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主要思想內容

《詩經》多被視為文學作品，人們重視用文學鑒賞的方法閱讀詩篇，把握其藝術特色與文學價值，特別是在表現人物的思想情感及其現實主義風格方面的意義。但是，《詩經》也內蘊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詩經》詩篇，特別是變風變雅之作所反映的對天、上帝的懷疑，人文精神的覺醒等，在現當代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備受人們關注；一是《詩經》與中國古代哲學的關系，從先秦開始，《詩經》便成為思想家、哲學家構建思想的重要資源，這種構建形成了《詩經》學持續不斷的發展歷史。

首先，《詩經》中的歷史意識與歷史追溯。

作為樂歌集的《詩經》，在傳唱中記錄和傳播著某段歷史、某種觀念以及某些情感情緒，這是它能興起人志意，使人振作有所作為和歡愉的地方。關于周代社會的原始遺風，孫作云在《周先祖以熊為圖騰考》中認為“熊”是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的圖騰，《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所謂姜嫄履大人之跡而生棄（后稷），就是姜嫄履熊跡而生棄”，并認為“大人”說法是對“熊”圖騰避諱的結果。

《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好）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論衡·奇怪篇》：“儒者稱圣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這兩部漢人的著作，都記載了關于上古或三代始祖起源的傳說，記錄了一些歷史的影跡，其中除禹母的傳說不見于《詩經》外，其他兩種分別見于《商頌·玄鳥》與《大雅·生民》。周始祖分為男女二人，最早的女始祖姜嫄，不過是姜族的女性罷了，作為始祖，是母系氏族社會，距今約萬年之前，是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后期及新石器時代的初期和中期；而作為父系氏族社會開始的后稷，也不過5000年前，周人之所以將二者視為母子關系，不過在表明社會的發展次第和他們對上古歷史的茫然。《生民》詩造句夸張，但顯示了兩點：一是后稷不同尋常的降生方式；一是后稷對農業的重大貢獻。詩歌作者畢竟未將后稷作為完全的神人來寫，只是突出他出生的傳奇性而已，這可能是作者對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一種猜測，其中蘊含著對周代歷史的追溯。《國語·周語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尚書·舜典》“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此）百谷。’”，大抵是說虞夏時代已有后稷的活動，約距今4000余年。據考古學的資料，4000年前的渭水流域，已屬農業社會。所以，與其說后稷是具體的某個人，還不如說是一個時代與社會轉型的標志和代表，即父系氏族社會與農業時代。

圖騰崇拜后，由后稷開始，祖先崇拜便粉墨登場，而周的歷史和世系沿革也漸漸明朗，盡管中間也有不少跳躍與遺漏的地方，可參見《史記·周本紀》。《詩經》中明確提到后稷（《生民》）、公劉（《公劉》）、古公亶父（《緜》）、太伯（《皇矣》）、王季（《大明》《皇矣》）、文王（《文王》）等。由圖騰崇拜，到祖先崇拜，標志著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文明的發展。而且由此也大約可以看出周民族遷移的歷史，公劉遷豳，約經500年，古公亶父（文王稱王以后，追尊為“太王”）時，周人又由豳地（陜西旬邑）遷都于岐（陜西岐山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周民族同“姜”姓（羌族的一支）的穩固的婚姻聯盟，如《生民》《閟宮》《緜》《思齊》等，表面看是族外婚的形式，實際上蘊含著明確的戰爭聯盟意圖。“周王和羌族的通婚，是為了在西北方找尋同盟者，借此共同防御戎狄，并共同反抗商國。”而與商朝之間的通婚，則是曲折發展的。直到王季時，“摯仲氏任”，才娶了摯國姓任的女子（《大明》），排行第二（《毛傳》“摯，國；任，姓；仲，中女也”），生下文王。摯是商的屬國，地在今河南省汝南縣。此時周的勢力已經壯大，向西征伐戎狄，向東咄咄逼人。文王被人稱道的地方很多，《大雅》和《頌》中有許多稱頌他的詩篇，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與有莘國（夏的后代所建）聯親（《大明》），意義非同尋常。

《詩經》的歷史意識別具特色，其中戰爭場面描寫以及戰爭觀念等，是《詩經》的重要內容，如《皇矣》《大明》《東山》《破斧》等。對奴隸主剝削的控訴，對美好理想的向往，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小雅·大東》等。

其次，《詩經》的人文精神。

《詩經》中洋溢著濃郁的人文精神，這是因為《詩經》作為樂歌集，不僅是周代禮樂文明的產物，而且是禮樂文明的表征，反映了當時各類人群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比如重視生命，體現在對生的歌頌、對愛情的向往、對婚姻的贊美、對禮儀的重視、對人格的反思等方面，實開諸子風氣之先。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人文精神和西方在經過對中世紀神學反思基礎上提出來的人文精神內涵不同，不是側重對個體價值與人身自由的重視和強調，而是在禮樂背景與宗法前提下對人的重要性的認定，常常表現為“大我”形象，與家、國、天下聯系在一起，具有一種不無悲劇色彩的昂揚精神。對人的價值和現實生活的強調，使這種人文主義色彩更加明顯。《詩經》的這種人文精神體現了對禮和現實人生的重視，它是建立在對人的人格和社會屬性及禮儀屬性肯定的基礎上的。

《召南·甘棠》本是懷念召伯的，盡管這位召伯可能并非西周初年的召公奭，而是宣王時期的召虎，前者《詩經》中稱召公，后者才稱為召伯。《韓詩》和《史記·燕召公世家》指認為前者。“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茇，假借為，《說文》“舍也”，《鄭箋》“草舍也”；敗，摧毀；《鄭箋》“拜之言拔也”；“說”“同”“稅”，停馬解車而歇。對高大茂密的棠梨樹的愛惜，并不是針對具體的樹，而是人的德行與功業。只因為這具體的事物與人有了某種關聯，才倍受重視，這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獨特的文化人格力量。

人的價值地位的確立，往往典型地表現在對男女性別的看法上，而在《詩經》時代，還沒有分明的男尊女卑觀念。即使神圣的祭祀儀式，女性也可參加，從采集祭祀物品到烹煮加工、安放祭奠、主持禮儀等。女性因為出嫁，甚至可以親自直接祭祖（《召南·采》）。詩《小雅·斯干》容易引起男女尊卑的看法，實際上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同時伴有古人對男女、陰陽的認識。“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朱熹《詩集傳》：“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鄭箋》“男子生而臥于床，尊之也”，“臥于地，卑之也”，實際上是不確切的，這滲透了漢人的觀念。

當時有些女性性格決絕，傲然不可侵犯，甚或可以申訴婚姻上的問題，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召南·行露》就是女子拒婚的詩。《邶風·柏舟》所寫女主人公在滿腹委屈無處傾訴、漂泊一身無可憑依的情況下，依然態度堅決、絕不茍從，并對自己充滿了自信，體現出自強、自尊、自愛的鮮明人格。《鄘風·鶉之奔奔》就沒有漢以后明顯的三綱思想，而是表現出對兄、君的斥責和厭惡，說明這個時候三綱的思想還沒有形成。

《鄘風·相鼠》體現了禮的重要性，禮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屬性。“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衛風·淇奧》則直接表達了君子修養場所、方法和性格的正面形象，并成為后世儒者異常熟悉的詩句和向往的境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

最后，對現實和“生”的重視。

《秦風·權輿》是沒落貴族回憶昔日生活、感慨今不如昔的詩，能反映出社會的變動帶給人們生活的變化。變動冷酷的現實促發了某些人的覺醒，他們在痛苦中甚至羨慕植物的無知無覺，借此麻醉自己，曲折反映了關切現實而又無能為力的處境。“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初，尚無庸”（《王風·兔爰》）。“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檜風·隰有萇楚》）。“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唐風·山有樞》）。這些思想傾向和術語，后來被道家所繼承和吸收，因此，《詩經》也孕育了某些道家的思想觀念。

對生命的重視，不能不提到詩歌作者對當時“人殉”的看法，見《秦風·黃鳥》：“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恰恰反映的不僅僅是惋惜自然的生命，而是富有更豐富多彩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內涵。這體現了《詩經》思想的深度和廣度，需要人們進一步探討。

《詩經》是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重要源頭之一。《詩經》詩篇反映了人們豐富的感情世界，并以其鮮明的人文理性精神，開辟了中國經典與思想文化發展的獨特道路，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奉獻了自己的力量。

關于《詩經》的研究，在海外也比較發達，如日本、韓國等。在日本，有源遠流長的《詩經》研究傳統。這種情況，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與深刻影響，并為世界文化交往與創新做出了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