說兩類值得一提的。一類是道的行的方面，我不得已，思想上只好走寫《邏輯系統》的英國小穆勒的路，他中年也煩悶，找不到可以為之夕死的道，后來左思右想，接受了邊沁主義。儒家的順天命，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是邊沁主義一路，我同意，理由不是認為這樣最合理，而是為多數人著想，只能這樣。這態度，由理論上衡量，是不怎么積極的，因而就給持不同意見者，如佛家，留下余地，他們不高興在此岸，那就到彼岸也可以，只要說得到做得到就好。小事的另一類是熟悉了大問題之下的諸多小問題。舉有實用價值的為例，我不再怕鬼，因為確知現實世界沒有《聊齋志異》寫的那樣有情，人死如燈滅，就是想鬼也沒有。絕大多數也許是沒有實用價值的，總的說，是常用較冷的眼看一切。這樣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說的那樣單純，接受整體之前，要分析。就是說，還是懷疑的精神占了上風。其間一件小事更可以說明這種心情。那是讀英國羅素的《懷疑論集》，現在還記得有一處說，歷史課本講打敗拿破侖，英國的說功都是英國的，德國的說功都是德國的，他主張課堂上讓學生兼念兩種，有人擔心學生將不知所措，他說，能夠教得學生不信，就成功了。我欣賞他這個意見，因為是擂鼓助了懷疑之興。

這樣說，心里長期盤據著母校的懷疑精神，我就毫無遺憾嗎？也不然。值得說說的是兩種情況。

一種偏于世俗，是應付社會的捉襟見肘。世間有些事物，有些人看著完全好，或完全壞。我卻常常不這樣看。問我，窺測對方的意旨說，不好；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也不好。怎么辦？因為難辦，也就難說，這里只好不說。

一種偏于微妙，是知心安理得之為絕頂重要而不能心安理得。記得這種心理狀態不只一次跟深知的人說過。我外祖母是個鄉下老太太，信一種所謂道門，精義不過是善心善行得善報。有一次，我站在現代科學的立場，說并無來世，惹來幾句咒罵。現在想來，這是懷疑和信仰的交戰，哪方勝了呢？外祖母有信仰，當然相信得全勝。我呢，仔細想想，是勝敗難說，因為來世雖然靠不住，但那是信仰，有大用，用佛家的話說，是可以了生死大事。死生亦大矣，無妨縮小一些，說心安理得。而我，因為沒有外祖母那樣的信仰，一直是連縮小的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細想起來，這心情是有些苦的，記得前幾年曾寫幾首觀我生的詩，其中第二首的尾聯是：“屎溺乾元參欲透，玄功尚闕祖師禪。”這可以最簡要地說明我與北大的關系：是母校的懷疑精神引導我去思索道在屎溺，思索乾元亨利貞；可是自己琢而不成器，始終不能禪悟，見到如能朝聞則夕死而無憾的道。

善心善行得善報，報要由至上的外方來，待報，不問至上的有無，何形何質，何自來，是信仰。更典型的信仰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給我們福，要感謝，給我們禍，也要感謝。相信某種說法永遠是真理也屬于這一類。樹立這樣的信仰并不容易，因為與追根問柢的精神不能水乳交融。一種美妙的想法是使懷疑和信仰共存共榮。這做得到嗎？我不知道。也許培根有辦法，可惜不能尋其靈而問之了。另一種，不是美妙的，只是實際的想法，是分而治之。分是照古人的說法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后是上不能知，存疑，專顧下。以《中庸》的話為例，“天命”是形而上，可以不問理由，只是接受；然后是用全力鉆研“率性”，以解決夫唱婦隨、柴米油鹽等問題。其實，古今中外無數的賢哲，更加無數的常人，都是這樣做的。名堂可以叫得冠冕些，如以仁義王天下，邊沁主義，等等，用莊子的話一言以蔽之，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這類既復雜又朦朧的問題上，我因為死抱著母校的懷疑精神不放，雖然也知道，分而治之之后，應該盡量少問形而上的道，以求在形而下的范圍內徜徉，取得微笑；可是總認為，這低一層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想法和做法還是無根之草，或根不深之草，是長得并不穩固的。

越說離實際越遠，應該就此打住，回到本題。意思很簡單，是，如果人可以切為身心各半，我的心的一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是在母校懷疑精神的籠罩下，摸索著走過來的。這使我有所得。但沒有大得，因為未能“終于信仰”。這樣說，對于母校，我的心情也就不能不分而治之：有時感到慚愧，因為沒有成材；有時也感到安慰，因為沒有忘本。

除了記人的文章以外，張中行還以說理文見長。他這個人其實是相當理性的，受過相當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所以他的學術著作如《順生論》、《禪外說禪》、《文言和白話》等都條理井然，自成體系。即使是一般的說理性質的隨筆，也相當嚴密。

這篇《懷疑和信仰》是為北京大學九十周年紀念文集《精神的魅力》而寫的。全文貫串著英國哲學家培根的那句名言：“偉大的哲學始于懷疑，終于信仰。”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作者以不能“終于信仰”為憾事，他的哲學思想基本上受了羅素懷疑論的影響，他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懷疑論者”。在他1996年寫的回憶錄《流年碎影》中，作者就對此有過這樣的述說：“自知造詣有限，只能有始無終。但這‘始’也不是無所得，那是不輕信，是直到現在我還珍而重之的。單說這懷疑和追根問柢，二人同心，作為一種精神，至少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響卻是不小的。只說兩點。一是不信任何權威，如舊的子曰詩云直到上諭之類，新的什么主義、什么思想之類，因為依照懷疑精神，都可以問，或說必須問：‘你信，它就真正確無誤嗎？拿權威以外的理由來。’而經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經常是不許問。問，結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處嗎？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許沒什么好處。至于說到治學、求真，那就只能走這一條路。二是有所知，因為都問過所以然，所以就比較靠得住。總之，在紅樓混四年，我雖然未能‘終于信仰’，因為學會懷疑和追根問柢，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還是認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流年碎影》)

有句話說得好：“懷疑是學問的開始，一切學問都從懷疑出發。”這是必然的，如果一開始就毫不懷疑，那就不是求學問，而是拜菩薩了，只有愚昧的宗教信徒才如此迷狂。人因為有理性，所以能懷疑。理性越深，懷疑越大。上世紀初的大學者王國維有兩句詩寫道：“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他也是這么說，知識越深，懷疑也越大。很快就到達“信仰”的人往往淺薄，甚至迷狂。所以古今中外的大學者們，很少發現他們有真正的堅定不移的信仰，他們往往是懷疑論者——不管他們承認不承認，事實正是如此。

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信仰者不許別人不信仰，在他們看來，懷疑是有罪的，非要逼得你有所信仰不可——至少在口頭上有信仰。這就造成哄騙和欺壓，甚至造成億萬人哄一個，一個人壓億萬個的荒謬局面。所幸這樣的時代過去了，張中行也能公開地說自己是個懷疑論者。人們終于有了說“我不信”的權利。——這也就是北京大學這所中國最古老也最優秀的大學的校風，北大從蔡元培任校長開始，就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為治校方針的。張中行先生為母校寫紀念文章，歸根到底，還是從這里出發，又以這里為依歸——由此看來，他的思路還是十分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