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的歷史地位及影響

《易》自戰國時期即被稱為“經”。自漢代始，《易傳》與《易經》合編為一體，被儒家尊為“六經”之首。《漢書·藝文志》認為，“六經”皆為專門之學，各有其具體用途，并隨時代需要而“變改”，但“《易》為之原”，“與天地為終始”，是“六經”的理論依據，作用是無限的。

《易傳》對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歷代思想家大多是通過解《易》來闡發其思想觀點、構建其思想體系的。漢代以后，對于《易傳》的研究基本上可分為象數和義理兩派。《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小序》概括說：“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于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象數派雖受到義理派的批評，但象數派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確有不可否認的貢獻。如漢代象數派的“卦氣說”，對元氣自然觀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易緯·乾鑿度》所提出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宇宙生化因素，對中國宇宙生成論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作用。宋代陳摶所傳《太極圖》，為周敦頤和邵雍所改造、發揮，在理學的產生與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義理派則純粹從哲學意義上研究《易傳》，通過解《易》或以解《易》為基礎構建出別具特色的思想體系。曹魏王弼通過注《周易》與《老子》《莊子》，創立了玄學思想體系。理學的重要奠基者張載以解《易》為基礎創立了氣本論思想體系，為理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的代表作就是以解《易》為主的《正蒙》。理學的創立者與集大成者程朱的思想體系的構建同樣也離不開《易》學的重要基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也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內傳》《周易外傳》等大量“易學”著作，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氣本論思想。不僅古代思想家如此，即使是近代思想家中也有不少是通過解《易》創建出新的哲學體系的。康有為的進化論哲學，就是將《易傳》的變易觀與西方的進化論思想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新儒家熊十力的“新唯識學”也是在“融《易》以入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

《易傳》不僅對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在古代許多領域都有鮮明烙印。《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小序》中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總之，《易傳》是中華文化延綿不絕、不斷發展創造的重要源頭之一。