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教育與史學傳統保證了文化傳承的連續性

在中國，夏朝距今四千多年，那時已出現了學校。西周時學校制度初具規模，包含國學和鄉學兩個系統，春秋時演變為官學與私學。所謂私學就是私人辦學。春秋末期孔子辦私學，打破西周官學的入學等級性，實行面對社會的開放教育，將文化傳承作為培養人才的中心任務。孔子把西周文獻加以整理作為教材，其中有《詩》《書》《禮》《周易》《春秋》（孔子依據魯國史官的記載整理而成，起于魯隱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因《樂經》失傳，故稱《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它們是儒學的基本經典，也是面向大眾的教材。“經學”一詞指解釋和闡述儒家經典的學問。其名始見于《漢書·兒寬傳》，稱重要典籍為“經”，以與一般書籍相區別。經學內容豐富而又龐雜，涉及文字學、歷史學、天文歷算、鳥獸草木之訓釋等。

還有，出現于唐末五代時期的書院，經北宋時期的初步發展和南宋時的突飛猛進，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應天書院等。這些書院由名師主持，師生之間自由討論，促進了中國古代學術的創新。

還要提到，中華文化的連綿不斷與史學的繁榮昌盛密切相關。孔子把魯國史官所作的《春秋》整理而成有獨特思想的歷史著作，標志著我國古代史學的開端。戰國至兩漢是我國古代史學的定型期，西漢時期大史學家司馬遷創造了史學的紀傳體例，寫出《史記》。東漢時期，史學家班固把司馬遷的紀傳體做了一些調整，以紀、表、志、傳的體例撰寫出《漢書》。《史記》與《漢書》標志著中國史學的成型。魏晉南北朝至明末，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史學成為全面記錄中華文化的獨立學術部門。由中央政府組織學者，官修史書。唐至宋、元、明，每個朝代都召集學者撰寫前一朝代的歷史。除正史紀傳體不斷為史學家使用外，編年體也有很大發展。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是我國最為著名較為完善的編年體通史著作。明末清初直至鴉片戰爭前，是我國史學的總結和嬗變時期，史學著作中更加突出了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歷史軌跡。

中國古代史學不僅記述社會人事變遷，而且記載了自然界的變化及其與社會人事的密切關系。在我國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十八史本來就有“書”和“志”，其中有關于天象的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的內容。至于中國古代的地理，與天人之學也有密切的關系，不論是自然地理或歷史地理，都有關于天象變化與地理學的記載。我們說中華文化連綿不斷，從何處得到證明？回答是：從中華歷史的記載中得到充分證明；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史就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